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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正式讨论修建铁路的事，起始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后的“海防议起”。
李鸿章早就看出了小日本刚发迹时的民族自卑心理及其相伴而来的想要摆脱小国阴影的征服企图。他在写的《遵议日本通商事宜片》中说：“日本近在肘腋，永为中土之患。”他认为小日本这些年来仗着引进了些西方机器技术，又造了几段铁路，“颇为西人引重，其制造铁厂铁路练兵设关，一仿西洋所为，志不在小”。在“海防议起”中，李鸿章对铁路在与日本交锋时的军事意义有了更为明确地论述，他认为铁路对于军事上的作用：“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则统帅尚不至于误事。”
但搞海防、修铁路，清廷一没技术，二没装备，又要从何着手呢？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和上海的洋商们发生了一起纠纷，这场纠纷曲折地替中国解决了修建第一条国产铁路的材料问题。
前面说到，1864年英商在上海造的吴淞铁路被中国政府以28。5万两银子买了回来。南洋大臣沈葆桢开始时主张自办，但后来又决定把它拆除掉，而拆下来的铁轨设备则运到台湾交给丁日昌，准备在台湾修建铁路时使用。
“海防议起”本来就是针对台湾防务的，因此，中国的第一条铁轨道于1876年建筑于基隆矿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一条轻便铁道，车辆利用海岸坡度由矿井滑行到海岸边。让人觉得纠结的是，这条铁道上是没有机车牵引的，这与真正的铁路还是有着质的差别。不过，这好歹也应该当做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1876年初被任命为福建巡抚的丁日昌，乘机拟订了一个发展台湾铁路的宏伟计划。他亲赴台湾进行考察，并于这年冬向清廷上了“十害”、“十利”和“七不必虑”的奏折，最后说服了清廷为他的铁路计划埋单。当然，清廷没这么大的钱袋子可以直接拨款给他，而是让他自己去从地方的关税、厘金里提收。如果是李鸿章来做这件事，可能并不难办，但是丁日昌毕竟不是李鸿章，各关各省根本不买他的账，不按规定交钱，以致工程无法进行下去。丁日昌后来病了，这项雄心勃勃的铁路计划也只能作罢了。
虽然台湾的铁路没修成，但意义却很重大，主要的一条就是冲破了不许筑铁路的禁区。
局势扭转
在中国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机构之中，各种利益纠葛和食古不化的保守势力总是不想看到新的能改变政治和经济格局的新事物顺利发展。铁路这样事关重大之举更是如此。
1880年10月间，为对应付运输开平煤炭的需要，唐廷枢开始兴建唐胥铁路，与此同时，中俄关于伊犁问题的交涉日趋紧张，与商务、军务密切攸关的铁路修建问题很自然地又被提到议事和实践的日程。当时，“自解兵柄，养疴田园”的宿将刘铭传被召入京，他毫不含糊地上了请速修铁路以自强的奏折。
刘铭传是李鸿章一系的人，他说的话本来就和李是一个鼻孔里出气的，李鸿章有了这个抒发观点的好机会当然不愿错过，可就在他的声援刘铭传的奏折到达朝廷之前，一个叫张家骧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突然跳了出来提出反对。张家骧反对中国自建铁路的基本理由与当年反对洋商在中国造路相类似，不过他更具体地针对了刘铭传的建议。根据他的说话，造铁路主要有三大弊端，除了影响民间田亩、房舍、坟墓等之外，一旦开设了铁路，洋人就可以前往还没有开埠的城市，到时候就难以应付；而且铁路一开，大家伙儿都走陆路了，天津的码头也就废了，招商局斥百万巨资置的产业就毁于一旦了。所以，修铁路的事，绝对不可行。所谓翰林院侍读学士，好歹也是从五品，在翰林院里也是一个中层以上级别的官员，他说的话，朝廷也不得不掂量掂量。于是，清廷在当天就把张家骧的奏折批交李鸿章、刘坤一，让他们将张的奏折与刘铭传奏折一并复议然后上奏。
李鸿章与朝廷里经常给他唱反调的传统保守派人士辩论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所以这一次他也没有感到特别震惊。就在张家骧提出反对意见的十天之后，他的《妥筹铁路事宜折》终于到达了朝廷中枢。李鸿章首先列举了欧美各国之所以日臻富强的原因，是“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接着，他又阐述了铁路有易于集兵、利于运输以及在军饷、通讯、救灾、拱卫京师等九方面的有利之处，其中“国计、军谋两事，尤属富强切要之图”。李鸿章极力赞成刘铭传的修筑铁路的建议，并针对张家骧提出的“三弊”一项一项地予以驳斥。
朝廷中的老派集团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反而被李鸿章的大肆张扬而挑逗起了更大的反对浪潮。通政使参议刘锡鸿说：“火车实西洋利器，而断非中国所能仿行”，他的发言稿准备地比较充分，提出了“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他声称：“若造铁路，则不惟不设险，而且自平其险，山川关塞，悉成驰骤之坦途，重门洞开，屏障悉撤，一夫奋臂可直入室矣。”这实际上是10多年前反对洋商在中国筑路时害怕洋人占据中国土地的论调的重演，并没有什么新意，只是把对付侵略者的调调拿来对付刘铭传和李鸿章罢了。其他如降调顺天府府丞王家璧、翰林院侍读周德润等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重鼓不宜筑路的陈词滥调。
辩论了一段时间，拿捏不定的主裁判清廷中枢终于于1881年2月14日（光绪七年正月十六日）下达了上谕：铁路货车是洋人搞的玩意儿，要想办起来，且不说它弊大于利，就是需要的资金也要数千万，我们到哪儿去搞那么多钱？要是向洋人借钱，那后患无穷。所以，根据大家伙儿的建议，铁路还是不办了吧。这基本上宣告了这场争论以顽固派胜利而告一段落。
但吊诡的是，洋务筑路派虽然在口舌之争中“败诉”，却在筑路的实际行动上取得了胜利——庸胥铁路建造完工。这条路于1881年春夏之交建成，但一开始，跑在上面的列车是用马拉的，直到该年6月，才开始用机车牵引，机车名为“中国洛克号”。但后来有老古董官僚起来弹劾，说机车行驶震动东陵，所以开了没多久就被查禁了，不过，这的确是中国使用机车牵引的头一部火车。
唐胥铁路上的蒸汽机车
唐胥铁路建造之际，正是顽固派坚决反对中国自己修筑铁路之时，也是清廷对刘铭传修建铁路的奏议断然拒绝之时，这种逆形势而为的工程能够顺利竣工可以说是洋务核心奕訢在暗中指挥的功劳。奕訢作为光绪帝的生父，权倾一时，是铁路建造的一位有力推行者。奕訢在双方争论时曾对李鸿章指示：铁路“试行于煤铁之矿、开垦之地，以及屯军设防之一二口岸，俾见闻习熟，渐推渐广”。这“渐推渐广”四字正好说到了李鸿章心坎里，所以他立马恭维奕訢是“权衡至当，深协机宜”。正因为这样，唐胥铁路对于冲破不许筑铁路的防线的意义，远超过了台湾筑路所造成的影响。李鸿章和洋务派们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建设必将“渐推渐广”。
朝廷的顽固分子当然不想看到这种局面发生，他们在等待着时机，打算把洋务派彻底拉下马。1883年，法国向越南进兵，中法关系日趋紧张，李鸿章又向奕訢提出了紧急修筑铁路的事宜。1884年中法战起，因为害怕漕粮海运可能会资敌，而河运则有阻滞之难，于是赞成修铁路的人又开始多了起来。但反筑路集团也马上开始群起进攻。内阁学士徐致祥、山东道监察御史文海、陕西道监察御史张廷燎、太仆寺少卿延茂等人上奏清廷，力陈修建铁路之害。但他们的发言，大都还是陈词滥调，都是什么“以千余万之资，不以治河，而以便夷民”，铁路一开“开门揖盗”，“关山尽失其险”，必使“小民失业者不可胜计，往往铤而走险流为捻匪”，等等。但声势一时也颇为浩大，不由让洋务派们捏了一把汗。
但接下来发生的三件事，帮助洋务派扭转了局势。第一，光绪十年（1884）十一月二十五日，朝廷谴责了徐致祥的奏折，说他不平心论事，“辄敢肆行訾诋，殊属诞妄，著交部议处”，受到“降三级调用”的处分。这无疑是对顽固反筑路派的一个打击。第二，1885年夏，左宗棠临终前写下遗折，力主先造清江至通州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他指出：外洋各国建造铁路“民因而富，国因而强，人物因而倍盛”的情况，其“有利无害，固有明征”。第三是中法战争结束后成立了海军衙门，任命奕訢为总理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曾纪泽为帮办大臣，铁路事务划归海军衙门掌管，而上述三人都是积极主张修筑铁路的。
在这样的有利局面下，李鸿章又从理论层面上回答和反驳了反筑路派最常指摘的几个问题：有碍庐墓论、夺民生计论、“我能往寇亦能往”的“尽东其亩”和“开门揖盗”论。至少在辩论方面，让洋务派不落下风。
在实务方面，李鸿章同奕訢又马不停蹄地谋划展筑唐胥路和修造津沽路的事宜。而正当北方展筑唐胥路和津沽路高歌奏凯时，南方新建的台湾省的第一任巡抚刘铭传，也在那里开始筹办铁路。这个早在1880年就上奏清廷请求修建铁路的刘铭传，在8年后，并不因为当初的挫折而改初衷，他力主先造由台北大稻埕到基隆的一段铁路，这段铁路于1887年春动工。刘铭传还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亲率兵勇修造了10余里的路基。但因为山阻工艰，该段铁路到1891年才竣工通车。当1893年台北新竹段完工时，刘铭传已经离职，继任巡抚邵友濂，因为经费不足没就没让工程继续下去，于该年2月停工了。
上述南北呼应的修筑铁路的行动，是给顽固反筑路派一个最好的回击，清廷内部展开的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