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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1823…1885）
一般丝商都在为生丝的不景气垂头丧气，但胡雪岩却越来越亢奋。这个人眼光很毒，他知道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生丝价格却跌个不停，这里肯定有原因，一旦让他逮到这个原因，那就一定有巨大的商机在里面。他最后看出来了，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华商们各自为战，力量单薄，结果让洋人控制了生丝的价格。他觉得如果以自己的财力介入这场生意的话，应该可以扭转华商的颓势，从洋商手里把价格控制权夺回来，从而获取巨额利益。
1881年6月，胡雪岩开始坐庄，巨量采购了生丝3000包。1882年5月，这个数字达到了8000包，而到了10月份，他囤积的生丝达到了1。4万包，几乎到了见丝就收的疯狂地步。外国人见着阵势也怕了，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录了他们与胡的让步交涉：“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1882年，全国的生丝供应量大约在50000包左右，而胡雪岩的囤积量接近了总量的20％，加上他对其他丝商的影响力，虽然未必能垄断全国的生丝市场，但对市场价格还是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的。
胡雪岩成功了。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但是洋人们没有办法，要在中国收生丝，还就得按照胡雪岩定的价来收。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当胡雪岩在1883年10月9日将2000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时，每包的定价高达380两；而之后将剩余的生丝卖给天祥洋行时，价格也在372。5两。生丝业给胡雪岩带来了巨额的利润。
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就是他的阜康钱庄。这家钱庄的营业区域遍布大江南北，实力雄厚可想而知，而且这家准银行还利用胡雪岩的特殊身份获取了大量的低成本政府存款，其中包括了他帮左宗棠西征包办的军款，光这笔款子就有1595万两，都是从洋行或者政府的财政上支取，直接划到阜康钱庄的。清政府几乎成了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调用的资金库。
生丝和钱庄，一个可以巨额生利，一个可以保证资金往来和安全。本来胡雪岩只要老老实实地守着这两项庞大产业继续坐大，他几乎是不可能被击败的。但是他惹错了一个人，这个人直接导致了他硕大无朋的商业帝国的彻底覆灭。要不是这个人和胡雪岩之间的龃龉，要不是那场挤兑风波，19世纪末的晚清经济还要景气得多。
这个人，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盛宣怀。
盛宣怀的发迹史
思维总有着无限活跃性的我们经常会梦想这样一种情形：自己一手拎着取之不尽的钱袋子，一手攥着渗透着熏天权势的官印子，那时候是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两相通融，其乐无穷啊。哪怕是天王老子，能奈我何？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痴心妄想症的灵光一现，很快就会被自我解嘲的方式湮灭掉。
但是，毕竟还是有那么几个人，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或通过自身的努力，他们能够达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二位一体的地位。在清末，至少有两个人就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胡雪岩，另一个就是盛宣怀。
两人相较，从名声上来讲，胡雪岩这个容易被戏剧化的人物显然要更有知名度，但是从实际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来看，盛宣怀胜过胡雪岩的何止是一筹。
本书不是单纯的传记，没有必要把盛宣怀的家世翻一个底朝天，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从他和胡雪岩的血战开始的，至于他的身世，读者需要知道的是如下内容：
盛宣怀于1844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官宦世家，从小被祖父和父亲赋予厚望，希冀他能在仕途上走出一条光宗耀祖之路。但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却不再争气，乡试不中，读了几年“高复班”，又考了两次，依然名落孙山，从此断了这个念头，开始闯世界。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真的有所体悟，他称自己的这种转行是致力于“有用之学”。虽然没有文凭，好在有家世背景在，官二代要混口饭吃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早年（也就十七八岁的时候）随父亲到地方去任职，见识不少，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才华也开始崭露头角。到了27岁的时候，盛宣怀到了他一生中对他的前程至关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雅故”——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遇到了李鸿章，盛宣怀从此就彻底脱离了“混”的境界。
从李鸿章身边的机要秘书做起，盛宣怀可谓一路顺畅。正像大多数“高考”落榜、仕途不举的人一样，盛宣怀接触社会比一般务“正业”的官僚子弟要早，而且因为曾经辅佐过父亲治理地方，他见过的世面也比较广，对于洋人的新技术、工业革命的成果有着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了解。在洋务派领袖李鸿章手下干活，也让他的眼界更加开阔。
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陈三立在为盛宣怀写的墓志铭中说盛宣怀“最受知李文忠公”，这话说得不错。盛宣怀能被李鸿章所看重，主要不是靠他父亲盛康和李鸿章的旧关系，而是因为他热衷于引进先进的西方技术来创办近代工商业的洋务立场与李鸿章不谋而合。李鸿章在和太平天国打交道时就已经意识到新式技术制造的洋枪洋炮的重要意义，在他于1864年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中就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国外利器，欲学习国外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之后几十年中，李鸿章一直视替朝廷办理洋务为己任，是清末洋务派当之无愧的代表。而盛宣怀从科举受挫之后，转而致力于“有用之学”，进入李鸿章幕府之后，他的这种“有用之学”在洋务中找到了根基，从而与李一拍即合，成为其麾下最耀眼的洋务明星。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铁路总公司、中国通商银行这几个洋务大宗先后都受到了盛宣怀的控制，而开始轰轰烈烈、后来不幸夭折的湖北煤铁矿以及集矿、焦、铁于一体的汉冶萍公司也是他一手操办的。
在那个时代，电报、轮船、铁路、银行、矿务，这其中哪一样都可算得上前途无限光明的前沿产业了。从这个角度看，集这几大产业于一手的盛宣怀的层次显然要比只会搞搞倒卖生丝、偶尔做点军火生意、开办不太稳健的旧式钱庄的胡雪岩要高端不少。当然，盛宣怀的产业都是国家投资或者商户集资的，算到他头上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而胡雪岩可不同，他的产业基本上都是自己的。尽管盛宣怀在整体的经济调动能力上高于胡雪岩，但就个人的经济实力而言，却远非后者的对手。
不过，胡雪岩的优势却算不上什么优势。盛宣怀虽然自己没多大的钱袋子，但他却管了很大一个仓库。这种官商一体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胡雪岩枉为堂堂红顶商人，却没有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脑袋里老琢磨着怎么利用眼前的优势获得短期的利益，显然缺乏一种长期的眼光，地主阶层的思维方式可能是桎梏他手脚的一大因素。人们常说一个人钱多得富可敌国，这种话只能对一个小国说，遇到中国这样的国家，那是没有人吃得消与国库相比较的。胡雪岩即使家里堆着金山银山，但和国家“软预算”拨款投资的“国有企业”或者和千万商户集资的“集体所有制”这两条大腿比起来，连条胳臂都算不上，最多只是一根小拇指。这就决定了盛宣怀和胡雪岩之间实力的悬殊差距。
但胡雪岩没有认清这种形势，在他心目中，盛宣怀不过是个靠着后台暂时得志的黄毛小儿，要跟自己掰手腕，实在是拿脑袋当砖头使。
争夺电报线
胡雪岩和盛宣怀交恶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盛宣怀早年在参与创办轮船招商局的时候，因为挤走了挪用招商局公款去炒房的房地产大亨徐润，让当时就觊觎招商局的胡雪岩感到后生可畏的寒意。于是，胡就暗中让人打盛宣怀的小报告，说他在经办业务时收了回扣，结果导致言官弹劾，让他丢掉了招商局督办的职位。1878年，盛宣怀到湖北去勘查铁矿，打算主持开办荆门矿务总局，结果胡雪岩再次祭起小报告绝技，使得盛宣怀又一次半途而废，早早被调回了京城。时间到了1880年，清廷打算要建电报线，胡雪岩又要跟盛宣怀来争。胡的后台是左宗棠，而盛的老大是李鸿章，这两个实力派人物在暗中较量，胡和盛就成了前台斗争的棋子。
李鸿章最早打算要办电报局，是他在交涉中俄伊犁事件中深刻体会到通讯不便的弊端。在盛宣怀的策划和鼓动下，李鸿章就上书朝廷要求办电报局。朝廷也深有同感，立刻准奏。而这个时候，根据胡雪岩的建议，左宗棠也递上了奏折，提出开办电报的要求。李鸿章和他的本家李莲英关系不错，他从李公公那里得到了风声，感到很不爽。盛宣怀倒不那么紧张。他知道宫里面的事情很复杂，电报不是说办就能办的。左宗棠要去做出头鸟，那就让他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