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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观应（1842—1921）
那么股价究竟多少比较合理呢？盛宣怀是算过这笔账的：按当时账册，电报局存有资本银370万余两，合计银元530万元，按总股份220万股科派，每股应为240元；或者按照票价每年派息20元，以常年7厘计算，股票价格要290元。290于170之间的差距还是有点大的。盛宣怀于是折中说：“其有和平之论，则谓照上年票价每股二百元，万不可再减。”对盛宣怀这位手头持有900股的大股东来说，股价自然是多多益善了。但按照他的说法，他也有自己的难处：“若为商股请益，必有嫌疑；如竟照一七奏定，迹近抑勒，实于朝廷兴商之美意稍有窒碍。”从多方面考虑，盛宣怀倾向于按每股200元收赎。于是，他一方面给股商们“定拟给价二百元”的暗示，希望他们按这个数目进行要求，另一方面，他又将了袁世凯一军，说：“电政归官，根于项城（袁世凯）二十八年原议，此次非项城开口，终不能加至二百元。”这是要拿袁世凯当挡箭牌，价格低，商人们骂的是他，价格高，朝廷责怪下来，负责的还是他。
清政府与股商的矛盾很大，争论了一个月后，总算松口，决定增加10元，也就是按照每股180元收赎。盛宣怀感到很不满意，于是就给他的顶头上司邮传部尚书陈璧发电报说：“政府执定加十元为优待，华商执定票值连息不应短少，非特不认优待，直谓情同抑勒。似此两面受挤，何敢再赞一词！”
对他这个大股东来说，按200元一股收赎，他可多得很大一笔收入。然而，他毕竟是身居高位，需要带头做榜样，朝廷既然做了决定，就顺从办理，按政府规定的数字缴纳股票吧。但他毕竟是有点不甘心的，向陈璧道：“弟系电报创办人……所介于嫌疑者，只为自己执有九百股。先缴，则商诟；请加，则官疑。”在他看来，自己真正是“两面受挤”，夹在中间受气，两头都不是人。
不过，他毕竟还是眼光长远的人，不会为了自己手头股票的芝麻丢了西瓜。电报局归官，至少有两个好处，一可以把电局从北洋把持下解放出来，第二，他已经在邮传部当上了高管，电局归官，就是归自己。与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事业相比，损失一些金钱算什么！最后，他决定舍股价而响应政府的号召，把手里的900股电报局股票按照清廷的规定，集齐先缴，打破了官商之间僵持的局面。于是，电报收官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这样一来，他就又可以重掌电局大权了。在盛、袁二人旷日持久的电局争夺战中，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盛宣怀还是成了最后的赢家。
得到了电报局之后，盛宣怀开始了轮船招商局的第二回合争夺战。
招商局也是他经营了几十年的企业，而且从盈利水平上讲，更是高于电报局，他要是就这么让袁世凯就夺走了还能淡定处之，那才说不通呢。
1908年11月，慈禧和光绪帝先后亡故，3岁的末代皇帝溥仪登上了皇位，他的父亲载沣出任摄政王，掌握朝廷军政大权。载沣向来看不惯靠着逢迎慈禧而发迹的袁世凯，在这个自己手握中枢大权的时刻，他很快在朝廷元老重臣的支持下，于1909年1月发布上谕，以袁世凯“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勒令他下岗回家养病去。
“久为项城屏逐”的盛宣怀终于迎来了夺回轮船招商局的绝好机会。不过话说回来了，瘦死的骆驼好歹也有点分量，袁世凯虽然被罢了官，但他的亲信、部将还担负着各部门的军政要职，新任邮传部尚书的徐世昌就是袁手下的得力干将，而且徐世昌同招商局中的港商也往来从密，而港商在又占了招商局里相当大的股份。看来，盛宣怀要夺回轮局也绝非易事啊。
盛宣怀知道一口吃不成胖子，所以决定一步一步、稳扎稳打。他先是大造舆论，说北洋官办招商局“专为剥削”，不事经营。这倒是事实。袁世凯控制招商局之后，为了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就把招商局当做了钱袋子，极尽了搜刮之能事，经营腐败透顶，郑观应看不下去，说这个企业“官气日重，亏耗日巨”。从机构说，北洋大臣委任“会办五人，坐办二人，提调二人，稽查二人，正董事三人，副董事三人，漕务董事二人，帮办一人，其挂名文案领干薪者颇多”，尸位素餐者更不计其数。至于“亏耗”，以1908年为例，虽然名义上有2。03万两的利润，但于在自保船险项下拨出了30万两开支，所以实际上亏本了20多万两。
盛宣怀曾经拿被袁世凯接收后的轮局同自己任督办时的情况作了对照，说我1885年接办轮局的时候，只有华商资本200万两，1902年北洋从我手中接办时，资本额已经达到了2000多万两，增长了不止十倍。就在这样的基础下，北洋方面居然不给招商局增添船只，各口岸码头栈房也没有一处增添，不仅如此，上海浦东码头、天津塘沽码头、南京下关码头也都被卖了出去。就从这方面说，盛宣怀千方百计要把招商局夺回来也是可以理解的，哪个母亲能够忍受让自己的孩儿受到这样的虐待？
另方一面，盛宣怀还紧锣密鼓地物色合适人选，以对抗徐世昌等袁系人物。他的老友郑观应是广东股商的领袖，在港粤商人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而且他的观点也与自己相近，是抵制“徐党”的理想人物。1903年3月27日，他给寓居澳门的郑观应写信说：“现在沪上股商准拟呈请注册改归商办，但恐粤商又有误会……港多徐党，或愿放弃商权……吾兄为商务耆旧，既尚有心扶持大局，应请择同志同股愿列名公呈者，多则十余人，少则五六人，克日密寄弊处，以便凑集四五十人，即可办理。到京谒见商务大员前往。弟请公三月间来沪，以便偕弟北上，机不可失。”这么做，一来可以利用郑去做港粤股商的工作，以抵消“徐党”的影响，二来可以争取和组织商办的人员和力量。
郑观应接到盛宣怀的信后，立即联系了“同志同股愿列名公呈”的人，密寄给盛宣怀，并于1909年5月上旬到达上海。盛宣怀交给郑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大力组织招商局的商办事宜，而这个关键就是召开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且在选举中必须使盛宣怀阵营胜券稳握。
郑观应到上海不几天，就开始紧张地进行招商局商办的活动。他首先设立招商局股东挂号处，以挂号处名义刊登广告，请股东携股票或息折来挂号处登记，声明“挂号逾股份之半即开股东大会”，以便按照商律组织商办。挂号处实际上是起个了解情况、争取同志的作用。郑明确说，“挂号处应照广东办法，举定股东数人”作代表，“非同志兼有嫌疑者不取”。他认为，股东中的这种同志在江浙皖粤闽等省都是有的，预期的目的是能够达到的。
果然不出所料，挂号处的工作取得了成功。不到两个月，在上海股商持验票折陆续挂号的达2。4万余股。到宣统元年五月底止，“已得股份全额十成之六”，超过郑观应预期的“全数”之半的目标。于是，1909年8月15日，在上海静安寺路召开了股东大会，推选董事，讨论章程，会上选出盛宣怀、郑观应、施绍曾、谭国忠、严义彬、唐国泰、张允言、杨学沂、何声灏等九人为第一任董事。盛宣怀任董事会主席。这九名董事和查账员基本上都是盛宣怀战线上的人。这标志着盛宣怀与袁世凯争夺招商局的胜利。随即以郑观应为主拟定了招商局组织商办章程46条。这样，轮船招商局就真正成为了商办之局了。
干戈变成玉帛？
盛宣怀人生有两次大发迹，有趣的是，这两次发迹都肇始于他自称为“知己”的人失势之时。第一次是甲午战后，李鸿章下台，盛宣怀却在一年之中连得汉阳铁厂、铁路总公司、华盛纺织厂、通商银行等几项要职，又举办了南洋公学和北洋大学堂两所学校，在官场上他还得到了太常寺少卿衔并获专折奏事权。第二次是13年后，袁世凯被罢官了，盛宣怀时来运转，不仅夺回了轮、电两局，而且还当上了中国红十字会的会长、筹赈大臣。不久他又从邮传部右侍郎、帮办度支部币制事宜的位子上晋升为邮传部尚书。
这可能不是历史的偶然。因为这些“知己”对于盛宣怀来说，与其说是他升官发财的推手，不如说是抑制他平步青云的阻碍者。袁世凯自不用说了，一上台就翻脸要从他碗里夺食，即使是恩师李鸿章，也在各方面对他多加抑制，让盛的才能和野心没有办法最大程度地发挥出来。所以，对于这两位“知己”，盛宣怀都颇有微词，是可以理解的。
但对他来说，“知己”毕竟是“知己”，翻脸的时候可能是打得不可开交的对手，但是脸一转回来，还可以继续做朋友。这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尤其是在官场上，少一个敌人，多一个朋友，都可能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不太有人会为了旧仇陈怨而断送了自己的前程。而盛宣怀和袁世凯之间的关系正好是这一种复杂性的最好说明。
与庚子年的动乱让盛宣怀寄望于袁世凯一样，当辛亥年间的革命形势越来越炽热的时候，盛宣怀又想到了他的这位老战友。
早在革命前，率军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在致盛宣怀的电函中，就有“非有如慰帅（袁世凯）其人者，万不克镇压浮嚣，纳诸轨物”之言。盛宣怀虽然已经不太待见自己的这位同门，但是在军事实力方面，他还是不得不认可端方的看法。
武昌起义刚发生时，盛宣怀是最积极主动策划镇压的清廷重臣。起义发生后，身为邮传大臣的盛宣怀情报掌握得比较迅速而准确，他一方面要使在武汉的革命军无法夺取火车这个在当时是最迅速有效的交通工具，一方面又让清军能够最快最安全地利用火车，以保证调度的方便可靠。他以邮传部的名义急电上海轮船招商总局，要求准备运输兵马辎重的大轮船五艘，为清廷集中兵力，对革命军进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