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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历史叫什么名字？叫“元祐更化”。元祐是年号，其中暗藏了一个意思，就是多亏了高太后这个明白事理的老太太出来保佑我们，所以叫“元祐”。什么叫“更化”？就是把原来干的那些事全部变更掉。
但是，老太太年纪大了，自然做不了几年主，老太太一死，宋哲宗就会亲政。宋哲宗说，对，你是宋神宗的母后，以母改子没有问题，是符合孝道的。我是宋神宗的儿子，我要以子继父，这也符合孝道啊。所以就把旧党赶下台，把新党再召回朝廷。
这段历史叫什么？叫“绍圣绍述”。这名字听起来很别扭，绍圣是宋哲宗的年号，“绍”和“述”都是继承的意思，“圣”指的就是宋神宗。“绍圣绍述”就是说，宋哲宗要继承宋神宗神圣的使命，把他未完成的事业干下去。于是，新党又上台了。
可是宋哲宗执政没几年也死了，又上来一个太后，就是宋神宗的老婆向太后，她虽然是宋神宗的老婆，但是她特别讨厌新党。于是，新党再次被赶下去，旧党又被召回朝廷。这一段有两个年号，一个叫元符，一个叫建中靖国，这俩年号都是有意思的。
什么叫“建中靖国”？就是说，我们新旧两派不要再争斗下去了，搞一个中庸的东西，这叫“建中”；“靖国”，就是平静的意思，就是不要再闹了。但实际上向太后还是倾向于旧党的，所以又扶植了大量的旧党上来。
向太后没有几年就下台了，然后是谁亲政？就是宋神宗的第二个儿子，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道君皇帝宋徽宗。他又开始搞宋神宗那一套，旧党再下去，新党再上来。
如此一来，整个北宋的政治成了什么？就像翻烧饼，这面烤煳了翻另一面接着烤，不断地折腾。新党上台的时候，是不是还要搞改革，推行王安石的那些政策？
没那回事，这个时候新党和旧党已经沦为两个政治符号，没有什么实际的改革措施了，就是互相指着鼻子骂，你是小人、我是君子云云，朝廷政治就变成了一个党争型的政治。
在宋徽宗年间，党争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我们来看一下宋徽宗的年号，崇宁，什么意思？就是要崇拜熙宁年间宋神宗做的那些事。宋徽宗搞了一件事情，刻了一副“元祐党人碑”。当年高太后搞的那一套不是叫“元祐更化”吗？宋徽宗认为，上台的旧党都是奸臣，所以亲自用他的瘦金体在碑文上刻下了这些人的名字，司马光、文彦博都在上面。刻下来干什么呢？立在开封，告诉大家，这些人的子孙永远不许参加科考，朝廷永不录用。
后来宋徽宗把这个碑建得全国都是，当然，其他碑上面不是宋徽宗的字，而是大奸臣蔡京的字，元祐党人碑就作为蔡京的一个重要的书法作品被保留了下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的遗迹。
元祐党人碑上刚开始只刻了100多个人的名字，最后名单扩大化，变成了300多人。而且这张名单上已经不分什么新党、旧党了，所有的政敌一概打击。这个党争甚至在北宋灭亡之后，一直到南宋，还在折腾。
讲到这儿，大家可能才会理解，为什么王安石是国家由统一到分裂的罪人。都是因为他搞变法，才导致整个大宋天下变成了一个党争的天下。
这段故事真是让人感慨。你可能会问，罗胖，难道你想否定王安石吗？我没有那个意思，你以为这里面有谁是正确的吗？谁都不正确，一个正确上台，另外一个正确就在台下等着，要把前者推翻。所以到底是王安石对，苏东坡对，还是司马光对，已经变成了一锅稀粥，谁都不对。
为什么效率型变法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效率型变法讲究的就是单目标效率系统，一定是要靠权力把效率给推进下去。可是效率型改革有一个天然的前提，就是要先造蓝图再施工，蓝图不对，房子肯定会盖走样。
所以，这个蓝图一旦画出来，它就一定得正确。害死人的就是这“正确”二字，因为“正确”这个家伙一旦登台，它只有两句台词，第一句，我正确；第二句，所有反对我的都不正确。所以“正确”一生的使命就是要把那些跟它不一样的东西强行赶下去。这就是效率型改革往往会贻害无穷的原因。
改革开放：活力型改革的好教材
你可能又会问，如果罗胖你是王安石，应该怎么改革呢？这事别问我，我也“穿越”不回去。但是我知道，如果想搞一个活力型的改革，真的有一本好教材，那就是中国人现在还在经历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有著名的“三论”，叫猫论、摸论、不争论。“猫论”就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的就是好猫；“摸论”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不要争什么意识形态、是是非非。
其实这个逻辑可以倒过来理解，第一步是不争是非，咱们别说改革蓝图已经描摹好了，它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不争是非。
第二步就是“摸论”，就是大家分别去摸，有人能摸到帮助过河的那块石头就好。那么，那个人就是逮着老鼠的好猫，判他是正确的，让改革再往前走一步。
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特别重要的一个经验，就是先不争是非，让它去试，试好了我再事后追认，让整个改革往前走一步，这才是活力型改革最好的一个样板。
老子的思想当中有一个特别奇葩的理念，叫“不尚贤”，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尊重贤人。这不是很脑残、很反动的话吗？为什么老子会说这样的话呢？刘军宁先生在天堂茶话当中解释得很清楚，什么叫尚贤？把一种人定为贤，就是定了一个标准，这个标准的对错你是不知道的，等于先论了是非，就会出现我们前面讲的王安石变法演化的逻辑。所以不尚贤恰恰是保护贤者，所谓的尚贤恰恰是伤贤。
我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我想说的是商业。现在很多企业觉得互联网＋、互联网浪潮扑过来了，我们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浪潮当中，要激发企业的活力。可是现在有多少企业用的是活力型改革的方法呢？他们大多用的都是效率型改革的方法，在总裁办里面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叫“推进互联网战略委员会”，天天开战略会议，老总极端重视，一定要用企业最多的资源，不遗余力地把这场改革给推进下去。可是结果呢？往往会距离那个效率的目标越走越远。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讲的那个道理。
所以，企业家们如果真觉得自己要面对互联网转型了，真的要参与到这个活力驱动的全新市场环境当中，那么，你面前真的就有一面镜子可以参照。它的正面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而它的反面就是王安石变法。
第65章 成长的坐标（1）（）
中国古代有一句话：“纵使一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这句老祖宗留下来的话，很有保守主义的智慧。我们每天拱一步卒，也比一年来一次将军要强得多，这就是中国古人的智慧。
01中国经济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
6。9％的背后
很多朋友都关心一个话题，那就是：中国经济从短期和中期的趋势来看，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
这个话题相对有点大，为什么要聊这个呢？因为最近我在很多朋友圈子里，包括企业家、创业家，甚至投资人的圈子里，都普遍感受到弥漫着一种悲观情绪。这些人都是聪明人，这种悲观情绪当然是有事实支撑的。比如，国际上很多原材料的价格在飞速下跌，现在石油的价格一直在走低；中国的区域经济——东三省这样的老重工业基地传来的消息，通常有些揪心；还有产业经济，中国是一个以制造业立国的国家，但是很多制造业的发展状况都在一路下滑。
虽然中国经济也有一些亮点，例如互联网行业，好像仍有很多公司在蓬勃发展；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国家，从宏观角度去看，经济到底是向好还是向坏呢？
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说法，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了6。9％。这个数字是有讲究的，网上就有人评论说，这个数字其实弹射出两层意思。
一方面，国家想要保住7％这个点，但是没保住，说明经济增长不如预期；另外一方面，又要告诉老百姓，距离7％其实只有很小的差距，让人们继续怀抱希望。所以，从6。9％这个数字中既可以得出悲观的判断，也可以得出乐观的结论。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中国经济这个大母体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判断呢？
在此，我想特别提出一个人，他就是张五常先生。张老爷子对中国经济的判断，30年来几乎都是准确的。比如在1982年，还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念书的他就说，中国一定会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
从1983年开始，张五常就一直唱好中国经济。2008年他还讲了一番话，得罪了好多人。他说，中国现在搞出来的这套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制度——他指的就是经济制度。此言一出，众人哗然，说这不就是拍马屁吗？但是他一直坚持这个观点，后来还专门写了一本书来系统地论述这个观点。所以，他算是一个长期对中国经济做乐观判断的人。
但是就在过去几年，张五常再提到中国经济的时候，往往都是一派悲观的预测，他总是觉得这个庞大的经济体要出问题。这样的人的意见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因为过去30多年他都说对了，这一回他会不会又说对了呢？
我们这一代人命很好，如此大的经济体，经济快速地发展，而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但我们都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算现在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平台期，或者转折冲下，那也很对得住我们这一代人了。看看我们的邻居日本，在20世纪同样经过了30年的快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