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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1月19日，圣乔治安排他的侦探找朱赛帕·迪·赛诺调查情况。像后来报纸上暗示的那样，朱赛帕是一个肥胖、强壮的女人，勇气可嘉，但想象力不足。但是从很多意义上来讲，她在圣乔治的报告中被描述成了一位朴实无华的女英雄。她讲的事情发生在她向圣乔治提供证词的两年之前，也就是拉加纳果园谋杀案发生的九个月之前。
她当时正在“英国花园”公园附近靠向邻近的人售卖食品和一些其他必需品勉强糊口度日。但是她还有更多日常生活之外的烦心事。当地宪兵队长来她商店的次数太频繁了，他为局里采办食品和酒根本不需要来这么多趟。这桩买卖，朱赛帕当然非常欢迎。但是她担心的是街坊四邻的流言蜚语：有人传言这名警官想哄骗她18岁的女儿艾玛纽拉来一段风流韵事。这对于在一个和治安力量没搞好关系的地方经营着小本生意的女人来说是个大麻烦。她必须澄清谣言——而且还不能得罪这个警官。
朱赛帕的麻烦还不止于此。当地一家皮革厂的老板一直让他的儿子们到她的商店买必需品。她知道他们一直想用假币来买东西。她还知道这个商人和他的儿子们结交危险的朋友。她很有礼貌地拒收老板的儿子们付给她的钱，但他们总是坚持让她收下。后来，她的丈夫不小心收了一张大钞。她打发丈夫去处理这件事，丈夫临走时她还在他的耳边叨叨不停。皮革厂老板只付了欠款的一部分就打发她的丈夫走了。他还狡辩说，他的孩子们不知道钱是假的。
接下来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发生了。1896年12月末，当地的女人们开始对朱赛帕侧目而视，而且不再光顾她的商店。有一天，一名家庭妇女走进来，大声抱怨社区附近的“贱女人”。朱赛帕走上前要她说个清楚，她猜测这嘲弄是冲着女儿来的。这个女人尖刻地回答说，她说的是警方密探。朱赛帕又迷惑又害怕。正在发生的事情比有关女儿的谣言以及针对假币的争吵都要让人畏惧。
12月27日，两名形迹可疑的人来到她的店里，其中一个不过十几岁。从门口望去，马路对面有一堵墙，把一个柠檬园围了起来。墙上被人凿了一个洞，这个洞距地面很近。现在回想起来，朱赛帕意识到这两个人是过来查看从那个洞到店里的射程之间是否有障碍。她回忆，那个年龄大一点的人在店里逗留了很长时间，大声说着不知道什么东西，“要是我做了什么蠢事，反正母亲会照顾我、我的妻子和孩子”。说话如此转弯抹角只能有一种解释——威胁。朱赛帕由担心变成惊慌了。
那天晚上八点钟，一个身材瘦高、面色苍白的陌生年轻人进来要了半升燃油。他提起油罐走向门口，然后举起右手朝街对面打了个手势。那边透过墙上的洞开了两枪，朱赛帕肩膀和腰上各中一枪。她倒下之后，女儿艾玛纽拉跑上前来，这时第三枪打响，艾玛纽拉被击中并当场丧命。
当警察局局长让朱赛帕·迪·赛诺过来接受调查时，他正在重审以前的一个犯罪案件——其中的一名犯罪分子已被抓获。就像反黑手党调查官经常必须做的那样，圣乔治在对之前的一个犯罪场景做重新阐释，寻找零星的线索，并将之拼凑还原成一个更大的阴谋案件。重要的一点是，为了促进圣乔治的调查进程，朱赛帕愿意作证，证明她女儿被害是黑手党所为。她的证词将使圣乔治可以把这起个案变成证明黑手党确实存在的证据，这个证据将证明黑手党确实是一个有其规则、结构以及独特杀人方式的犯罪集团。
圣乔治在黑社会的线人告诉他，朱赛帕的女儿是康卡德尔黑手党分子开展的一系列背叛谋杀行动中第一个偶然被杀的无辜者。这一系列的行动在她被杀两周前就开始了。当时，意大利宪兵队突袭朱赛帕商店附近的一个假币制造厂并当场抓获了三个人。黑手党怀疑有人告密。“君子”文森佐·达尔巴带头进行了调查；达尔巴的弟弟是在那次突袭行动中被抓的黑手党分子之一。他没花费多长时间就把各种证据拼凑在了一起：朱赛帕·迪·赛诺因为假钞制造而痛恨当地匪徒；她和女儿对宪兵队很友好；而且，朱赛帕的妹夫还在车间安装了一个螺旋压榨机，而这个车间是为制造假币做掩护的。所有这些证据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甚至在文森佐·达尔巴将情况向黑手党家族会议报告之前，他就安排了自己的母亲去撺掇当地的女人们散播谣言。他的目的就是破坏朱赛帕的生意及名誉：因为不受欢迎的人一般不会有人惦记，他们的死也不大会引起深入的调查。1896年12月26日，朱赛帕·迪·赛诺被菲尔德黑手党家族以违反缄默法则的罪行判处了死刑，而这一罪行她根本就没有犯过。24小时之后，达尔巴和他的同伙去执行判决，但是最后只杀死了朱赛帕的女儿。
走进朱赛帕的商店查看从街对面的柠檬园到这里的射程是否没有障碍并说出晦涩的威胁言词的正是文森佐·达尔巴。对黑手党来说，袭击并不只是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它还是其残酷、干练的展示。当地人会知道是谁在控制对面的柠檬园，墙上的洞就是留在那儿给人看的。关于文森佐·达尔巴的威胁的消息应该散播得很快。他在计划谋杀的那天来到店铺除了为袭击做准备也是为了露露面。虽然不会有碰巧路过的人看见墙后面的两个杀手，但是他们的身份在当地也不大可能是什么难解之谜。这种故意的公开谋杀案件就是有人碰巧看到也不敢去报警。菲尔德家族是在炫耀对其领土的统治。
菲尔德家族大概也有必要这么做。圣乔治推测，失去造假币的生意已经对菲尔德家族产生了巨大影响，假币厂正是位于其势力范围内。既然造假者需要更广的社会关系网络将“货币”投人流通使用，那么这桩生意的利润也会在其他黑手党家族中进行分配。结果，菲尔德家族的声誉在那次突袭假币厂的行动中被破坏了。菲尔德家族需要迅速向组织其他成员证明一切仍在它的掌控之中。
黑手党组织总是以其所有成员的名义杀人。它征求成员们的意见，它举行审判，它向支持者证明其行为的正确性，并表明一切事务都在其掌握之中。这正是圣乔治力图利用朱赛帕·迪·赛诺的证据想要证明的。现在的反黑手党凋查人员会将其表述地更为赤裸裸：黑手党杀人的方式与国家的杀人方式相同，它不是在杀人，而是在处决罪犯。
朱赛帕的证词是证明黑手党远非一种心态的关键证据。甚至从1896年12月那个恐怖的日子起她所遭受的迫害方式就很能说明问题：
看起来我几乎是个罪人。每个人都躲着我或是脸上带着鄙夷的目光看着我。现在很少有人来我店里买东西。只有那些不受黑手党势力影响的正直的人才会来。所以这场灾难不光直接在身体上伤害了我（我由此花去了大笔医疗费）。他们杀害了我年仅18岁的可怜的女儿给我内心带来了无法治愈的伤痛。除了这些，还必须加上黑手党的迫害给我带来的经济损失。他们以我从未犯过的错为借口，不肯放过我。
在向侦探们口述了上述内容两周之后，朱赛帕向商店窗外望去，看见对面墙上又多了一个洞。巴勒莫的影子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对抗警察局局长圣乔治带来的威胁。
朱赛帕·迪·赛诺女儿的凶杀案给圣乔治留下了复杂的线索，他按图索骥发现了四个失踪男子中的第一个男子是如何在拉加纳果园遇害的。值得注意的是，文森佐·达尔巴的精心策划并没使他免于起诉。凶杀案发生几天之后，他的年轻同伙朱塞佩·皮杜佐·布塞米就接受了警方的审讯。圣乔治说，这个布塞米是一个狂妄自大的年轻人，他和黑手党其他分子一样早就准备好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这是黑手党分子的一贯伎俩。为了有助自己获得自由，他还说案发十分钟后曾在菲尔德街上的一家烟草店看见文森佐·达尔巴面色惨白，浑身颤抖。由于这一暗示，文森佐·达尔巴被捕，而且因为朱塞佩的不利证词，他被定罪并判处20年的监禁。对圣乔治来说，布塞米会出卖达尔巴很不可思议，因为这也是严重违反缄默法则的。
不管圣乔治在黑手党内部的线人是谁，线人告诉圣乔治，布塞米的“卑鄙”行为惹恼了和文森佐·达尔巴关系亲密的黑手党分子。文森佐的表弟安东尼诺·达尔巴是一家酒馆的老板，他四十多岁，是个很有势力的“君子”，有买卖盗窃赃物的犯罪记录。他向其他上级黑手党老板告发皮杜佐违反缄默法则的罪行，他们同意对其进行审判。安东尼诺·达尔巴呼吁黑手党伸张正义的举动最终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他就是四人失踪案中的第一人。
直到1897年9月，黑手党对皮杜佐·布塞米的审判才开始，一直推迟到他从部队请假回来。站在集合在一起的老板们的面前，他仍然身穿意大利第十贝尔萨格里团的军装，头上戴着的宽边帽上还夸张地插着黑色羽毛。当被问及为什么向警方告密时，这个年轻人满不在乎地说，他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整个黑手党组织遭受怀疑，并且他一直计划改变证词来支持他的同伙并迷惑调查人员。奇怪的是，圣乔治得知，黑手党法庭竟然相信了他不合理的证词将其无罪释放。
显然某种比黑手党的帮规更为重要的东西现在岌岌可危了。这个东西就是地盘，黑手党内部的地盘争斗屡见不鲜。在审判年轻的布塞米的“陪审团”中，有一位是阿夸桑塔黑手党的大老板多玛索·达莱奥，他高大健壮，下巴上留着长长的胡须。他怀疑安东尼诺·达尔巴曾因固定的保护费向两个富裕的柠檬经销商发起挑衅；在富商房子的阳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