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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偏见和民间传说：
几乎每个从西西里来到这里的人都受到这种道德疾病的折磨。它是遗传而且不可根除的。黑手党是一个联系松散的组织，但是那种反抗一切形式的法律、一切形式的官方机构的精神是所有和它有联系的人的本能。在西西里，妇女和孩子在田间拼命千活，男人则会肩上扛着枪招摇过市。
彼得罗西诺去意大利本该“保密”的任务被纽约新闻界事先宣告出来。到了巴勒莫之后，他拒绝了提供的武装护卫队。他认为他唯一需要的保护措施就是用以行贿的美金。他使用这个在纽约证明极为成功的手段，大胆地试图与犯罪分子及黑手党在大街上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当然，这也是西西里警察会做的事，但是他们从来也不会想到单独这么做。彼得罗西诺死后，人们发现他居然把手枪忘在了酒店房间。
巴勒莫警方怀疑彼得罗西诺的死和“木桶尸体”案有关。两名黑手党分子和彼得罗西诺在同一时间回到西西里岛，并用密码电报与“皮杜”．莫瑞罗保持联系。有种说法是，莫瑞罗和朱塞佩·丰塔纳指使维托·卡希奥·费尔罗代表他们安排这次谋杀。卡希奥·费尔罗被捕时，警察从他的身上搜到一张彼得罗西诺的照片。但是他有不在场证词：唐·维托的政治盟友、一名议员，声称彼得罗西诺被枪杀时，该黑手党分子正在他家。令美国新闻界气愤的是，这个案子甚至从未开庭审理。
多年后，在法西斯统治下，卡希奥·费尔罗被宣判无期徒刑，他的事业从而画上了句号。费尔罗在狱中接受了采访。他说他这一生只杀过一个人，“而且，我那么做是公正无私的”。这一隐秘的话语被理解为是暗指最为著名的谋杀案：乔·彼得罗西诺谋杀案，他的名字曾与之联系在一起。他话里的隐含意思可能是说他是为了帮助他的美国同僚才进行谋杀的。这种“坦白”并不意味着一定是他犯了杀人罪。它可能只是费尔罗为享受荣誉而从另一个黑手党分子的经历中所偷来的故事。和“木桶尸体”案一样，乔·彼得罗西诺谋杀案也仍属未破案件。
和大多数到美国的西西里移民一样，莫瑞罗匪帮的成员可能并不打算长期居住。但是和这些移民中的很多人一样，最有名的成员在美国度过余生。对一些人来说，这段时间并不算很长。因泽里洛又开了一家小点心店，但随后不久便被枪杀。迪·普利莫由于在新新监狱表现良好而提前出狱。“公牛”佩托搬到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朗敦。1905年10月25日晚，佩托在自家后院，被人用猎枪打了5枪。彼得罗西诺怀疑迪·普利莫是凶手。彼得罗西诺被杀后，朱塞佩·丰塔纳很快消失了。
匪帮的其他成员在纽约几十年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中发挥了作用。彼得罗西诺被害那一年，“皮杜”．莫瑞罗因在东哈莱姆区开设假币工厂，被判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服刑25年。他丢掉了黑手党组织首领的角色。
1916年，莫瑞罗黑手党的其他成员和布鲁克林的那不勒斯人展开了一场斗争。在布鲁克林海军街一家咖啡店外的一次埋伏战中，“皮杜”的哥哥中弹丧命。那不勒斯人企图夺取莫瑞罗对洋蓟的控制权，但是失败了。洋蓟是意大利食物中的一种关键成分，这种特殊蔬菜的交易由“皮杜”同父异母的兄弟两罗·特雷诺瓦掌管，他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直是“洋蓟王”。奠瑞罗匪帮在斗争中赢得胜利，那不勒斯人的几个领袖被捕，而且令他们大为吃惊的是，他们还因这次的伤亡被送进监狱。
“皮杜”．莫瑞罗很快就被释放出来。1919年，他在西西里被人认了出来，他正试图获得意大利黑手党的支持，因为下一任最高老板已经将他判了死刑。这些外交努力似乎成功了，因为三年后他还活着，并且还和那个判他死刑的人一起并肩作战。但是，此时美国有组织犯罪的版图已经彻底改变了。
考拉·金泰尔眼中的美国
美国有组织犯罪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点不是某次死刑，不是高级匪徒的某次会议，也不是某个西西里“大老板”的到来．而是禁酒法案的实施。1919年1月，在战时对德国酿酒商的荒唐抗议的推动下，美国宪法通过了第18号修正案，禁止“制造、售卖乃至运输酒精类饮料”。同年晚些时候，沃尔斯特法案（即禁酒法案）的通过使第18号修正案生效。这样一来，国家最赚钱的行业之一移交到了犯罪分子手里。从原料、制造、包装到直接运输到地下酒吧桌子上，匪徒们通过卖滔敛集了大量无需纳税的利润。据估计，在1933年禁酒令废除之前它给非法经济创收20亿美元。
许多普通美国人喜欢喝酒，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政府不允许他们喝酒，于是匪徒们就成了他们的朋友。酿私酒者的高死亡率给他们的工作增添了魅力。一般人认为，“他们只互相残杀”。贩酒的暴利以及公众对非法造酒的友好态度也降低了腐败的门槛。警方、政治家和法官都在这种非法财源中捞得一把。
禁酒法案带来的非法自由竞争让美国人忘记了世纪之交时他们对黑手党以及“黑手帮”的兴趣。把私酒贸易看作是“拉丁佬”入侵的结果是完全不可行的。欧洲移民的大量涌人在一战期间告一段落。战争结束后，一系列法令向移民关闭了美国人所称的“金色之门”——或者至少对那些没有秘密通道的非黑手党分子而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典匪帮时代，在公众心目中是一个由多民族的“罪犯”和“强盗”统治的时代，而不是由意大利“黑手党分子”或“君子”统治的时代。
直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公众舆论才又一次把黑手党和有组织犯罪搞混。1969年，马里奥·普佐撰写的《教父》的出版把美国的犯罪集团完全是从西西里传过来的错误公众意见固定下来。禁酒令时期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在纽约大都会区，50％的酿私酒者是犹太人，相比之下只有大约25％的意大利人。
然而在美国各个城市的意大利移民社区内，在禁酒令颁行的时候，一个特定的西西里黑手党组织早已确立下来。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他们的历史最好的见证人是尼古拉·金泰尔，他出生于西西里，却于1905年在费城正式加入黑手党，他被称作“尼克”或“考拉”，取决于他出现在大西洋的哪一边。1963年，已经年近八十、在罗马隐居的金泰尔作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他决定写一部自传。他把自传稿件交给了一名记者，部分稿件是由其口述、别人代为整理的。这名记者然后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帮助他填补稿件中的一些空白。金泰尔是第一个以撰写自传的方式讲述自己经历的西西里“君子”。
人们对金泰尔作出这一决定的原因始终怀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神秘感。如同经常发生在意大利的情况一样，这或许和政治环境有关。然而，最单纯的动机，也是金泰尔自己讲出来的原因，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他说自己是个痛苦的老人。他的孩子各个事业有成，但是他们都为自己的犯罪出身感到耻辱，并对他们的父亲唯恐避之不及，而正是这位老人为他们支付了学费并购买了房屋。
考拉·金泰尔的故事似乎在含糊其辞地为自己的生活辩护，为自己辩护同时也为其他人辩护。他力图把自己刻画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在黑手党组织内部寻求和平与正义之路的“君子”形象，但并不完全成功。有一件逸闻趣事可以证明金泰尔相当长时间以来都在努力以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塑造自己的形象。一名男子声称自己曾在1949年花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和金泰尔谈话。事实上，他还深情地回忆起当时自己如何受到金泰尔的眷顾，金泰尔又是如何自始至终半开玩笑地称他为“小教授”的。此人当时是一位年轻的学生，他说这位老练的黑手党分子以一种假设的方式讲述了他心目中的黑手党分子的形象：
小教授，假如我没带武器来到这里，而你拿起一把枪对着我说：“考拉·金泰尔，跪下。”我会怎么做？我会跪下。这并不是说，因为你逼迫考拉·金泰尔下跪了，你就是黑手党党徒。这只意味着你是个手里有枪的笨蛋。
现在，如果我，考拉·金泰尔，没带武器走了进来，而你也没带武器，我对你说：“小教授，你看，我有点麻烦。我不得不要你下跪。”你会问，“为什么？！”我说：“小教授，听我解释。”然后，我尽力说服你必须下跪。当你终于跪下了的时候，这才意味着我是黑手党分子。
如果你最终还是拒绝下跪，那么我只好朝你开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赢了：那样我就输了，教授。
显然，金泰尔描述自己的形象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手里放上一把手枪。如果手里没枪的话，金泰尔连维持自己的虚构形象都有问题。
那个“小教授”就是安德烈·卡米乐，他现在成了意大利的一种文化现象。他的犯罪小说，文风老练，讽刺诙谐，穿插大量的意大利方言，占据了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尽管我们无法单独证实卡米乐对这次经历记忆的可靠性，但是它确实捕捉到了老匪徒考拉·金泰尔是如何诚实交待他工作暴力性质（尽管他尽力把自己装扮得高贵）。在自传中，金泰尔承认：“不残忍，你就不可能成为黑手党头子。”
尼克·金泰尔在罗马平静地讲述自己的故事的同时，美国也开了类似的先例。一个美国黑手党分子乔·瓦拉奇由于担心他在监狱会被之前的盟友谋杀，便要求与联邦特工谈话。瓦拉奇是第一个让大家知道美国的黑手党往往用“我们的事业”来指代其组织的人。1963年，瓦拉奇面对一个国会分委员会为有组织犯罪作证时，媒体对其密切关注。当时罗伯特·肯尼迪被其总统哥哥约翰·肯尼迪任命为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把瓦拉奇的证词形容为“迄今为止在情报方面与有组织犯罪和诈骗的斗争中所作出的最大突破”。报道瓦拉奇作证事件的报纸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