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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西达说，他曾被当作“同伙”带到朱利亚诺面前。即使这是真的，也并不意味着匪徒就必然是黑手党组织的一分子。让匪徒参加入会仪式更有可能是使其更加忠诚并监督其行动的一种方式。
这名最后的匪徒和他的前辈们不同的地方是，他插手政治意识形态。分裂派首先试图拉拢他加入他们的事业。1945年春，朱利亚诺和分裂派领袖会面，其中包括盟国军政府统治下的巴勒莫前任市长塔斯卡·博尔多纳罗的儿子。朱利亚诺索要1000万里拉作为加入分裂派军队的条件。分裂派将价钱减到100万，并答应授予他上校军衔，并承诺提供给他武器装备和军队制服。和其他一些匪徒头子一样，朱利亚诺也参与了那次失败的分裂分子发动的起义，袭击了五个宪兵兵营。即使这样，朱利亚诺也没有停止平常的犯罪活动。他的团伙还抢劫了巴勒莫到特拉帕尼的火车。尽管朱利亚诺尽了力，分裂派起义的主力还是被镇压了下来。
分裂主义的衰败似乎会导致朱利亚诺在政治上失去支持。1946年对朱利亚诺来说前景惨淡，因为国家最终开始对匪帮展开有效军事行动，而同时黑手党也开始抛弃之前受其保护的亡命之徒。匪徒们相继被杀或被捕。通常是警方和黑手党分子之间的线人导致他们被捕。正如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在可以牺牲掉的匪徒和与政治力量有密切联系的黑手党之间很方便地划上了一条分界线。警方发现一些匪帮头目被杀，死于谁手并不清楚。在西西里西部地区，黑手党又一次冒充维护“治安”的力量。
朱利亚诺依然不改往日的嚣张气焰，公开对危机作出反应，声称已经悬赏要杀死内政部长。然而，要想在西西里达成最终的政治解决方案之后获赦．朱利亚诺还不得不去赢取新的政治盟友。朱利亚诺决定在反共产主义斗争中给政府军提供枪炮。他通过一名美国记者给杜鲁门总统捎去了一封信，在信中抱怨“共产主义猎犬的吠叫令人无法容忍”，并承诺自己将对抗红色威胁。1947年4月新一届西西里区域议会的选举结果出乎朱利亚诺和许多其他人的意料。左翼党派结成“人民联盟力量”，在选举中获得巨大收益。他们赢得将近30％的选票，成为最大的独立政治团体。这为“蒙泰莱普雷之王”犯最无耻的罪行埋下了伏笔。
萨尔瓦多·朱利亚诺的名字在意大利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远和一个地方——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联系在一起。今天，在西西里岛没有一个地方比位于阿尔巴内西平原和圣朱塞佩杰托村之间的山谷一端的这片空地更荒凉、更受暴力困扰。1947年，农民们就是聚集在这里庆祝五月节。每个家庭都穿上最好的衣服，聚在一起野餐、唱歌、跳舞；他们的驴子和漂亮的马车上都装饰了条幅和丝带。人们在庆祝法西斯倒台后重新获得自由。
上午10时15分，来自阿尔巴内西的“人民联盟”书记在红色旗帜中站起来宣布活动开始。他被一阵巨响声打断了。一开始，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庆祝的鞭炮声。后来，朱利亚诺的手下发射的子弹开始击中目标，来自周围斜坡的十分钟机枪扫射导致11人死亡，其中有塞拉菲诺·拉斯卡里，15岁；乔瓦尼·格里弗，12岁。还有朱塞佩·迪·马乔和文森佐·拉法塔，都是7岁。33人受伤，其中一名13岁的女孩下巴被炸掉。
这次大屠杀给当地社会带来了沉重、持久的冲击。弗朗西斯科·罗阿来为电影《萨尔瓦多·朱利亚诺》拍摄圣朱塞佩杰托村的场景时，他请了1000名农民来到原地并完全按照14年前他们及其亲友的经历去出演。导演几乎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当炮火音效响起时，人群开始恐慌，逃窜中撞倒了一架摄像机。女人们在哭泣并跪在地上祈祷，男人们痛苦地摔倒在地。一位老妇人，身穿黑衣，自己站在镜头前，不断痛苦地呜咽着重复，“我的孩子呢？”她的两个儿子都死在朱利亚诺及其团伙手中。
尽管公众对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感到愤怒，“蒙泰莱普雷之王”还是逍遥法外了三年。这次大屠杀之后，战后西西里社会矛盾的熔岩逐渐演化为基督民主党控制下的政治格局。正是这些政治变化而不是朱利亚诺的行为所引起的愤怒和悲伤开始令他看起来像个野蛮的落伍之人。基督民主党赢得选举胜利，没人再去理会朱利亚诺所标榜的反共产主义恐怖。
朱利亚诺继续打击农民积极分子和农民组织，但是他的帮派成员不断落在当局手里，通常是在黑手党提供的情报的帮助之下。与此同时，朱利亚诺的行动也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1948年夏，他杀了包括帕尔蒂尼科老板在内的五名黑手党分子。他这么做的具体原因不明。不足为奇的是，许多人认为这一刻已经决定了朱利亚诺的命运。然而，一年后他还有足够的力量在巴勒莫外巴洛兰珀的一次袭击中谋杀了六名宪兵警察。
一直以来，对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大屠杀的调查一直在缓慢进行，不断有人猜疑可能是内政部长命令朱利亚诺执行的大屠杀。这名匪徒自己写了一封公开信，承担全部谋杀责任，否认背后有人指使。他说，他只是让他的手下向人群头顶上方开枪，造成死亡纯属意外。他指出孩子被杀的事实就是意外的证据：“你认为我是铁石心肠吗？”在现场发现的800枚用过的子弹本身就足以证明他这不过是在狡辩。
大屠杀两周年纪念日时，西西里共产党领袖吉罗拉莫·李·考两在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发言——他在维拉尔巴镇躲过唐·卡洛的手榴弹袭击后成了一名参议员——他公开要求朱利亚诺供出同伙姓名。他的要求引发了一次不同寻常的公开争论。李·考西收到朱利亚诺的书面回复：“只有不知羞耻的人才会供出同伙名字。一个习惯自己去伸张正义的人不会这样做。一个以追求社会名望为目标并把这个目标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不屑这么去做。”
李·考西提醒朱利亚诺，他一定会被人出卖的：“难道你不明白斯塞尔巴（内政部长，西西里人）会除掉你吗？”
朱利亚诺再次回复，暗示他掌握了重要机密：“我知道斯塞尔巴想杀我。他想除掉我，因为我是一直困扰着他的噩梦。我可以肯定，他的秘密一旦泄露出去，他将会不得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将毁掉他的政治生活并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没人能确定这些话有多少是可以相信的。
1950年夏，朱利亚诺被捕的同伙终于被传讯出席罗马附近维泰博的审判，这次审判将解答所有的疑问。但是听证会还没开始进行，事情的神秘色彩进一步加深，因为在卡斯特尔韦特拉诺（朱利亚诺山区势力范围之外）的一所房子的后院发现了朱利亚诺的尸体。
电影《萨尔瓦多·朱利亚诺》严格按照事实为根据。电影一开头出现的画面是，在卡斯特尔韦特拉诺小院子里，朱利亚诺的尸体面部朝下。他穿着短袜、凉鞋和一件被血浸透的背心，他身下的地上还有一小股已经干了的血流。他的右手，上面的钻戒清晰可见，伸向一把贝雷塔冲锋枪。事实上，这一片段充满讽刺意味。罗西很清楚，朱利亚诺死亡的“真实”场景和电影里演的一样都是假的。新闻界来拍他的尸体照时，宪兵警察称，他们在激烈的交火中已经将他杀死。很快一名勇敢的调查记者披露说官方的说法是虚构的，头条新闻上写着：“唯一确定的是他死了。”关于他死因的官方说法受到怀疑后，传出一个更可信的说法：朱利亚诺是在床上被人枪杀的，有可能是他的表弟加斯帕雷·皮肖塔中尉——宪兵警察的一名密探。警察们把尸体移到院子里让人拍照以便掩盖真相。他们究竟在掩盖什么真相，人们至今还不清楚。但是事实上，朱利亚诺很有可能是在被捕之后被人杀死的。对于一些政治家、警察、宪兵和黑手党分子来说，只有朱利亚诺死掉了，他们的处境才不会那么危险。
在维泰博法庭上，朱利亚诺匪帮的成员满足了公众们的强烈好奇心。内政部长马里奥·斯塞尔巴又一次被指控参与策划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的阴谋。指控经常是矛盾和含糊的，把责任向上推到政治家和警察身上显然对匪徒们有利。然而就是这样，当时的场面确实也令人惊恐和担忧。最后，法官判定没有高层权力指使这次大屠杀，是朱利亚诺匪帮采取的独立行动。他们的动机是因为最近的选举结果而惩罚当地左翼分子。
这一裁决几乎没人满意，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谜团还没有解开。尽管现在试图解开萦绕在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和萨尔瓦多·朱利亚诺身上的谜团是徒劳的，列举出一些证据还是值得的。自从朱利亚诺死了之后，“幕后论者”一直在努力把这些和其他事实拼凑成一幅清晰的画面：
●一些证人回忆，就在展开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暴行之前，朱利亚诺收到一封信。看完后，他很小心地将信毁掉，并对手下说：“兄弟们，解放的时刻就要来啦。”然后他宣布袭击农民庆祝会的计划。没有人知道那封信是谁送过来的。
●波尔泰拉·德拉·吉内斯特拉惨案之后，西西里警察局长在其罗马住所里会见了蒙雷阿莱的高级黑手党分子。在那儿，他们交给他一份朱利亚诺写的书面证词，他似乎又转而把这份证词寄到了巴勒莫上诉法院检察长的家里。这名检察长可能也和朱利亚诺有联系。那份证词后来再也没被找到。
●那名警察局长通过同样的黑手党渠道经常和朱利亚诺通信。他还至少有一次和这个匪徒头子见了面——他们一起吃了一种水果面包，喝了两种不同口味的酒。
一个能够且有可能愿意说出惨案真相的人是加斯帕雷·皮肖塔，刺杀朱利亚诺的那个表弟，他出卖了朱利亚诺，且有可能是代表宪兵杀了他。朱利亚诺在匪帮的时候，他有个通行证，由宪兵队的一名上校签署，此证允许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