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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委员会的决定就是以这种迂回的方式形成的。在斯帕诺饭店吃午餐时，布西达第一次听到“乔香蕉”向坐在其周围的三四位西西里“君子”提出设立委员会的建议。“乔香蕉”可能在西西里岛逗留期间向很多人透露了这一想法，而每个人似乎都很喜欢这个主意。一旦按照惯常方式达成这一共识，布西达便负责把博南诺的建议变为现实。协助布西达的是两个年轻的黑手党分子：“塔诺”加埃塔诺·巴达拉曼迪和“小鸟”萨尔瓦多·格雷科。两个人在“我们的事业”以后的历史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塔诺”巴达拉曼迪是希尼斯镇的二老板，那里的黑手党家族与底特律家族有紧密的联系。“小鸟”萨尔瓦多·格雷科是西亚古力地区格雷科家族的一员，在19461947年战争中幸存下来。布西达、巴达拉曼迪和格雷科后来都成为了重要的毒品交易商。
由布西达、巴达拉曼迪和“小鸟”格雷科组成的三人宪法工作小组为“我们的事业”制定了新的基本规则。西西里岛的每个省都要有自己的委员会（负责整个岛的地区或省际间的委员会直到1975年才设立）。巴勒莫省差不多有五十多个家族，因为家族太多而很难有一个能代表所有家族的有效协商机构。因此，“区”这个中问等级就设立了，用来联络相邻的三个家族。这三个家庭会从他们所在的“区”中选出一位代表占据委员会一席。为避免过多的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任何人不得同时担任家族老板和委员会代表。委员会的重要职能就是对“君子”的谋杀作出裁决。
因此，巴勒莫委员会不是国际海洛因贸易董事会。它实际上是一个精心构建的代表机制，是政治的产物而不是商业的产物。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们从圣乔治的报告中得知，巴勒莫地区的家族早在19世纪末期就有多轮政治谈判和统一审判制度。因此，委员会却不是黑手党历史上的新鲜事物，尽管布西达和博南诺两人都相信这一点。黑手党自成立以来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将地盘控制与非法贸易结合在一起；而设立委员会只不过是解决这个老问题的一个新方法而已。不过，委员会的设立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政治寓意。它实际上是将其他黑手党成员的生死大权从家族老板们的手中夺了过来。
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呢？”为何西西里着手参与毒品事业竟会导致产生如此精致的宪法机构呢？意大利历史学家得出的答案指向了“我们的事业”内部的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一核心点。我们最好还是请多玛索·布西达替我们解释这一点吧。布西达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上不是一个完全客观的证人，但是却很关键；实际上，他就是因为不客观才变得关键。
布西达乐观地将委员会描述为“调节内部和平的工具”，“使所有黑手党成员经历的恐惧与风险得到降低的一种好的方式”。布西达的这种描述与他对黑手党整体的想象相一致。布西达认为，“我们的事业”是一个高尚的兄弟会而不是一个等级制度。在他的心目中，“君子”们都是兄弟，将他们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互相尊重而不是对老板的言听计从。“我们都觉得自己是一个特殊精英团体中的一员”，他说。布西达一直试图将自己描绘成一位到处周旋的黑社会外交使者，这种怀旧的观点倒是符合他的这一形象。但是布西达对自己形象的刻画就像政党的政治宣传一样既令人迷惑又让人难以置信。事实上，布西达之所以希望委员会以这种方式出现是有其现实的战略原因。我们了解一下他的职业生涯就不难理解这些原因了。
“我们的事业”里基本上只有两种类型的职业：政治职业和商业职业。一个君子可以通过攀爬这个影子政府内部的晋升阶梯而成为一个头目、顾问、老板，并向上继续发展；或者，他也可以在其家族地盘之外发展自己的商业利益，利用黑手党无与伦比的犯罪网络所提供的机会而周游世界。布西达尽管在“我们的事业”内部获得了极大尊重，但却从没有超越士兵以上的等级。他在一生的犯罪生涯中旅行甚广，因此他是黑手党成员中沿第二条职业道路发展的典型代表。20世纪初的西西里裔美国籍君子考拉·金泰尔也和他走的道路相同。
“幸运小子”卢西阿诺是一个有趣的例子，他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走过这两条道路。他在1936年因被指控拉皮条而入狱之前，只在自己的地盘上有权力。当时，他是一个有时被称为“权力辛迪加”的头领，所谓的“权力辛迪加”就是向指定区域内的合法及非法商业收取勒索费的黑帮组织。1946年，卢西阿诺被从美国驱逐出境后，并没有回到巴勒莫定居，而这对于一个出生在西西里的黑手党分子来讲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他转而来到意大利大陆地区的那不勒斯，从那里开始组织包括毒品在内的各种非法贩运。随后的下半生里，卢西阿诺成为了一名所谓的“企业辛迪加”罪犯，一个从事非法贸易但却无力控制地盘的人。一个低等级的那不勒斯恶棍曾经以戏剧性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他当众给了卢西阿诺几个耳光，而卢西阿诺却没有做出任何报复的举动。
问题是，作为一个“君子”，布西达更像是来自一个企业型的辛迪加而不是一个权力型的辛迪加，更像是一个毒品商人而不是一个敲诈勒索的政客，他一直对削弱各个家族老板的权力、为“君子”个人谋取更多的商业自主权十分感兴趣。随着欧美两地海洛因走私的剧增，像布西达、巴达拉曼迪和“小鸟”格雷科这些野心勃勃的毒品交易人并不希望他们的商业羽翼被权力辛迪加老板们所折断，委员会作为黑手党政府的新机制在“乔香蕉”的支持下得以创立了。但是其创始者的目的不是要对黑手党进行集中控制，而是要全面实施新制定的规则从而赋予黑手党成员个人更多的自由。委员会应该像布西达所设想的那样使黑手党更像一个由自主的“君子”们组成的协会。
令人吃惊的是，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完全向着布西达所希望的相反方向发展了。它最终沦落为科莱奥内家族手中的专政工具。不过在这一历史性的讽刺剧上演之前，另一讽刺剧却已经上演了。“乔香蕉”计划利用西西里黑手党，使其充当美国黑手党海洛因贸易的温顺苦力。即使是对美国黑手党极为支持的布西达也觉得美国黑手党分子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看不起西西里岛的同事，将他们视为“穷亲戚”，因为他们的西西里话说得快，鄙夷地称呼他们为“拉链”。但是一旦这些“拉链”们被允许在北美从事毒品贩运，他们就不像所希望的那样顺从了。到20世纪70年代，“拉链”们已经开始经营一度只被强大的博南诺家族掌控的毒品交易。
委员会于1957年成立的时候，所有这一切还都在遥远的未来。等到“乔香蕉”坐上飞机返回纽约的时候，西西里“我们的事业”的内部为实现商业与政治妥协而进行的不断争斗正进入到一个新的动荡阶段。仅仅成立六年之后，委员会就戏剧般地暂时解散了。
第八章 “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及其后果19621969
西亚古力大爆炸
沿着西亚古力一条布满橘子林的小道往上爬，就能看到一座纪念碑，它是用来纪念“我们的事业”所犯下的一起最严重的恐怖事件。这座纪念碑并没有特别吸引人之处。一个粉色大理石的高大槭桩顶上有七颗挂在一捆金属丝上的金属星。上面刻着四名宪兵、两名军事工程师和一名警察的姓名。瞥一眼碑上的名单，就会发现刻碑的石匠在刚开始动工时所犯的一个小错误。在第一个名字马里奥·马洛萨中尉的下面，另一名低级宪兵的名字被轻轻凿去的痕迹清晰可见。肯定当时有人指出军人死去之后也要按军衔大小的顺序进行排列，这一点虽然荒谬，但是却也令人感动。
这座纪念碑设在一座小花园里，里面的风景既令人惊奇又让人不安。黑手党的权力在西亚古力的风景地貌里随处可见。就这一点而言，在西西里岛西部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西亚古力这样的地方了。背对大海，人们能看到一排排的柑橘树沿着格里芬山弯曲的山脊线向上生长。转过头向纪念碑基座下方看去，人们就能发现一个个小四方井，将水灌输进狭窄的沟渠里来灌溉柑橘园。柑橘园曾经被黑手党控制着，榨取柑橘园的收入。从这个地方望去，一排排树木绵延生长在西亚古力和克罗齐贝尔德·贾尔迪尼的山坡上，这两个地方是格雷科家族的地盘，格雷科的两个家族在19461947年期间在此发生过争斗。维拉巴泰就在山的脚下，镇上有一个古老的黑手党家族，该家族自打黑手党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存在。维拉巴泰的西面是布兰卡乔，这是一个新工业区同时也是一个权力根本无法涉足的地方。当地的宪兵驻地就是一幢从当地黑手党手中没收的别墅。这幢别墅戒备森严，军事警察接管别墅的时候仅仅需在门口张贴一块新的牌子。布兰卡乔和维拉巴泰之外是一片宽广的大海，一眼望不到边。巴勒莫远在海岸线的西边，城里的钢筋水泥建筑一直往东延伸，一直绵延至内陆的那些曾经独立的城镇与村庄。当记者问到一个布兰卡乔的黑手党叛变者该如何对付“我们的事业”时，他的回答很简单：在通向两亚古力的两条道路上部署好军队然后开始射击就行了。“那里遍地都是黑手党分子”，他说。
这座西亚古力纪念碑除了向我们展示当地的风景全貌之外，也是黑手党历史转折点的标志。纪念碑上刻着的日期是1963年6月30日。就在那天上午，一名男子打电话给巴勒莫警察总部说，一辆汽车停在了这座纪念碑正矗立着的这块土地上。这款车是阿尔法·罗密欧·朱列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