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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成为表达国家利益的一个正义机构。然而，他们的任务并不简单。1972年成立了新政府，两名被反黑手党委员会揭露与黑手党有联系的巴勒莫少壮派担任了部长职务：萨尔沃·利马成为财政部副部长，“总督”乔瓦尼·焦亚成为邮政与电讯部部长。焦亚的一个支持者甚至被安插进了反黑手党委员会。这个人不仅公开说黑手党并不存在而且在早期阶段还接受过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就是五个月的政治争吵，在此期间，反黑手党的工作也陷入了全面停止状态。意大利体制中强烈的宗派主义破坏了国家对黑手党反应的一致性和权威性，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
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最终于1976年结束了工作，它最大的遗产就是浩如烟海的文件。在它收集的“大部头”文件、“部分”文件、中期报告、总结报告和少数派报告中（对所要吸取的教训还没有达成政治共识），反黑手党为少数几个有足够书架空间的图书馆留下了将近四十卷厚厚的报告。例如，1972年中期报告共有1262页，语言索然无味，任何有耐心读下去的人会对黑手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份报告讲的是黑手党对“空前血腥暴力”的系统使用，黑手党与商业的寄生关系以及黑手党与本地政府和国家政府的联系。报告还解释说，统治不同地区的黑手党家族之间有一个“沉默协议”，他们之间即使发生无情的争斗也不会破坏这一协议。反黑手党调查委员会的文件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巨大而又丰富的资料来源。事实上，如此庞大丰富的上千页文件熄灭了披露黑手党与政客勾结的这个“火药桶”，调查委员会早期的一位主席曾经承诺过早晚会披露黑手党与政客勾结的事实。就在展开反黑手党调查的那些漫长岁月里，战后的意大利第一次认识到了人们对黑手党的认知疲倦。
与1963年的期望相比较，反黑手党调查的结果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失望。但是委员会至少大大提高了意大利民众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些从调查中浮出的故事深深地嵌入进了公众的记忆中。例如，在卡卡莫镇，镇政府会议室里镇长座位旁边专门为一名黑手党老板永久设立了一个座位。调查委员会之后，通过像米歇尔·潘达莱奥内这样博识的作家（这位左翼活动家曾经在其家乡维拉尔巴镇与唐·卡洛发生过争执），黑手党研究在意大利拥有了一小批稳定的读者群，直到现在也是这样。由于读者们对于黑手党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现在很少有政治家厚着脸皮完全否定黑手党的存在。黑手党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仅限于左翼政治派别的问题了。大家都知道，反黑手党调查稍微增加了政治家与黑手党冒险勾结所要付出的代价（失去民众的信任以及国内影响力）。13年的工作取得这点成就实在是算不了什么。但是，这毕竟还是一种成就，而且这种成就是通过民主的方式取得的。
“一个集体犯罪现象”
参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中的117名人员于1968年在卡拉布里亚的卡坦扎罗接受审判。判决于同年12月发布。如同反黑手党调查是一次政治反高潮一样，这次判决被证明是一次司法审判上的反高潮。在卡坦扎罗，少数几个黑手党头目被判处长期监禁：尤迪托的老板彼得罗·托雷塔因为在家中谋杀两人被判最长的刑期，二十七年；安杰洛·拉·巴贝拉被判刑二十二年零六个月；缺席审判的“小鸟”格雷科和多玛索·布西达分别被判刑十年和十四年。其余大部分被告因为参与犯罪组织要么被判无罪，要么只被判处短期监禁，鉴于在等待审判的过程中就已被关押过一段时问，绝大部分被告立即得到释放。
卡坦扎罗裁决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明意大利法律制度在处理黑手党犯罪问题上是如何的懦弱无能。从许多方面来看，它都像是以圣乔治报告为基础的令人沮丧的1901年审判的重现。但是二者有一个区别：在这个案子里，没有人怀疑司法机构和黑手党之间有勾结。实际上，在多玛索·布西达决定与司法机构合作之前，构建一幅在法律上令人信服的关于“我们的事业”的图画在客观上是非常困难的。卡坦扎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意大利法官要准备公文书来解释他们的判决。461页的卡坦扎罗判决书使我们得以洞悉这一有关黑手党的大型诉讼案件背后所隐藏的思维逻辑，并让我们了解了为何在意大利法律制度运行良好的情况下“我们的事业”还是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在案件开庭审理之前，“我们的事业”的成员为避免在卡坦扎罗定罪而做的大部分工作都进展顺利。如同圣乔治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一样，警方发现在调查初期阶段总是有人会从黑手党组织内部站出来作证；但是，一旦证人害怕被报复，他们就会在调查后期撤回证词。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朱塞佩·里恰尔迪，他在拉·巴贝拉兄弟手下遭受了长期的不公正对待。首先，他们俩谋杀了里恰尔迪的父亲，里恰尔迪的父亲也是一名“君子”。他们威胁里恰尔迪的父亲将其父亲的货运公司以最低廉的价格卖给他们。随后，他们在里恰尔迪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里恰尔迪将两个敌人带到格雷科家族地盘下的布兰卡乔车站，里恰尔迪亲眼看着多玛索·布吉达用枪威胁着将他们俩带走，但以后再也没见到过这两个人。在向地方法官陈述完这些事件不久，里恰尔迪就完全退缩了。对于他的突然转变，他提出了一连串凄凉的理由：他不认识任何人，他生病了，他因为父亲的原因而失去了高薪的工作，他害怕每一件事、每一个人，他只想过一种平静的生活。他抗议说自己是被警察屈打成招的，但后来甚至又撤销了这一指控，法官认为这一指控毫无根据。因为拒绝作证而起诉如此可怜的人对调查者而言也于事无补。
像六十多年前的圣乔治一样，卡坦扎罗的检察官被迫依靠匿名的消息来源以便勾勒出一幅黑手党战争的战线图。这样的消息来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其能够提供一个理解的框架使我们能够梳理清楚一系列随机发生的犯罪案件之间的关系线索。开始审判的时候，无法掩盖的事实是，与被告的数量和指控的严重性相比，证据显得十分薄弱。因此，检察官们做了一个明确的请求，要求法官考虑案件发生的宏观社会背景。被告的犯罪记录，他们可怕的声誉以及故意破坏证据和恐吓证人的迹象，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被称为黑手党的组织。
辩护律师争辩道，没有任何足够具体的证据能够证明这种模式真实存在而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假设，我们无法因为辩护律师做出这样的辩护而去指责他们。他们声称，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控方律师为了弥补证据的明显不足而虚构出来的。如果黑手党不是一个组织而只是西西里人对法律所采取的一种普遍的敌对态度呢？
贪污、勾结和恐吓能够向我们解释黑手党分子为什么屡次能够因证据不足而获得无罪判决。对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所作的卡坦扎罗判决表明，司法系统面临的中心问题是黑手党之谜。对控方的证据作了初步评估的预审法官连同主审法官一起都对黑手党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结构这一说法不予采信。但是他们没有掌握一个事实，即“我们的事业”的组织可以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犯罪官僚体制。法官们同样对黑手党拥有适用于全体成员的“规范”和“标准”的任何提议均表示怀疑。主审法官的最终裁决哕嗦地承认黑手党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心理态度或者夸大的个人主义的典型表现”。但他也强调指出，这些社会因素仅仅是“集体犯罪现象”发生的背景。在主审法官心目中，这不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而是许多独立的互不相干的犯罪团伙，而不管这些团伙是本地的团伙还是走私犯组成的网络。总而言之，意大利的司法系统正在逐步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黑手党是一种确实存在的事物，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是它还是一个模糊的事物，无法被绳之以法。
1969年12月10日晚上6时45分，五个男人身穿偷来的警察制服冲进巴勒莫拉齐奥大街上的一排单层办公平房，并用机枪向里面的人扫射。紧接着是一阵激烈的枪战，其中一名袭击者被打死，他的同伙将其扔进一辆用以逃跑的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伺机逃跑。在撤退过程中，他们杀死了四名敌人，并使得两名敌人受伤，并留下了二百多枚弹壳。警察一到达现场就立刻意识到那位死者就是这次袭击的主要目标。他的旁边放着他的标记物柯尔特眼镜蛇手枪。他就是“眼镜蛇”米歇尔·卡弗塔奥，那位指责布西达发动第一次黑手党战争的黑手党分子。
以机枪和逃跑的汽车为作案工具，拉齐奥大街上的屠杀案显然是现代匪徒作的案。屠杀发生在一幢豪华住宅小区的一家新成立的建筑公司的办公室里，这所小区兴建于巴勒莫的建筑热潮。然而，“眼镜蛇”谋杀案肯定是一个经过集体决策而执行的谋杀行动，在圣乔治警察局长70年前的报告中就曾提到这个地区出现过类似的谋杀行动。悔罪者透露说，伪装成警察的杀手是巴勒莫及更远地方的不同黑手党家族的代表。
事实上，有一点现在已经很清楚，1969年底发生在拉齐奥大街上的袭击案是19621963年间战争的最后一次行动，这件袭击案为布西达对事件的叙述增加了可信度。根据悔罪者的说法，对卡弗塔奥的谋杀行动是由“小鸟”格雷科唆使的，因为“小鸟”逐渐接受了布西达关于第一次黑手党战争如何发生的说法。“小鸟”格雷科提出要杀害“眼镜蛇”，这一建议也得到了临时召开的黑手党高级首脑会议的同意（黑手党委员会在该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才重新成立）。因此，由于法官们已经作出令人放心的卡坦扎罗判决并且费尽艰辛界定了“集体犯罪现象”，黑手党决定将20世纪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