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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白天的猫头鹰》的作者用笔讨伐反黑手党的法官时，他正身患绝症。他在多年孤独的岁月中将他艺术上所有精妙之处都倾注在理解黑手党的思想模式上，而且他对现在比比皆是的反黑手党口号极为憎恶。但是沙沙的论战不只是一个固执、垂死的老人在感情上的爆发。沙沙发出的是一种不信任的声音，是西西里岛几代人对黑手党和意大利政府的一种不信任。
沙沙从小自学成才，他的父亲在阿格里琴托省的硫磺矿上的工作。沙沙还是一个孩子时就目睹了法西斯政权的虚伪和残暴，目睹了黑手党在战后杀害硫磺矿上的工会领袖。对沙沙来说，黑手党是意大利警察的一个非正式分支机构，政府和黑手党都有着同样残暴镇压民众的反应冲动。从他的一生和西西里的历史得出的教训是：西西里岛人只能指望从当局那里得到麻烦。沙沙对意大利政府的悲观态度可以和他对西西里的宿命论观点相提并论。沙沙长期以来坚信黑手党在本质上并不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组织，而是一种精神状态，一种将两西里最理性的头脑囚禁起来的精神状态。
当我大声反抗黑手党时，我也很痛苦，在我身上，在每一个西西里人身上，都残留着黑手党的情愫。因此，当我与黑手党抗争时，我也在同自己抗争。这种斗争就像是一种精神上的分裂，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值得庆幸的是，岛上许多像卡彭内托、博尔塞利诺、法内科尔这样的人并没有被沙沙所提到的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所困扰，他们对如何才是一名西西里人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见解。
大审判的命运
大审判于1987年12月16日宣布判决结果。474名被告中，有114人被宣判无罪，其他被宣判有罪的被告则共同分摊2665年的刑期。这些数字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法院支持了“布西达命题”，但它没有像许多公民自由论者所害怕的那样批量实行司法审判权。即使是卢西阿诺·莱焦也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要证明他在狱中仍然向其黑手党手下下达命令是一件不大可能的事情。
在判决后的几天里，那些支持法官的报纸宣告黑手党是西西里文化中不可战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神话破灭了。这是报纸界作出的一种不成熟的回应，说出的更多是人们的希望而不是信念。在判决成为既定事实之前，大审判还要经历漫长的上诉过程，对判决的定性还为时过早。举例来说，列昂纳多，沙沙仍坚持他的怀疑论而不接受“布西达命题”：“我的观点一直就是黑手党实际上是一个由各个黑手党派系组成的同盟。”两年后沙沙走进了坟墓，但是直到临死前他都拒绝抱有希望，认为他或西西里岛都无法将黑手党抛却在身后。
法内科尔认为这次判决证明了“通过尊重民主原则，我们能够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取得重大成果”。他知道打击黑手党的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在大审判还未结束之前，对“我们的事业”展开的调查导致了两起大规模案件的审理，这三次大审判都由卡彭内托的智囊团一起处理。一名重要的新悔罪者安东尼诺·卡尔德龙提供的证据导致了第四次大审判。160人于1988年3月被捕。西西里其他城市的法官进行了一系列相关起诉。法内科尔不厌其烦地强调，大审判只不过是打击黑手党斗争的一个良好开端。
若是法内科尔听到黑手党悔罪者们后来所透露的情况，他的语气或许会更加悲观。“我们断定大审判最终会是一场虚张声势。最后的判决绝不会支持‘布西达命题’。”在“我们的事业”内部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大审判只不过是一场政治作秀而已，是为了应对自大屠杀以来的血腥案件而采取的回应措施。初审时肯定会做出许多有罪判决，但是在上诉的时候这些有罪判决就会被推翻。到了最后，一切事情都会恢复常态。
一段时期里，事情似乎正是朝着这种态势发展。根据意大利的法律制度，从初审判决到作出终审判决需要很长的时间。并且最近还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为了等待最终判决结果而将囚犯关押太久。但由于黑手党案件的复杂性，这些案件审理起来特别慢。因此，黑手党被告是这一法律的主要受益者。截止到1989年初，在1987年12月被判有罪的342人中，仅有60人仍被关押在监狱里。
1990年，巴勒莫上诉法院推翻了大审判中作出的一些有罪判决，更关键的是，不予支持“布西达命题”的核心观点：黑手党所犯下的一些重要谋杀案是身居高位的黑手党委员会成员下令唆使的。案件随后送交科拉多·卡内瓦莱法官主持下的最高上诉法院的第一部门。因为技术细节问题而宣判黑手党分子无罪的习惯，卡内瓦莱法官获得了“判决杀手”的绰号。（2002年10月，最高上诉法院撤销了因“为黑手党组织的犯罪提供外部合作”而对卡内瓦莱法官作出的有罪判决。我们不得不由此得出结论，就像他自己一直声称的那样，他只不过是在十分谨慎地运用法律。）
司法系统内部有人开始阴险地反对法内科尔。大审判作出判决之后，反黑手党“智囊团”的创始人安东尼·卡彭内托决定返回佛罗伦萨。在卡彭内托的欢送宴席上潸然泪下的法内科尔，显然是代替卡彭内托的合适人选，由法内科尔担任调查办公室主任再合适不过了。但是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有关肮脏的政治活动、走廊阴谋以及同行妒忌的故事，只不过这个故事蒙上了一层反对“个人崇拜”的薄面纱，而所谓的“个人崇拜”针对的就是法内科尔。在这个故事的结尾，这一职位给了安东尼诺·梅利，这个人差两年就要退休了，而且从未调查过任何有关黑手党的案件。法内科尔不光觉得屈辱、绝望，而且还十分害怕。“我是一个快要死的人了”，他对朋友们说。他意识到“我们的事业”能够看出政府不支持他的任何迹象，从而将他视为易受攻击的对象。
随后，在公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梅利随意将黑手党的调查案件分配给一些法官处理，让“智囊团”接受一些非黑手党案件，在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就给智囊团增添了一些新的成员，并将黑手党案件分发给西西里不同城市的调查官处理。对于梅利的正直没有人提出质疑，但他的方法却违背了法内科尔的基本原则，即：我们的事业是一个单一的组织，需要司法界作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在马尔萨拉新职位上工作的博尔塞利诺不无担忧地观察着事态的发展，最后觉得有必要把他的担忧公之于众。“我有种不祥的感觉，有人想让时光倒流，”他说。政界立刻就炸开了锅，司法官最高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并决定调查博尔塞利诺的言论。法内科尔写信解释说，反黑手党的调查在梅利的领导下已陷入停顿状态。本该保密的司法官最高委员会的听证会被亲法内科尔和反法内科尔的阵营泄露出去，关于政治偏见和“个人崇拜”的责骂话语到处飞扬，人们已经忘记了什么是真正应该探讨的问题。法内科尔提交了辞职书，随即又将它撤回。在这场既耗时又令人泄气的吵闹的最后，司法官最高委员会怯生生地请求双方修补之间的分歧，法内科尔的地位越发岌岌可危。巴勒莫的司法官因此被人称作“毒宫”。
大审判过后，法内科尔从法官同事们那里遇到的麻烦让人觉得寒心，法内科尔的遭遇说明了意大利的公共机构是多么的唯我独尊。在许多政治家及其司法界的盟友们的眼中，反黑手党智囊团并不是一个司法系统履行其职责的一个有用工具，司法系统的职责是保护现实世界里的无辜者并惩罚有罪者。相反，它仅仅被视为一个“权力中心”，用来对政府内部的竞争对手施加影响力。法内科尔和博尔赛利诺让人感觉像是来自三维世界的人，他们被迫向二维世界的人解释他们的思想。这两位法官尽其所能向人们指出，第三维是司法公正。但是对于那些坐标系里只有政治斗争和程序诡辩的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世界上居然还存在着这样一个三维空间。
1989年6月，法内科尔对于自己易受袭击的担心再次得到了证实，一个装满炸药的阿迪达斯运动包在巴勒莫郊外的一所海滨住宅旁边的岩石上被人发现，而这所住宅是法内科尔夫妻二人刚刚租来的。法内科尔一反常态地公开宣称．他认为与黑手党关系密切的不知名的政治家参与了谋杀他的计划。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巴勒莫司法官的事务又再一次交给司法官最高委员会处理，法内科尔成了一封封匿名诽谤信的受害者，而这些信件有可能出自他的一个同事之手。主要的指控是法内科尔曾经利用一名黑手党背叛者与科莱奥内家族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斗争。次年一月，反黑手党的巴勒莫市市长莱奥卢卡·奥兰多为了努力改变市政府的风气而与共产党结盟，但最终却被罗马基督教民主党的领袖们击垮，他们将其视为一个在政治上标新立异的人。法内科尔和反黑手党运动的前景看起来确实是一片惨淡。
但在1991年2月，法内科尔，这位经常沦为政治机会主义牺牲品的法官，却成了它的受益者。这个时刻，反黑手党运动的命运急剧扭转。继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意大利政治的战后浮冰开始融化。意大利共产党解散并改组成社会民主党，现在意大利人更没有多少理由来“捏着鼻子为基督教民主党投票了”。基督教民主党在意大利东北部的根据地也很难以防守；在这里，喧闹的北方联盟通过谴责罗马和南方的腐败而抢走了天主教政党的支持。改革气息已经在空中弥漫。犯罪浪潮以及部分公众舆论对大审判结果的愤慨给新上任的司法部长一个通过将自己树立为法律秩序的捍卫者而提高自己声誉的机会。这位司法部长是一位野心勃勃的社会党人，已经是反黑手党法官的批判者。他邀请法内科尔担任司法部刑法事务处处长，负责协调国家级的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