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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甚至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而是故意杀人罪！
如果要给所有情绪都划分出悲喜的话，应该说，在最初知道王恒和我弟弟之间过节的那一刹那，我应该是喜大于悲的。
可是很快，当理性重新占住上风，我又陷入到了更大的担忧中去。
这下事情真的严重了……
所以，这下王恒一家真的会下死手来为他脱罪了！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问题也让我颇为担心，而这一点更快地得到了验证，就是另外两名死者的家属得到这个信息之后，迁怨于我们。这倒也是人之常情，如果我们是被无辜殃及的池鱼，也很难做到不在人家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老实说，晓芸来我家的时候，我几乎不愿跟她说话，因为弟弟是为了救她而死，甚至从根本上，如果不是她，弟弟国庆放假就不会回来，还待到那么晚都没有返校。
相比之下，另外那两位死者的家人修养还算是比我好的，他们很快就开解了自己，继续和我们有商有量。
可就算我是小人心好了，无论如何我是不敢相信他们能再和我们完完全全一条心了。
作者有话要说：
、3
得到那条消息的第二天，我心急如焚地去交警大队催要事故调查报告，另外两位死者的家属也跟着我一起。他们能对我们放下芥蒂的一大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他们觉得得仰仗我，毕竟我是所有家属中学历最高的，又是学法律的。对于这一点，我着实哭笑不得有苦难言。我才刚刚大学毕业，只不过有些书本上的知识罢了，至于不到一个月前考的司法考试，过没过都还不知道，就算过了，也得在律所实习满一年才能拿到律师资格。我的确是有很多同学学长在北京上海的大律所工作，可大家的情况也是一样的，既无资格亦无经验，做的还都是投资上市等挣钱的活计，没人做刑事诉讼，何况山高皇帝远，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交警大队我们连去了四天才总算拿到事故调查报告，一翻开就看到一个其实已经不那么晴天霹雳的晴天霹雳——
肇事者的血液酒精含量正常。
可想而知，此时再想询问那天那个声称他酒气熏天的交警，这个人也已经不再存在。
如果说这么一来，这起案件最后的定罪就只能是一个最高刑为七年有期徒刑的交通肇事的话，那么下一个晴天霹雳则可以将它生生扭转为一起肇事者仅需负民事责任的意外事故——
车辆掣动机制存在故障，方向盘亦失灵，原因待查。
好一个“原因待查”！也就是说，就算最后民愤滔天不得不给一个说法，他们也有空间找个替罪羊来混过去了！
其他几个家属围着我紧张地问如果是交通肇事罪意味着什么，我麻木地听见自己的声音冷冰冰地回答：“不光是实体罪名会轻很多，还关系到程序。哪怕是危害公共安全罪，因为最高可达死刑，一审是要在中级法院的，这样如果我们不服，上诉就是到省高院了，就出了我们这儿了，也许他家的势力就鞭长莫及了……可如果是交通肇事罪，一审就只能在基层法院，上诉才到中级法院，根本就出不去了……”
有个突击自学了几天法律的叔叔问我：“上诉之后还不服不是还可以申请再审吗？”
我疲惫地笑了笑：“理论上如此，可是一来，这是公诉案件，我们不服没法直接上诉，只能申请检察院提起抗诉，决不决定抗诉还是检察院说了算；二来，就算提起了抗诉……自从建国以来，别说推翻原判了，被接受的申请再审案件都没几桩……”
从交警大队出来，我只觉得心力交瘁，这几天那吊着我这么大干劲的那隐隐一线希望消失得如此彻底，如同容器被突然抽空到进入负压状态，一不小心就会被捏挤得变形扭曲。回到家真不知该怎么去跟家人——尤其是父母，提到这一切。
但我到底还是低估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毕竟是过来人了，他们见过的世间险恶远远超过我这个才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22岁小女孩，何况这几天继续得到的消息，也让大家都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首先，是爸爸一批大学同学前来探望，其中一位赵阿姨就是做律师的。她认识王恒的爸爸和爷爷，告诉我们他们坏到了骨子里，真正的吃了原告吃被告，还和法院经济庭和执行庭一帮人长期勾结，从双方当事人身上大捞油水，他们家至少有上千万的身家，但就算如此，也别指望他们能拿出多少赔偿金，毕竟那是来路不明的巨额财产，如果拿出来岂不是相当于投案自首？
伤心糊涂了的妈妈还可怜巴巴地问了一句：“现在都没有律师肯接我们的案子，你能不能给我们代理？”
赵阿姨的拒绝婉转而彻底：“就是因为这帮人实在太黑了，我早就不在这儿当律师了，我去省城都好几年了。”
事实上，别说当地没有律师对我们的案子表现出热情了，就算有，我也会怀疑他们居心叵测，是想同王家里应外合彻底把这个案子做死呢。而那些天除了跑交警大队和继续找律师之外，我们三家也在网上发帖，连同大量关注此事的网民，很快就在当地论坛上掀起热烈的讨论。很多人在对我们表示同情和支持的同时也纷纷支招，从外地聘请律师也是常常被提起的话题。然而对于这个可能性我亦无法抱持乐观态度，一来外地律师来跟这个案子委实太不方便，二来案情发展到这一步，明显已经进入了打关系的阶段，外地律师在本地无根无基，很可能处处碰壁，除非指望一个来自省城、和省高院或政府有过硬关系的律师肯为我们尽心尽力。
理论条件摆出来不难，要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却谈何容易？这样一位莫须有的律师就算能有那么硬的关系，我们又何德何能，如何指望他肯那么尽心尽力？
我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怎么睡着觉了，脑子无时无刻不在高度运转，光这个聘请律师的事就耗去了我大半的精力。我给很多大学同学打了电话，跟每个人口干舌燥地把这件让我伤透了心的事一五一十说了一遍又一遍，他们也纷纷替我找了各自所里做刑事诉讼最有经验的律师咨询，这些人的意见也都是见仁见智：有人建议我们三家团结起来，分工合作，不要指望任何别人，包括媒体和公检法机关，自己去调查取证；有人建议我们一定不要跟另外两家合作，因为大家情况不同，只有我们是涉及故意杀人，他们最后很有可能会被赔偿收买而同意轻判，也因为案件发展到后来，就算是一家人都会出现不同的诉求，何况是一群被利益联结起来的陌生人；有人建议我们停止现在不友好的举动，布下暗棋，最后再突然发动抛出杀手锏，打对方个措手不及；有人则建议我们一定要在舆论上尽量造势，让公检法机关被迫暴露于阳光之下，无法对我们造成大的不利。
在舆论上尽量造势的建议在网友的呼声中是最高的，有人还指出，我们假如能让这个案子轰动全国，就必然会有希望扬名立万的律师主动来找上我们，甚至不收费也愿意代理。其实这本身已是个逻辑悖论，如果真是那么有后台有手腕的律师，又何必还用这么草根的方式来扬名立万？而倘若他需要借助一些灰色手段，也定然会低调行事。
何况就是舆论上造势这一点，亦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如今各种震撼人心的社会消息层出不穷，我们这桩案子根本谈不上多么少见，就算能轰动到如同“我爸是李刚”，李刚的儿子最后又判了几年？
事实情况是，当地论坛上炒得沸反盈天，当地媒体却是反应平平。日报社和晚报社分别来过人采访，草草一轮过场连我们这些行外人都看得出敷衍，最后见报的也只是一篇豆腐大小的平铺直叙就事论事。电视台的反应如果非要说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有人开始为肇事者代言了，在网上发布虚假消息一会儿说这家接受了多少赔偿金额，一会儿又说那家谈成了怎样的赔偿方案，离间我们三家也就罢了，更让不少网友愤然骂我们是用亲人的命去换钱。待我们愤然澄清并反击之后，他们才忙不迭道歉，死乞白赖来采访，之后却当着我们的面就打给公安局长，一副十分熟络的语气，而几日后播出的专题报道更让我们的心凉了半截，因为它的中心思想在于讴歌当地司法系统有多么公证不阿，律师也一个个都是受害者的利益代表，现在网上很多传言不实，都是百姓无知，吃饱了没事干想得太多。
尽管平常网友都会抨击媒体都是权力部门的喉舌，许多报道内容不尽不实，可真的有报道出来，相信的人也还是不少，就连许多同情我们的人都说：受害者家属对肇事者一方和司法机关有过激言论也情有可原，毕竟家里刚失去了亲人嘛。——也就是说，就连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人都认为我们之前的言论是非理性的夸大事实了。
在新闻变成旧闻之前，唯一令我们振奋了一下的是一家省报驻当地的记者认认真真地来采访了一次，而且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量级的消息——
他不但采访到了事故发生现场的一些商贩和保安，证实了王恒当时的确酒气很重，而且还查出了他之前喝酒的地点。他前往那家饭店调查，有一名服务员告诉他，当天是他来给王恒这桌人结帐的，听见有人跟王恒说：“你喝这么多酒，还想开车去办事呀？别开都没开到就被抓了！”
已经有了七分醉意的王恒答道：“就是要开呀，不开还怎么办事？当年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哪个杀人前不喝酒壮胆？”
这是一条重大证据呀！
可是，那名记者的那篇报道并未见报，我们后来给他打电话，他也百般推托，可见身不由己。我们再去找他提到的那些证人，不难想象，在场所有人都是一问三不知。
我托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的同学替我联系了一家外省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和摄影师千里迢迢地飞来，专业而严肃的工作态度给我们燃起了一丝希望。采访结束之后，他们又跟我们谈了很久，推心置腹的话在感情上让我们大感温暖的同时，也在理智上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