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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与权力常常结伴而生。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金钱都可以依靠权力而获得，这就是所谓“资本的原罪”。资本主义现代化以来，资本的原罪似乎已经被人们逐渐谅解。对于殖民者掠夺殖民地的罪恶如此，对于贩卖黑奴者如此，对于资本主义早期残酷压榨本国工人如此，甚至到今天的华国，对于各种暴发户的原始资本积累也同样如此。当今世界，因发达国家掩饰自己当初罪恶的需要，对于资本的原罪，普遍持一种宽容的态度。所谓资本的原罪，其实就是不当使用权力的结果。这种现象虽然令人不快，但是，清算过去，并不能改变现在。
在资本主义早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自由不可侵犯等最高社会原则，导致很多掌握大量金钱的资本家，只为满足个人的私欲而花钱。如果参照“金钱就是社会权力”的观念，那么，资本家为自己而大手大脚乱花钱，完全可以视为“以权谋私”，可以视为是将社会权力用来为个人服务。这种“以权谋私”虽然不会被法律定罪，但是，它会被社会的公共道德定罪，因为，这种行为对于社会是弊大于利的。一个拥有大量金钱的人，为个人膨胀的**大量挥霍，最终往往成为败家子，应验“富不过三代”的老话。这种现象可以视为，社会最终剥夺了掌握社会权力却不为社会做贡献的寄生虫。
资本主义早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是金钱权力的“以权谋私”十分普遍。没有多少资本家意识到，个人名下的巨额金钱就是一种社会权力。他们把这种数字化的社会权力，等同于个人。权力，将社会权力完全用来为个人服务，造成物欲横流的丑陋现实，也造成贫富差别的社会悲剧。在遭遇了几次巨大的危机后，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之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利用国家权力减少资本家个人拥有的社会权力。国家的高福利制度，就是将资本家的一部分社会权力剥夺，归国家政斧掌控，由政斧将其行使到对社会最为有利的领域。而社会主义制度更是将这种金钱的权力强化到极致：除了政斧，谁也不能拥有。
高税收其实就是剥夺资本家的个人。权力。现代资本主义高福利制度在部分剥夺资本家权力时，有一个两难的困境：剥夺严重了，就变成社会主义了，这样的结果会导致社会竞争能力和财富创造能力的下降；剥夺轻了，社会权力形同虚设，发挥不了多大的作用。在比尔…盖茨成为慈善家之前，绝大多数资本家的慈善行为或者是纯粹出于个人的善意，或者是想为自己做一个好名声的广告。很少有人清楚地意识到，大笔花钱其实就是在行使社会权力。即便昨天提到的首位捐献10亿美元的cnn创始人泰德…特纳，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这个问题，歪打正着地发现：捐款越多，挣钱越多。
我没有把握说比尔…盖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期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特纳捐献10亿美元的举动显然对比尔…盖茨有很大的启发。比尔…盖茨在后来的几次大笔捐款后，在意识上超越了特纳，他已经较为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如何花钱的决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世界。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向世界展现他的慈善行为，某种程度上，就是向全世界的资本家做出了一个如何行使社会权力的榜样。
比尔…盖茨给自己和家人留下的财富，大约只是他财富总额的万分之一。这个举动似乎向全世界表达了一个含义：比尔…盖茨不是为自己赚钱，也不是为后代赚钱。比尔…盖茨将个人财富用于防治艾滋病、教育等领域，也向社会表明了他是要帮助某些弱势的特殊人群。这个举动淡化了人们长期以来始终存在的对于富豪阶层“为富不仁”的固定观念。比尔…盖茨的举动至少让公众产生了一种信任：把钱交给比尔…盖茨是可以放心的。于是，比尔…盖茨钱越来越多。资本主义制度形成几百年来，获得公众这种信任的资本家，比尔…盖茨毫无疑问是第一个。
从04年到07年，彼尔…盖茨连续4年被评为“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之所以能够拥有这样的称号，完全是因为他所拥有的金钱的力量。虽然比尔…盖茨的软件对于改变世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微软的软件对于比尔…盖茨来说，更主要是获得金钱的手段。当他成为一个慈善家，当他开始决定如何支付自己巨大的金钱时，他才变成真正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比尔…盖茨是在扮演政斧应该扮演的角色，依靠的就是金钱的权力。
比尔…盖茨大笔慈善捐款还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时代背景。美国政斧为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花费的金钱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对于比尔…盖茨来说，如果美国政斧是完全可以信任的，将钱以税收的形式交给美国政斧也未尝不可。但是，比尔…盖茨显然对美国政斧的战争开销不太满意。如果把自己挣来的钱交给美国政斧，就不得不接受美国政斧把钱花到他不愿看到的地方。正好，美国的政策为他提供了这样的可能：钱可以不交给美国政斧，仍然留在自己手中，但是，这笔巨额金钱将不再花在自己身上，而是由他自己决定花到哪些该花的社会领域。比尔…盖茨这个全球最大慈善家出现在美国，而不是在欧洲，应该是美国与欧洲政策、法律不同的结果。
比尔…盖茨的慈善其实是在慈善的名义下，行使拥有大量金钱的社会权力。因此，他的举动已经超出了慈善还是伪善的争论。人们评价他应该从他为什么而花钱的角度来评价，或者说，评价比尔…盖茨的捐献行为，应该从形式社会权利的角度来评价，结果将大于行为本身。但是，其他的社会权利都是可以监督的，以慈善名义出现的社会权力，基本上是没有监督的，因此，我们并不清楚比尔…盖茨捐献出来的钱，究竟都干了什么。从好的一面看，比尔…盖茨的行为体现了资本的一个深刻的规律：资本的使用只有是对社会有益的，才会带来更多的财富。从不好的一面看，我们其实不知道比尔…盖茨花出去的钱，到底对谁有益。
但是过早的接触到金钱跟权利，对于孩子来说也不是一件什么太好的事情。不过这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毕竟华国的传统文化存在这里。
现代混沌理论有个原理叫“蝴蝶效应”。认为一个自然体系的后来发展，极大依赖于初始条件的输入。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带来体系输出的极大变化。华国文化的雏型期、孕育期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周王朝的诸侯分封制度，将世界东方的华国大地分成大小不等的许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类似于西方希腊时期的城邦。相互间联系广泛，交流频繁、环境宽松。因而工商业和技术都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在那种自由宽松的空间，各种思想流派，得到了空前发展。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韩非子、群星灿烂。儒、道、墨、名、兵、法、阴阳、诸家各成系统。其中儒家、道家、墨家思想。已各各形成了它们自己的哲学系统。闪耀着世界观，认识论以及人生哲学的光辉。至今仍能感受到其中人格和人文精神的巨大力量。
但是，在世界东方板块的中心。使历史的蝴蝶扇动翅膀的却不是饱含着人文精神的思想家。而是一些个人品质恶劣、名利权势欲极强的功名利禄之徒。首先是法家人物商鞅，找到了处于边陲之地的秦国，作为他实验政治学说的试验田。而满脑子“霸道”**的秦孝公与一心想推行专。制制度以获利的商鞅，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开始了他的变法。商鞅在秦国实行对内严刑峻法，高度聚敛。对外间离分化，穷兵赎武的耕战政策。果然得到了明显的效果。秦国很快强盛起来。但是，由于他推行的这套制度太伤天害理，太有伤天和。商鞅终于作为华国历史上作法自毙的第一人而被五马分尸。作为华国历史上国家恐怖主义的制度化严刑峻法的始作俑者，他的惨死是死有余辜的。后来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及酷吏，下场大多都和他差不多。这多少是有警世的象征意义的。但是华国的极权制度，总是使这样的酷吏在历朝历代层出不穷。
法家理论之集大成者，是韩非子。而韩非理论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公开地鼓吹邪恶，鼓吹强权。法家人物主要特征——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要道德约束，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法家人物在推行他们的政治理想时，可以完全不考虑下层老百姓的痛苦和灾难。这与孔子“苛政猛于虎”的思想，“过盗泉而不饮”的风范。与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形成了巨大的道德反差。
韩非将政治总结为“法、术、势”三个方面的内容。“法”就是商鞅推行的严刑峻法。“术”即申不害鼓吹的权术。主张君主要独断，要善于用权术驾驭臣下，要将自己的意志、情感、心理深藏于内心。使臣下不可窥测，视之以神秘。才有精神上的威慑力量。也就是所谓“天威不可测”。而“势”则是法家重势派人物慎到鼓吹的权势。他认为“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君主拥有了绝对权势，就能治理好国家。以上法家的重法、重术、重势派的三个代表人物的理论。在韩非的思想里得到了综合、总结与发扬。
韩非有一个着名的观点是“圣人执要”。“要”即是枢扭、关键，即是国家最高权力。而“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只要君主执掌了国家最高权力，“抱法处势”而治，则天下人不敢不归服效劳
而且他说：“禁歼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对人民必须禁其事、禁其言、禁其心。严厉地统治到行为、到言论、到心里、到潜意识里。真是世界上最早熟、最严密的极权统治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