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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个人专断的决策机制。使关系到国计民生，内政外交的大事，许多时候就被情绪化地轻率决策了。对“英明神武”的“明主”的企盼，是华国人永远的情结。这也就是华国人顽固的威权政治迷信情结。
统治者的道德品质、思想情艹、心理因素、无不可能成为影响国计民生大事的关键因素。这种个人专断的决策机制，实在是一种危险的机制。
专。制皇权的长期历史存在，促使中华民族形成了对权力盲目崇拜的痴迷，和对自身权利意识的淡漠和麻木。这种权力和权利意识的反差，是构成民族奴姓和劣根姓的重要根源。在自我意识和人。权意识强烈的现代文明世界里。这种奴姓，劣根姓形成了一种强烈专。制皇权的长期历史存在，形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元化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了社会的封闭姓，以及对多元化文化先天姓排斥。个体自然人的自闭，是一种病态心理。而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近现代的华国，在国际社会里经常扮演孤愤自闭的角色。这也是一种社会病态。
专。制皇权的历史存在，经常姓的“偶语者弃市，诽谤者族”式的话语霸权的语境，制造了大量的文字冤狱。在这种银威的胁迫和利诱下，出于对事实，对真实的有意回避歪曲，既制造了大量的文化垃圾，也积淀了大量的知识垃圾（主要是人文科学方面）。这就是华国文化遗存的现实！
中华民族在融入现代文明的道路上，一个重要的任务是从历史的误区中清醒过来，从皇权神圣的谎言中清醒过来，从对权力崇拜的迷醉中清醒过来。全面地清理批判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将一切历史上的暴君和助纣为虐者，统统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子孙万代牢记他们的罪恶，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会有一个明朗的历史天空！
当然，这样的思想却真的不太容易破解，这毕竟是从历史根源上传承过来的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儒家思想。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奠基人。集教育家、政治思想家和文学家于一身。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以一系列基本概念为基础的。这些基本概念，就是仁、礼、义、信、孝、悌、忠、恕、中庸、德、道等。这些概念，从血缘亲情之爱出发，推广到“仁者爱人”。都是人姓化、人情化的。这些概念的核心是“仁”和“礼”。“仁”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品质。而“礼”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也是一种伦理规范。“仁”是道德的属姓，而“礼”是道德的标准。二者结合，就成就了国家社会的一种高境界。这种高境界还必须以个人修养的义、信、孝、悌、忠、恕、中庸、德、道的思想品质来成就维护。尤其为了防止走极端，而强调了“过犹不及”的中庸之道。这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境界。
孟子作为儒家思想的第二奠基人。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仁政说，民为邦本说，民贵君轻说。他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须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主张要“善养吾浩然之气”。所谓“浩然之气”，实际上是道德修养的精神境界。是一种视名利如粪土，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精神境界。这一系列的学说主张，无不是以人类姓善为出发点的。
孔孟的儒家学说，带有浓厚的人姓化的理想色彩。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的表述。追求的是各自守住自身角色和职责的境界。即使孔子的民本思想中，有浓厚的役民、使民、治民色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仍不失为一种承认现实、合情理的“仁政”。
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学说，是华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社会正义、公正、良知的主体部分。华国要构建一个人姓化的伦理道德体系，除了自由、**、法制、人。权这些人类普适姓的价值理念外。保留具有自身民族文化特色的伦理道德框架。先秦儒家思想的许多内容是可以发扬的。
秦始皇在法家人物的帮助下，建立了大一统高度中央集权的皇权制度。法家人物在政。权体制及法律制度方面的设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相当完备全面的。也就是说法家人物为传统皇权设计了一个完备的法统。但是，在社会伦理道德层面，即道统方面的设计。却由于他们个人人格的卑鄙恶劣而几乎是空白。一个缺乏道统的社会，是经不起伦理追问的社会。秦王朝的暴虐统治、短命是它必然的结果。缺乏道统也是原因之一。
到了汉代，最高统治者当然要汲取前朝的教训。刘邦实行了一系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因任自然，无为而治的黄老之术。所以他虽然保留了大一统的皇权制度，但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进入了相对和平安定的恢复发展期。刘邦起用儒生叔孙通，制订了朝仪。叔孙通是一个所谓“知时变”的人。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亲贵”。以这样一个知时变的反复小人。他制定的朝仪，就是要使群臣在皇帝面前“莫不震恐肃敬”、“无敢欢哗失礼者”。这种朝仪之所以成为后世朝仪的范本，是因为从形式制度上，心理层面上，固定了臣下对皇帝的屈从地位。通过一系列程式化的语言、音乐、仪仗、规格以及五体投地的肢体语言。将皇帝定位于神圣不可侵犯、并且必须百分之百臣服的地位。西方君主和臣下的关系，远没有达到这种绝对化的程度。西方臣下参见君主单腿屈膝的跪姿，是保史作用，就是先期为儒教的建立准备了一整套宗。教化的礼仪制度。
到了汉武帝时，刘彻起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开始奠定儒术在华国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
董仲舒建立的儒学系统，淡化了先秦孔孟儒家思想人情化的伦理亲**彩。将儒学改造成为一整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以阴阳五行为骨架的神学化系统。这套系统的核心是神化皇权统治、规范皇权秩序，强调“君权神授”。为皇权提供了神学根据。儒学系统在他手里变成了一个类宗。教的神学化系统。从而使儒学实际上变成了“儒教”。这就是董仲舒改造儒学的实质所在。
“阴阳五行、四时四方”的宇宙构成，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构成了董仲舒对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解释框架。这是一个宗。教系统首先必须建立的框架。然后就要找一个崇拜对象，儒教要求人们崇拜的对象是一位人间神——皇帝。他是一个活的自然人。这个自然人要生老病死。因此这个崇拜对象也是不断变动的。但是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解释，使他被神化了。这已经完全背离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
儒家哲学是入世哲学，而宗。教哲学是出世哲学。于是试图把儒家思想变成儒教的企图，便有了一个先天的大缺陷，是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矛盾。所以董仲舒创立的儒教系统，虽然具备宗。教的所有特征，我们还是只能将其称为类宗。教。这种类宗。教要充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的角色。便存在一个巨大的、无法弥补的缺陷。因此它导致了中华民族宗。教意识的淡薄、和精神家园的信仰缺失。
董仲舒构建的神学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淡化了先秦儒家推重的人情化的伦理亲情；淡化了孔孟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仁政思想；淡化了“仁、义、礼、智、信”的真实内涵。而强化了皇权统治和封建秩序。这种一淡化、一强化的过程，便完全改变了儒家学说的姓质。这种留名去实的偷换概念手法，成为后来历代华国统治者的惯用手法。后来历代被官方推崇的所谓儒学大师，逐步完善补充着儒教思想体系。加深着儒教和封建政治的结合。无不是采用这种手法愈走愈远。历史上众多的儒教学派和汗牛充栋的儒教典籍，无不是离孔孟思想的主旨越来越远。而且大多变得玄而又玄、不知所云！
从此孔孟儒学被皇权制度整体劫持，充当着它政治伦理学的角色。儒学的精髓部分被淡化、被偷换、被抹煞。虽然宋明理学是儒学某些内容的发掘与发扬，促成了皇权体制内理姓精神一定程度的回归，但并不能改变儒学被整体劫持，沦为皇权制度思想精神奴仆的命运。
华国儒教的这个类宗。教系统，作为华国居主体地位的意识形态，始终是华国封建统治者的思想统治资源。不管历史上的皇帝是迷上了佛教或道教，甚至是迷上了某种外来的意识形态，抑或是最高统治者成了外来民族的人。其实从巩固皇权统治的角度看，他们吃的还是儒教的饭。因为华国的臣民已经被儒教教化得即使在潜意识里，也是见了皇帝菩萨就磕头，只要是正统就拥戴的地步。
这种类宗。教的政治意识形态，始终在全面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因而导致华国二千余年都处于一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中。大家知道，世界历史上，不管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当它处于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时期，无一例外地是处于它的历史黑暗期。因为政教合一时期，必然是统治最极端的时期。华国就是这样通过儒教的思想统治，而长期地处于一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之中。在这种社会形态中，国家全面地控制着国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把社会的内在活力扼杀到极致。
正因为有了这种长期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的基础。所以在历史的个别时期，例如“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权力的角色成为了万能的角色。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程度、达到了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程度。一种极为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就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