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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旭看着他笑，摇了摇头，在给江枫敬菜的同时，说道：“嗯！老首长您这种想法，说穿了是不是有点无奈呀！”江枫那微带醉意的脸有些红了，看了看朝旭，微微一笑，没吱声，想听他继续说下去。朝旭也有些醉意，也就没有平时上下级之间的那些客套了，他接着说：“我在深圳也接触了一些退下来的官员，大多是您这种心境。不想面对而又不得不接受现实，并不麻木而又只好自我解嘲。”江枫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了。朝旭瞥了他一眼，说：“你我经历的这一幕幕，对于苟且之士可以顺其自然，而对您这样才华横溢的人，你能甘于淡泊？你的心神能‘宁静’得了吗？”
江枫那夹菜的手，微微有点抖了。他摸着酒瓶，自已倒了一杯酒喝了下去，把酒杯轻轻往桌了一放。看也不看朝旭一下，反问道：“不这样，又能怎么着？你能抓起石头打天啦？你在楚云再有才，不也被逼走？楚云人出去的都是好样的，留下的就搞窝里斗。我，没有那个嗜好。”
朝旭笑着又赶忙给他斟上一杯，说：“您说的没错，我和您一样，都是窝里斗的牺牲品。我最近发现‘窝里斗’，连电脑软件里面还有这个专用名词。可见是中国特色，我们楚云也有品牌呀！”朝旭想缓和一下气氛，不想再扯这个话题，可江枫并没有转过弯来。
他说：“我这还算好的呢，戈尔巴乔夫下台，连守门卫都没有资格，比我们的下岗工人还惨哩！”
朝旭连忙接过他的话，说：“这是苏联**的悲哀，中国**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啊？”
江枫放下酒杯，抽了一口烟，仰头靠在椅子上，将烟雾向空中一条线吐出，漫不经心地说：“其实，中国比苏联好统治，苏联经过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要的历史阶段，社会责任、民主意识比中国人要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直接从封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服从性或者说奴性始终是人们意识的主流，各民主党派也是作为一种象征而存在，历届中央领导对待老百姓的态度还是谨慎的，因此，我认为象苏联那样历史性的变革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当然，执政党应该提高自己的执政能力，否则，任何事情都是很难预料的。现在，连一个村支书临下台前，都早已安排好了自己的后路，此风不可长啦！”
朝旭说：“社会是向前发展的，在这一个过程中各种可能都存在。我也不认为一个国家，一定要到了那种被动的时期，才调整自己的路线，当主动权控制在手中时，稍微清醒一点，就不至于走回头路。”
江枫说：“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体制问题，一方面从上到下都跟着喊体制存在弊端；另一方面，又熟视无睹，甚至仍然我行我素，甚至利用这种体制搞**，不少人就是踩着这些垃圾大踏步地上去，又一个跟头栽下。”
朝旭朝旭冷笑道：“当前，组织上对我们一些干部的真实情况，又了解多少？有的干部特别爱表演，只要有机会，就用那些闪光的词藻来装饰自己，信誓旦旦。台上信口开河，台下无所不用其极。我在一个刊物上看到，有这么一个领导干部，曾多次在大会上向群众表白，‘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是**的信徒’等等，然而，实践中，他则是三基本，即：基本讲假话，基本不管事，基本谋私。给国家造成几千万的损失，他还理直气壮，耀武扬威。群众反映强烈，可领导还蛮相信他，何其怪也！”
江枫插话说：“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群众反映强烈，有什么办法？当秘书出身，特殊！有领导呵护着。”
朝旭说：“平时不重视对干部的教育，出了问题整个单位象进入战备状态一样，紧张得不得了，我看这个干部迟早要翻车。”
江枫默默地点了下头，对朝旭说——“嗯！有人说，坏人是好人培养、宠惯的，其实，秘书干坏事，我看有的是跟老板学的。你还只是说了某些干部个人的表象，有些问题比你说的更严重，当前，最糟糕的是国有企业，简直成了国家的‘牛皮癣’，有的被搞得一塌糊涂，工人苦不堪言，而头头们一蹦，跳槽继续当他的官去了，有的还到主管部门当主管。凭什么？”
朝旭说：“是啊！体制弊端必然给**分子以可乘之机。”说到这里，朝旭也点燃一支烟抽着，接着身有体会地说：“我们国有企业的机制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生命力，机制上早就显现出了它的老态龙钟，毛病百出。如果哪一家国有企业的头头们，哪怕有民营企业当家人一半的责任感，那他这个单位的日子就要好过多了。”
江枫说：“你说的没错，他们不仅没压力，还趁改革之机出卖企业利益，中饱私囊，导致企业崩溃。大凡被搞跨的企业，就是相当一部分干部没有责任感，甚至搞群体**。你前几年亲自处理的几千人集体上访，不就是这样引起的？”
朝旭站起来，在客厅里边踱着步边说：“我认为，国有企业必须建立干部下岗、离任审计、向工人述职、考评和选举罢免等制度。国家不要包办、行政有效干预，不称职的当工人，不能当上官就进了保险柜，出了问题易地做官。市场竞争如此激烈，相当一批国企干部却无动于衷，不竞不争不管，企业搞跨了，他们没责任，看水流舟，怎么行？企业是这样，某些行政单位一把手，也学着那些私人老板的做法，把自己所领导的单位当成私家地盘，一手遮天，搞国有私营，大批国有资产流失，他的官照样当。人事部门的恐高症、领导搞圈子、近亲繁殖及其普遍。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江枫说：“是这样，过去还讲个阶级感情，现在连同志感情都没了。过去是最讲‘认真’，现在是最怕‘认真’。管人事的怕别人汇报干部的问题，领导不敢叫真，捂着压着，直到这浓疱腐烂发臭。所以，有的干部进了牢房以后，发感慨说，组织上批评少了，个人犯错误机会就多了。”
朝旭插话：“谁认真，谁倒霉，但那些怕认真的，不少人结果更惨……。”
这时候，凤玲从厨房收拾完出来，一边擦着手，一边说：“也有讲认真的，湖南不是出了个蒋艳萍吗？那案子办得真叫认真，据说她的案卷达几十公斤。”
朝旭笑道：“你又要为女人打抱不平了！”
凤玲边收拾碗筷，边说：“女人不能出头，这是中国人的一大忌讳。姓蒋的有没有罪我不管，可每到一处就能扭亏为盈、养活了几千工人，较之那些什么贡献没有，而又贪得无厌的贪官们，我看哪！有罪也只有那么大。还给她安个什么‘性贿赂’的罪名。她是性贿赂，该判罪，那些玩弄她的官员，甚至是高级官员是叫什么？叫性潇洒？就该逍遥法外？简直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一个美国总统因性关系被一次又一次传讯，差点弹劾。我不是为蒋艳平抱不平，她罪有应得，可那些与她有千丝万缕关系的这个厅长，那个书记，就不该收拾一下？”
江枫笑道：“真一语中的呀！。老朝哇！你可得小心点哪！”
三个人说着笑着，很是轻松融洽。
凤玲问：“秘书长，您吃好了？”
江枫靠在沙发上，笑盈盈的边抽烟边答道：“美酒佳肴，再加上老朝的高谈阔论，你的妙语连珠，这顿饭吃得太开心了。”
凤玲笑呵呵地给江枫换了一杯新茶，说：“他是难得陪人在家里这样尽兴地聊，可劲的喝的，机会难得呀！你看他，眼睛都喝得放光了。”
朝旭申辩道：“我是陪老领导，其实也没喝多少。”
凤玲说：“行了，别找借口了。”又对江枫笑道：“秘书长，你们聊吧！”
江枫说：“好，好！”
江枫看着凤玲进了厨房，对朝旭说：“妻贤夫祸少，子孝父母安啊！你都得到了。凤玲是个贤内助，斌斌是个好孩子哇！”
朝旭抽着烟美美地道：“还行，还行！”
江枫关切地说：“回家乡做工程是个难得的机会，要多照顾一下妻子和孩子。”
“嗨——可别提啦！十天半月不回家，靠他照顾我们，真真多有得罪呀！”一个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凤玲别的话她不在意，一提到朝旭和他自己还有孩子，她特别的留心。随着话音一落，凤玲笑呤呤地端着一盘削好的苹果、梨过来了。她将果盘递送到江枫面前说：“他这个性格您不是不知道，家是他的命，可一工作起来就不要命了。”江枫用牙签插起一片梨放在口中，边吃边笑道：“是的，是的，他就这么个人。不过搞企业的人能够把家看做‘命’的，也为数不多哇！”凤玲又将水果盘送到丈夫面前，深情地看着朝旭，朝旭抬眼看了一下她，也插了一片嚼了起来，吃得很香甜。凤玲将水果盘放在茶几上，插了两片进朝斌房间去了。
江枫问朝旭道：“扯了半天，还没有说到正题上来，怎么样？大桥工程的准备工作还顺利吧？”
朝旭回道：“前些天给您的那个报告批下来以后，总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市政府换届选举以后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就很难说了。”
江枫很了解朝旭的心思，他深沉地说：“是呀！尽管班子调整不大，而主管这项工程的人换了代宇庭，这可比较麻烦。他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你比我更了解他。”
朝旭插话道：“和他打交道防不胜防啊！”
“是啊！方市长那样关照他，结果象李辅国对高力士一样，背后一个突然袭击，置他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这手段了得啊！”
朝旭赞同地说：“将他比李辅国，嘿，嘿！何其相似乃尔！”
“奴才欺主，古今一理。他对主子尚且如此，对你，又是过去有些过节的对手，怎会不给点颜色给你看看。”
朝旭笑道：“情理之中，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