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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炀帝无道，天下板荡，魏徵以河北大族子弟的身份追随李密，从法理的角度是“从贼”。如果说他的父亲当年不肯出仕隋朝是对北齐皇室尽忠，那么魏徵在大业末年到贞观初年先后追随李密、窦建德、李建成、李世民等不同的君主，他又是在对谁尽忠呢？
玄武门之变后，秦王府的将士将魏徵绑缚到李世民面前，李世民责问他：“你为什么要劝太子杀掉我，离间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魏徵毫不畏惧地回答他说：“如果前太子听从了我的劝说，就不会有今天的事情了！”
于是李世民释然，不仅没有杀他，还留他在身边做了詹事主簿。
这个故事今天看起来有很多令人难于理解的地方，如果说李世民因此而认为魏徵是一个忠心事主的“忠臣”而留用他，那么魏徵的履历已经明明白白表明了他绝非一个“忠臣”，聪明绝顶的李世民为何连这点浅显的道理都看不透？如果说李世民当时这么做是为了笼络朝臣安定人心，那么到了后来人心已经安定朝局已然稳固，他又为什么非要对如此一个毫无忠诚和节操可言的老夫子委以宰相重任？如果说魏徵真的对太子李建成的被害始终耿耿于怀，为何又在后来的十七年当中尽心竭力协助李世民励精图治铸造了垂范千秋的贞观之治？
笔者以为，魏徵劝说李建成杀害李世民，这件事实的背后，恐怕有着另外一层意义。
武德末年太子秦王兄弟争储，历时长达三年时间。在此时间段内，满朝文武或倾向于太子或倾向于秦王，而作为皇帝的李渊也在两个继承人之间摇摆不定。这件事情在连续几年的时间内成为了举国关注的重心。而天下大战方息，鼓励农耕恢复生产这样的国家大事却始终未能成为朝野注视的焦点。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年，对民生国计的影响应当是颇为严重的。事实上，就在玄武门之变发生前后的那段时间里，全国各地发生了罕见的自然灾害，而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朝廷为了处置这场大灾花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此期间一贯心高气傲以军事见长的李世民甚至不得不在武德九年八月坐视入侵长安的突厥骑兵撤回草原。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无法说清这件事情和武德末年的兄弟争位之间的联系，但是若说一点关系也没有，纵然我们能够相信，当时身处斗争漩涡当中的魏徵等人也一定是不信的。
魏徵劝说李建成尽快杀掉李世民，很可能也有赶紧解决掉这个麻烦，将朝廷的注意力转回到正常的工作上来的意思。
也就是说在魏徵的眼睛里，李氏兄弟之间的兄弟情分也好，李唐皇室之间的皇权争夺也罢，都不应该对整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产生影响。
所以在李建成死后，他毫不矫情地投靠了这位前太子的敌人，并且一如既往地一丝不苟地认认真真地为这位新老板打工。
笔者认为，魏徵的心中，没有君，只有天下。
他可以数度背叛他的主人，因为他心里唯一的主人是天下；他可以劝谏自己的主人杀掉亲生弟弟，因为这样做对天下有利；他可以在自己的主人死后第一时间就投靠主人的弟弟，因为主人虽然死了，天下却还在。在魏徵眼睛里，天下没有任何个人可以或者说有资格获得他的全身心效忠。
魏徵，是个无君无父之人。
士人当以天下为己任，除此之外，再无其他，这就是魏徵的政治理念。
可以说这是一种对仕途的热衷，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对生命的眷恋，但是毫无疑问，无论是对仕途的热衷还是对生命的眷恋，都不足以解释唐太宗对其的信任和重用。
所以，当作为山东宣慰使臣的魏徵不避嫌疑毫不犹豫便将两名东宫旧属开罪释放全不顾自己“东宫旧人”的身份的时候，当作为谏议大夫的魏徵瞪着眼睛直着脖子将唾沫星子溅到唐太宗脸上去的时候，当作为宰相的魏徵公然拒绝在皇帝的诏书上副署的时候，他的心中，大概不曾有过一丝一毫对皇帝至高无上权威的恐惧，所有的，仅仅是一份对天下事尽职尽责的使命感。
在魏徵的身上，我们永远看不到臣子对君王的奴颜婢膝，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那种远比忠贞的节操更为可贵的东西，那是一种最原始的平等观念。
皇帝和大臣仅仅是分工上的不同，在天下人面前，我们是平等的！
当然，在一个君权社会里，这种原始的平等观念的存在仅仅依赖于士人的传统和门阀的社会地位是远远不够的。
实际上，古代的封建帝王虽说在加强君权和排斥相权的问题上大同小异，却并不代表这些统治者不需要世族阶层或者士大夫阶层来协助自己治理天下。而魏徵所持有的这种最原始的平等观念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代被广泛承认并能够传承到后世，与唐太宗李世民对这种观念的认同与支持是分不开的。
中国古代其实一直存在两种治国理念，一种是所谓的“乾纲独断”，也就是君主自己一个人决定所有大政方针，宰相和大臣只是备为咨询顾问的参谋和幕僚，这种模式，我们可以简称其为“独治”模式，典型的例子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以及清朝自康熙以后的几位著名皇帝；而另外一种模式就是所谓的“垂拱而治”，即皇帝不能独自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宰相和大臣不仅仅拥有执行权，同时还可以以协助皇帝决策的名义与皇帝分享决策权，这种模式我们可以简称其为君臣“共治”模式，典型的例子就是唐太宗李世民。
其实从李世民重新划定三省分工又阙置尚书令之职虚而不授这两点来看，李世民本人对于自先汉以来屡屡对皇权造成倾覆性威胁的相权其实也抱有极强烈的警惕性，这种警惕性甚至绝不比隋文帝杨坚要来得少。所不同的是，杨坚是采取压制相权甚至完全废黜相权（相位阙置）的方式来杜绝宰相染指最高权力，而李世民则完全不同，他是采取分化相权的方式来避免相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
李世民时期的三省六部制，是运行机制相对健全分工合作相对明晰的一种政治体制。这位旷古绝今的封建统治者采取降低宰相资格门槛的模式来分化相权。前面我们已经叙述过，按照定制，国家拥有六名名副其实的宰相，而李世民又通过“参知政事”等等诸如此类的名义使得宰相的群体更加广泛，在贞观年间的朝堂上，十几位宰相共议国家大政的局面并不罕见。在众多宰相当中，地位最高的左右仆射也仅仅是从二品的官秩，至于中书令和侍中，衔仅正三品，更不必说那些非正式的宰相了。这种群相制的好处在于，决策权由多人掌控，而最终的拟旨、封驳、执行大权分属三省，他们相互制约相互牵扯，不仅仅在决策流程上更加科学更不容易出纰漏，也同时杜绝了宰相独秉朝政成为权臣威胁君权的可能。
虽然在防止相权威胁君权的问题上李世民与杨坚的思路大体一致，但在治理天下的理念上，两个人却是大相径庭。杨坚从骨子里不信任自己的大臣，他唯一相信的只有自己，对臣属的猜忌丝毫不亚于后世一些著名的独裁君主。而李世民却认为，皇帝本人的能力再强，对于治理偌大一个国家而言也是远远不够的。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绝不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天下可以为李姓一家所有，却绝不可为李姓一家所治。实际上，在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几十位君主将近八百年的统治期内，这种认识在皇权内部是普遍存在的。统治者们也并非全都是自大狂，绝大多数人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这期间虽然不断地有政权更迭，不断地有权臣篡位，统治者们却还是要依靠宰相所领导的政府来统治天下。并非是统治者们不想自己一个人来操控大权，就像后世的一些著名独裁君主一样，而是以他们的能力实际上做不到这一点。
也正因为此，门阀世家和士人的力量才会渐渐崛起，并逐渐在两晋时期成为一股可以主宰天下兴亡的政治力量。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君主需要通过大大小小各级官吏来治理国家，而这些官吏必须具备相应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在那个没有学校，读书成本相对高昂的年代，只有这些门阀世家的子弟读得起书，具备比较高的文化素养，在科举制度兴起之前，统治者们实际上是别无选择的。
李世民身处的时代与魏徵相同，他们同样经历了隋朝由强盛迅速转向衰落乃至王国的动荡时期，缺乏相权制衡的君权给天下带来的危害姑且不论，隋炀帝横死扬州的凄惨结局无疑更令李唐的统治者们悚然心惊。李世民本人就出身关陇世阀之家，世族士人的政治理念也曾经是他自己家族的政治理念，而他又清楚地看到了与这种政治理念背道而驰的可怕后果，那么他在登基之后采取皇帝垂拱君臣共治的政治理念就不足为奇了。
也正是在这种政治理念的作用下，魏徵的那种近乎无礼的平等观念才能为李世民所认同和接受。这并不是说唐太宗是一个具备古代民主思想和平等观念的皇帝，只不过在李世民看来，以魏徵为代表的士人阶层身上这种令人不快的特征对于李唐王朝的统治是有利的。当然，如果这种平等意识有一天真正威胁到了唐室的统治地位，李世民也一样会反过手来用强硬手段予以镇压。然而幸运的是，在李世民作为皇帝统治中国的二十三年当中，这种危机似乎从未出现过。
其实说起来，唐太宗这个皇帝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被后世人敬仰尊崇的一代明君，并不是李世民本人的能力比之其他的封建帝王要强出多少倍（起码在勤政这一点上，他就明显比不上隋文帝杨坚），而是因为他比别人多了那么几分作为君主的自知之明。
在贞观年初，初秉国政的李世民雄心勃勃，既要使国家富强，又要消除严重的外来威胁。而在此之前一直作为军事统帅在外领兵打仗的李世民很难说这时候已经具备了治理国家和处置琐碎的民政事务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新的贞观政府采取什么样的决策机制和政治理念，就变得举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