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稿酬，只是象征性是给几张买书的书券。1925年后，才给他每月4到12元的稿酬。多年以后，沈这样对他的传记作者说，尽管他很早成为了一个职业作家，但开始时每月的稿费收入很少有超过40元的。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三人行（1）
1925年7月，沈从文来到北京郊外的香山，在他的阔亲戚熊希龄开办的香山慈幼院里做一个图书馆员，每月支薪20元。他被安置在一座寺庙门楼的小屋子里。这是他来到北京两年半后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虽然不太愉快，但总算有个正经的活儿做了。
有一天他在山上听到了鸡的叫声。这叫声让他惊奇，也让他兴奋。鸡在那里活泼地跳舞，让他想起了家乡湘西的鸡，但他觉得北京的鸡还不如湘西的鸡来得活泼。空居无事，山上小麻雀的声音、青绿色的天空、谷中的溪流、晚风、牵牛花附着的露珠、萤火、群星、白云、红玫瑰，都使他“想起了梦里的美人”。他还经历过北京郊外强劲的风沙，去看灰尘仆仆的土路上从容不迫地走着的骆驼，这个北方城市乡土的一面让他感到既陌生又熟悉。尽管少不了人事上的纠葛磨擦，他似乎安于这样一种生活了。朋友陈翔鹤去香山看他，发现他居然像一个中古时代的文人高士一样，坐在一棵大松树下，抱着一面琵琶，弹奏着不成曲调的《梵王宫》。
此时，在京漂流的文艺青年、《民众文艺》的编辑胡也频和新婚妻子丁玲也正在山中度蜜月。夫妻两人住在碧云寺附近的一处屋前屋后全是枣树的房子里，每月租金9元。日常营生中的买小菜、买油买盐，两人都自己上街来做。蹲到廊下用一把鬼头刀劈柴，两手当撮箕捧了煤球向炉子里放下，这是还不脱新妇腼腆模样的丁玲的职责，当然她做得很是笨手笨脚。胡也频自然也不闲着，为一点儿醋同一点儿辣椒，也常常忙匆匆地跑到街口去。沈从文以一个小说家的目光观察到，他们不写文章，也不出去找什么事做，好像全身心地投到了婚后新鲜的生活中去，让他羡慕的是也不大见他们为经济的事犯过愁，因为所有的开销都有湖南丁玲娘家的接济。
沈从文和胡也频的相识，缘于年前他以一个女性化的笔名“休芸芸”向胡主编的《京报》副刊《民众文艺》投稿。文章登出来不久，胡也频和一个叫项拙的朋友一道前往北京西城一个叫庆华公寓的房子里拜访了沈从文。沈这才知道，这个和自己差不多年龄的热情的年轻人来自福建，原先在山东烟台的海军预备学校念书，学校解散后，就和几个同样爱做梦的朋友一起流落到了北京。他们那个家庭作坊式的编辑部，就设在西单堂子胡同内西牛角胡同4号他们的住处，离沈的住处也不太远。可以想象这次会面给孤独中的沈从文带来的惊喜，“这友谊，同时也决定了我以后的方向”。多年以后（那时胡也频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他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如是说。沈从文以一种自嘲的语气，把这次会面称作“两个不能入伍的海军学生与一个刚退伍不久的陆军步兵上士的会晤”。他不能记住更多的细节，只记得“说了许多空话，吃了许多开水”，他湘西老家的土话，不叫喝水，叫吃水。
自此以后，沈从文一直这样称呼他的朋友胡也频：海军学生。
大概是这次会面之后的一个星期，一个积雪未融的上午，海军学生带着他的女友来到了沈从文的住所。若干年后，沈从文还能回忆起这个叫丁玲的女人第一次来到他房里的样子，是一个爱笑的胖胖的女孩，圆圆的黑脸，长眉，穿着一件灰布衣服，下面是短短的青色绸裙，站在房门外边，也不说什么话，只是望着沈笑，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跨进门来。沈从文问她姓什么。那女子说，我姓丁好了。那语气就像麦尔维尔在《白鲸》的开头说叫我以实玛利吧，一开口就是小说家腔调。沈从文暗暗好笑，嘴里却不说出来，那么一个胖胖的模样，却姓丁！大概在他的感觉中，这是一个瘦子才配有的姓。果然，女人走后，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不姓丁，姓蒋。
沈从文猜测，海军学生是出于一种炫耀的心理才带他的女友来这里的，但胡也频告诉他，那女人是听到有人夸沈长得好看，才特意来看看的。沈从文搞不清他的朋友说这话时，脸上的笑容是真诚的还是讥诮的，但被人在暗底下夸总是开心的。
胡也频也带沈从文去过他女友的住处，那是丁玲在通丰公寓租住的一个小房间。沈从文观察到，她租住的这个房子同自己的相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样的硬板床，一样是潮湿的、散发着霉味的地面，墙上糊着破烂的旧报纸，窗纸上涂鸦着许多人头和古怪的符号，丝毫没有一个女孩的住所应有的洁净和脂粉气。
当交谈中得知这个女人也来自湘江下游，和自己谊属同乡，沈从文心里突然涌上一种柔软的、自己也陌生的东西，他怜惜，且不无惊奇：这样一个女子，住在这样一处简陋的屋子里，居然不生病，不头痛，还若无其事地坐在一张小条桌旁看书写字，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的事实证明沈的这一直觉是对的，要不了几年，这个生活在穷困线上的女人就要以一部《莎菲女士的日记》一炮走红，成为最入时的女作家，并在丈夫死后投身政治成为一个“红色圣女”。
但现在还是1925年北京郊外的香山，以后的变化此时还未露丝毫端倪。他们是贫穷的，也是快乐的。贫穷没有减少快乐，反而放大了日常生活中的一点点欣喜。他们常常在幽静的山谷寺院中一同散步，为了观赏落日，常常忘了吃饭，还在中秋夜去香山静宜园的小池里划船。这些快乐的日子随着丁、胡夫妇的回城很快就结束了。第二年，沈从文在《现代评论》社里谋到了一个发行员的职位，既然有了个糊口的饭碗，他便离开了让他总觉得憋闷的香山熊氏别业又回到了北京城，重新住进了北河沿的汉园公寓。
理所当然的，沈从文又过起了穷困的生活。穿不起像样一点的衣服，过冬了连炉子也生不起。他的朋友胡也频、丁玲夫妇在贫穷上倒是和他保持了惊人的一致，装上了炉子，却买不起煤，来了客人只好烧些旧书旧报取暖。沈从文时常饿肚子，时常感冒。寒冷干燥的空气让他鼻孔时常淌血。写作时只好一只手握笔，一只手撕块破布捂着流血不止的鼻子。他穷得上医院挂号的两角钱也拿不出，就这样还得挣钱接济母亲和妹妹。这期间他写了一些自伤穷困的小说，小说里的主人公常常患着呼吸系统疾病——就像他的传记作者金介甫所说——这成了他作品主人公的传奇性特征，就像西方19世纪小说的主人公往往患有结核病一样。困扰这些人物的除了贫穷和肺病，还有这些时代和青春期的疾病：性的饥渴、失眠、精神疲惫和偏执狂。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三人行（2）
这些小说中的说话者总是一个怒气冲冲、又过着狼狈不堪日子的年轻人。他们没有金钱去实现人生的梦想，懦弱的个性又让他们无力献身于革新和时代的洪流，只得在自轻自贱中躲在小公寓里“纵情痛哭”（《老实人》），直至进入梦乡。其大致情状就像他那个时期的一篇短小说中的一个饿着肚子在街头闲逛的年轻人，“魔鬼的人群啊！地狱的事物啊！我要离开你！”这样发泄一通，“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鸽笼般的湿霉房子中了”（《绝食以后》）。这些小说人物易怒、古怪的性情和狼狈不堪的生活，正是沈从文在1920年代的北京的一幅自画像。
此后的几年，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三人成了意气相投的伙伴。他们都是想上大学而名落孙山，可谓同病相怜。又都野心勃勃想要打进中国文坛。在香山度过一段日子后，三人都跑到北大去当了一段时间的旁听生。北大在蔡元培主持时广开门户，谁都可以去大学旁听，旁听生与正式生的比率最高时达到三比一。在沈从文的介绍下，有段时间三人还合住一套公寓。从银闸、孟家大院、汉园，再到景山东街的一套住宅，他们总是一同搬家。三人把微薄的一点收入——沈从文的稿费、丁玲母亲的接济——凑集起来，在花钱上不分彼此，努力让每一个小钱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他们还一起去日文班听课，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去日本留学。他们追求的目标是争取能有每月20—30元的稿酬收入，这当然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于是他们自我安慰，如果鲁迅弃去了他的教育部佥事和大学的讲师职务，去专靠译作生活，情形也一定过得十分狼狈，比他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可笑的是他们还常常设想这笔钱已经到手，做着白日梦计划着怎么样去花费这笔尚在空中飘荡的钱。
当时正是《语丝》趣味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的时期，看着许多人的名字凭着各种关系和机缘在刊物上露面，他们也计划过办一种类似于《语丝》那样的杂志，把他们的作品“在一种最卑微最谦驯同时也十分诚实的情形里同一些读者见面”。如果每期印1000份，就可以有12—13元的收入。
这个时期，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气质”让沈从文感到了吃惊。按理说，沈从文来自地处中国南方山地丘陵带的凤凰小城，他的身上不无热情率真与好幻想的气质，可是这个与他年龄相差并不太远的海军学生的性格可说与他全然不同。如果说沈从文的热情如长河沉潜，绵厚，悠长，那么胡也频身上那种“南方人的热情”，则如“南方的日头”，“什么事使他一糊涂时，无反省，不旁顾，就能勇敢地想象到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一切，且只打量走到那个新的理想中去”（《记胡也频》）。他的新婚妻子丁玲的才具，显然也长于笔墨而不善持家理财，日子过得拮据难免口角上争短长，据说沈从文总是在这个时候充当和事老的角色。
三人朝夕相处，使得外界一度风言蜚语，把三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