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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开明的父亲同意的答复后，张兆和马上在热心的二姐的陪同下去电报局把这个消息发给了沈。据说她拍给沈从文的电报全文是这样的：沈从文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由胡适之先生竭力倡导的白话文运动在这个女学生身上结出的成果，就是让她拍出了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一个白话文电报。
太阳下发生的事，风或可以吹散？六十多年后，白发苍苍的张兆和重读那些旧日的情书，竟不知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她自问：“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字还在，人已渺，于是会有这样的叹息：悔之晚矣。
但总有一些句子，写下或读到它们时的心情永远是美丽的：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流水十年：沈从文1922—1931
上海恩怨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心在十年间由北向南，真个是风水轮流转，至1931年已经完全移到了殖民化色彩浓郁号称“国中之国”的上海。是年岁次辛未，为民国二十年。东北沦丧，华北震惊，值此多难之秋，北方文人因政治及经济的原因纷纷南下，而海上名士还兀自固守着原有的阵地。此时的十里洋场，众声喧哗，五色纷陈，既是新进的革命作家的发祥地，又是旧派文人的大本营，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开始呈现出异样炫目的光彩。
1931年的鲁迅继续蛰居上海，在年初经历过一场人事的凶险后，看世事愈加悲观、黑色，变得愈加的阴郁尖诮，不讨人喜。1931年的郁达夫成了个上海里弄间平凡的住家男人，即便对曾经倾注过无数心力的创造社和左联活动，也要开始淡出，因为一批更为新潮的年轻人已迎头赶上。此时的郁达夫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古代人所梦想过的仙人，可以不吃饭、不穿衣、不住房屋、不要女人。他这样一个力比多旺盛的男人怎么会说出不要女人的话来呢——哦，他是吃够了女人的苦头。这一年瞿秋白自苏联重返上海，成为左联实际的掌门人。这一年最当红的作家是以《啼笑因缘》等通俗小说文名响遍大江南北的张恨水。这一年最八卦的娱乐新闻是新月诗人徐志摩飞机失事。尽管穆时英著名的小说《上海的狐步舞》还要晚一年写出，但内容正是1931年的上海即景。而这一年最酷烈也是最让人震惊的，则是年初五位左派文人的遭枪杀。
1931年1月初，29岁的沈从文风尘仆仆从武汉赶到上海，一是为探望老友丁玲、胡也频，二是想在上海再续文学之梦。此时的沈从文经几年打拼已小有文名，但他真正引起文坛瞩目还是在几年后湘西系列的纪事发表之后。此时的丁玲也尚未像后来那样走红。让沈从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到上海，他要卷入到绵延半个多世纪的一段恩怨中去。
1月17日，沈从文的老友胡也频失踪，之后证实他是在一次党的秘密会议上遭当局逮捕。沈从文往来京沪向党国要人求情，又在大冷天陪着丁玲去狱中看望胡也频。这份情谊足令时人动容。到了2月9日，消息闭塞的沈从文还在找邵洵美请托后门，殊不料消息传来，早一日，胡也频已经和其他四位被捕的文人冯铿、殷夫、柔石、李伟森一道，在龙华监狱被杀害了，所有的奔走努力全成了泡影。直到此时，沈从文还不知道他的朋友的死，是如传媒所说的用麻袋沉到了黄浦江呢，还是活埋在了地下。
胡也频出事后的一段时间，丁玲住到了沈从文在上海的一个叔父家里。尽管沈从文不是丁玲、胡也频的同路人，但谊属同乡，情系故交，出于侠义心肠他还是陪同丁玲，带着几个月大的婴儿，返乡探母托孤。据知情人透露，为了掩人耳目，沈从文和丁玲是假扮夫妻离开上海的。而两年后丁玲被捕，沈全力营救而不果，更像是这一节的重演乃至重复。这一腔的恩义，将来更有《记丁玲》、《记胡也频》、《这个女性》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感人的纪实文字为证。
重新回到上海的丁玲，成了一个坚定的左倾分子，参加政治活动愈益频繁，俨俨乎一左派女杰了。而沈从文继续着他“优美”、“自然”、“人性”的文学立场。这年夏天，沈、丁两人因文学与政治上意见的不同而正式分道扬镳。多年以后，有好奇的读者要一探他们上海恩怨的始末，两人皆讳莫如深。
也是在这年夏天，沈从文离开上海重回北京。以后的数年间，他的活动范围将主要在北京和青岛两地之间，对于上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使他一想起这个城市总是心里隐痛。
1931年沈从文上海之行还有一个收获，是这年他对上海作家的一个指责——他称他们只是文学的“白相人”——将在三年后酿成新文学史上一场重要的语言纷争，即京派与海派之争。然后才有他对上海文人一个经典性的判断：“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时至今日，聪明的上海文人似乎还在半个多世纪前的那个语境中，在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中打着转。
时间在此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加速度。
两年后，他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宣布结婚。
再四年，沈从文抛妻别子，化装逃出日军占领下的北京城，辗转飘零最后到达昆明。稍后，他的妻子张兆和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也离开了北京……
流水十年，从1922年至1931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代成熟、疏离乃至走向分化的十年。这十年，革命由南往北，催生文化由北往南，南北风云际会，最终成就了一部上海传奇。
这十年，如同前面已经告诉我们的，在本文主人公沈从文的生命长河中还只是一个狭窄的河道，外来的任何打击或者挫折都有可能使这条河流改道，甚至枯竭。所幸是这个来自南方山地的青年以他顽强的意志力挺了过来，他在其间被挤压、打磨，经受着诸般人世间的苦，并最终完成了一个现代作家的基本的训练和积累。尽管此时的他还没有写出一生中重要的作品，却也是呼之欲出，将有一树好花开。接下来的一个十年，随着《边城》、《长河》、《湘西》、《湘行散记》的问世，我们会看到，这条长河终于朝着更广阔的天地奔流了，并在畅快的奔流中呈现出恢宏万千的气象。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邵洵美（1906—1968），出版家、翻译家，现代诗人。祖籍浙江余姚。1906年6月27日（清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初六）生于上海斜桥。1922年在上海南洋路矿学校（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求学期间开始写诗。1923年赴欧，进剑桥大学学习英国文学，与徐志摩、张道藩、刘纪文等交游。
1927年回国，与表姐盛佩玉结婚。先是在上海光华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不久辞去教席，创办《金屋》月刊和金屋书店。1928年，“金屋”倒闭后与胡适、徐志摩等筹划新月书店，出版《新月》月刊，创办时代印刷厂，先后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时代文学》、《万象》、《人言》、《十月谈》等。这一期间，著有诗集《天堂的五月》、《花一般的罪恶》、《诗二十五首》、《一个人的谈话》等。1949年后以翻译为生，译有《汤姆莎亚侦探案》、《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作品。上世纪50年代末受到不公正待遇，1968年在贫病中去世。80年代初平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其生前译作《青铜时代》和《麦布女王》，上海书店重新印行出版《诗二十五首》，因故搁置的长篇译作《家庭与世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87年出版。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华丽家族
本文主人公邵洵美，生在上海，死在上海，中间六十二年的生活，除了年少时的欧游和战乱时期短暂的避祸，也大都在上海展开，他的籍贯地，却是在姚江边上的一座小城。浙江余姚——到过的人都说——真是个好地方啊，安静，闭锁，自足，山川静美，自古就出漂亮的女人和有学问的读书人。姚江邵氏，向为望族。邵洵美的曾祖父邵灿，是大清的浙江省团练大臣，后来做过漕运总督。祖父邵友濂，早年因父荫任工部员外郎，同治四年起，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来还当过苏松太道、台湾巡抚一类的官职。他还是个不错的谈判家，先是陪同曾纪泽出使俄国，谈判索还新疆伊犁，甲午战败后又作为“钦命全权大臣”，与张荫桓一起赴日本和谈。只是那次他们一到日本就被伊藤博文这只老狐狸扔回了证件，说他们“全权不足”，后来是李鸿章去签了个《马关条约》回来，背了个千古骂名。在今藏于广岛博物馆的一幅画作上，被驱逐回国的邵友濂和张荫桓，颇为漫画化地坐在一辆奔赴码头的人力车上，表情灰黯，背后是一片同样灰黯的浮云。
邵友濂的非凡才干，并不在他于近世中国的外交风云中有多少出色的表现，而在他与当世的两个大人物结成了姻亲。这两人，一个是被时人称之为“东洋第一政治家”的李鸿章李大人，另一个是曾任皇族内阁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邵友濂有两个儿子，长子邵颐，娶的是李鸿章的侄女儿，即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的三小姐。次子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