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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学生游行示威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三亲日要员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遭学生围殴。曹汝霖住宅被焚，数千人于大队宪警监视下拘留于北京大学第三院。群众领袖被捕，下落不明。
至此，蒋胡两人才知道5月4日那天在遥远的京城发生了什么。不久，上海、苏、杭等地的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使他们隐隐预感到一场风暴正在蔓延，但局势未明，他们又不便发表什么声明。大师游兴方浓，对东方古国的民情、习俗、制度、学风说实在的又不免隔膜，于是预订的出行线路继续有效，杭州照旧去，西湖照旧游，讲稿照旧念。直到快一周后重新回到上海，他们陪同大师去马利南路的孙公馆拜访孙中山先生，自民国七年起移居上海从事中国实业计划研究的孙先生谈《建国方略》大要时说的四个字“行易知难”，才忽地让蒋的内心被重重地撞了一下：自清室式微以来，中国并不缺乏锐意改革之士，但像孙先生这样真正能够洞烛病根且能策定治本计划的人何其少也。而这时他们才刚刚听说，蔡（元培）校长已经甩手不干了！
蔡元培年长于蒋二十岁，当蒋走出杭州湾边的小村来到绍兴中西学堂接受最初的新式教育时，蔡正担任着该校的监督。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所孕育的著名学者（清朝进士）的身上却充满了西洋学人的精神，尤其是古希腊文化的自由研究精神。他的“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已成为中国学统之主流的浙东学派的“学以致用”的思想形成强烈的对照。蒋曾经满怀着崇敬之情为他的恩师描绘过这样一幅生动的肖像：他那从眼镜上望出来的两只眼睛，机警而沉着；他的语调虽然平板，但是从容、清晰，流利而恳挚。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他身材矮小，但是行动沉稳。他读书时，伸出纤细的手指迅速地翻着书页，似乎是一目十行地读。
据说蔡元培年轻时锋芒逼人，生于报仇雪耻之乡越地的他有这性情也很正常，倒是他后来的冲淡和虚怀在人格上显得过于的理想化而让人少了亲近之感。他在绍兴中西学堂当校长时，有一天晚上参加一个宴会，酒过三巡后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梁维新运动的不彻底，说到激烈处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某人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这件事由蒋梦麟亲笔记述，当不谬也。但蔡元培自1916年出任北大校长后，表现出了难得的虚怀若谷和兼容并蓄，在这个被权要目为“不会干事”的新校长的主持下，北大校园内为学问而学问的风气蓬勃一时：文科学长陈独秀沿袭他主编《新青年》以来的思路，亮出“德先生”“赛先生”这两把在他看来帮助中国走上现代化的利器；“我的朋友胡适之”正像一个炼金术士一样做着文学革命的实验，梦想着用白话文PASS文言文作表情达意的工具；辜鸿铭先生正拖着他稀疏的辫子在未名湖畔讲弥尔顿和济慈；而蔡本人也正在推进以美学代替宗教的计划。在这个人间乐土，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着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派人士并坐讨论同席笑谑，这情形很像中国的先秦时代，或者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的重现。
一周后，亲日官员迫于朝野压力辞职，被捕学生释放，上海和其他各地的全面罢课罢市歇止，大家都以为五四事件就此结束，至少暂时太平了，但是北京大学本身却成了问题。蔡显然因为事情闹大而感到意外，辞职离开了北京，临行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引《白虎通》里的几句话说：“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矣。”蔡在离开北大时的复杂心情已无从揣测，但这无疑是他重压之下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学生出于爱国热忱而为搔扰之举让人欲爱欲恨，内阁又动议解散大学撤免校长，蔡觉得唯有这一选择方可“心安理得”，既保全了学生又不令政府为难。一家小报如是披露蔡辞职出京的另一重内幕：
得天津确实消息，蔡已于10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适有一素居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蔡对曰：我已辞职。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纷纷来告，谓政府方面之观察，此举虽参与者有十三校之学生，而主动者为北京大学学生，北京大学学生之举动，悉由校长暗中指挥。故四日之举责任全在蔡某。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毁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曰：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毁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之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
锋面之舟：蒋梦麟和他生活的时代
大学风暴（2）
蔡元培伤心离京，寓天津数日，然后到上海，最后悄然到了杭州西湖。或许他曾经梦想过到了晚年要像传统的文士一样息影山林不问世事，但这般窝囊地回来肯定有违他的初衷。可是事已至此又能如何？大家一劝再劝，他还是赌气不愿意回北大。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了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而对外公布的理由是三个“绝对不能”，听着就是一股子难平的意气：绝对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看来政府的寡情薄义把他伤害得不轻，他如是反问那些劝他回京的人：你不知道北京是个臭虫窠吗？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去做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吗？
被孙中山先生预言为“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的蒋梦麟，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被推上了北京大学这艘风雨中的危舟。蔡离京之后，北大的校务委托胡适等人负责主持，胡适在内外夹缠中顶不住劲，频频致函蔡氏促返，还致信蒋梦麟，要他合力劝说蔡校长重回北大。而这时的蔡在政府及各界的吁请下已动摇其誓不回北大的那些气话，只是这么快就回转心意太显得自食其言缺少回旋，故以胃疡未愈拖延着，到后来想出个折衷的办法，让得意弟子蒋梦麟先期赶去北大代理校长一职。7月14日，蒋应约到杭州，蔡元培这一日的日记中如是记述：“偕梦麟游花坞，遇雨。梦麟、（汤）和尔在此晚餐，决请梦麟代表至校视事。”
蒋梦麟去北大暂执船舵一事看来在湖光山色的把杯浅酌中就这样搞定了。蔡对蒋说：“大学生皆有自治能力者，君可为我代表到校，执行校务，一切印信，皆交君带去，责任仍由我负之。”蒋经过一番考虑，低调地提出两点要求：一，只代表蔡本人，而非代表北京大学校长；二，仅为蔡之督印者。蔡同意了，握着他手说：“自今以后，君须负极大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
蒋梦麟偕南下挽蔡的学生会代表张国焘等离开杭州北上，几乎与此同时，蔡元培致北大教职员的一则启事也已宣布：
本校教职诸君公鉴：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时不能到京。今请蒋梦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图章交与蒋教授。此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诸事务请诸君均与蒋教授接洽办理。特此奉布。
7月21日，蒋梦麟一行坐火车抵达北京。到校后在学生团体开的欢迎大会上，蒋演讲的主旨是救国与文化。这“文化”不是到处都用来涂抹的万金油，而是出于他“政治究竟只是过眼云烟，转瞬即成历史陈迹，恒久存在的根本问题则是文化”的深切体证。在此之前，他已与朋友胡适之、罗家伦多次讨论过这个问题，此番讲来是洋洋洒洒：“……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西洋文化先进国家到今日之地位，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可比。千百年来，经多少学问家累世不断的劳苦工作而始成今日之文化，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比？”“救国当谋文化之增进，而负此增进文化之责者唯有青年学生。”他决心使北大这一知识沙漠中的绿洲成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中心。在蒋看来，学潮也暴露了一种思想和道德上的不安，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引领着北大走过这一险滩。
时人分析蔡元培选择蒋梦麟代理校长职务的原因，一是蔡、蒋既是师生，也有同乡之谊；二是蒋与北大多位教授在上海办的《新教育》月刊，办刊宗旨正是蔡元培当教育总长时提出来的主张；三，孙中山先生对蒋非常欣赏，这似乎也是蔡元培把北大校务委托给蒋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代理校长的滋味又如何呢？蔡元培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