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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庇坏人（指吴晗）。
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怒气远远不止于此。4月16日到22日，毛泽东在杭州亲
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了批判。
批判罗瑞卿，父亲不能接受。批判彭真，父亲同样不能接受。父亲与彭、罗不但在工作
上相处甚密，私交亦很好。对于批判他们，父亲从内心里到行动上，都是相当抵制的。但
是，这次的批判显然来势更凶，毛泽东的怒气显然已经不可遏制。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
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像父亲这样党的高级干部，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后
来，他在回忆时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桔子给彭真，表明态
度。”不附和，送桔子，以当时的形势，父亲只能用这种方式表示他的态度。他说过：“在
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以反对。”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在京召开。会议按照毛泽东的部署进行，将彭
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联在一起，批判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
系”。会上，林彪骇人听闻地大讲政变问题，危言耸听地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会议
通过了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提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
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物。《通知》还富有预示性地警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
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
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
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
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五一六通知》，以振聋发聩的严词厉语宣告，一场旷世政治大风暴，即将来临。
在完成以上一系列政治和舆论准备之后，声势浩大的、以政治批判和政治动乱为基本要
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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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 （2）
作者：毛毛
第二章
祸起萧墙
毛泽东不在北京，奉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副主
席、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
刘少奇没有想到，毛泽东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许许多多的不满和怒气，绝不仅仅是简
单地、就事论事地针对彭、罗、陆、杨的。
1958年“大跃进”失败以后，特别是在60年代对“左”的冒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调整以
后，毛泽东对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和他的想法不相协调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已开始不满。
当然，对居于首位的刘少奇，怒气就更多。此时的毛泽东，为了维护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
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了防止在中国产生“修正主义”和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已作
出决定，由竭尽能事表示“忠于”他的林彪，代替刘少奇作为党的接班人。这一点，刘少奇
没有觉察，邓小平没有觉察，党的高级干部们也都没有觉察。
对于今后将要发生的各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事件，对于毛泽东超越常规常理的一系列想法
做法，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干部们先是未能察觉，察觉后又不能理解，这种政治上的“迟
钝”，注定了他们将从一开始的“跟不上形势”，到必然地犯“错误”，到更进一步地被
“革命”的狂流所淹没和击倒。
5月25日，也就是批判彭、罗、陆、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北京大学哲学
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七人，在康生的授意和策划下，贴出一张大字报，攻击北大校党委和
北京市委。这就是那张臭名昭著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此大字报一经贴出，整个北大即刻哗然。二姐邓楠那时在北大上学，看到大字报后，马
上打电话给妈妈询问大字报的事情。妈妈当时就说：“聂元梓这个人不好，在延安时就表现
不好。不过你不要对别人讲啊！”妈妈的态度，是代表爸爸的。显然，对这张突如其来的
“大字报”，父亲是持反对意见的。
风暴既来，便无人可挡。当日，北京大学内各种意见的大字报已逾千张。北京震动了，
给校领导提意见及各种形式的造反，立即像狂风一样吹遍了北京的大中学校。6月1日以后，
大字报更是像雪片一样在北京的校园中纷纷飞落。一股强烈的躁动的气氛，像瘟疫一样不可
抗阻地流动着，北京大中学校顿时全面陷入混乱局面。造反行动不断扩大升级，一些学校出
现了批判揪斗校长、老师，甚至体罚打人现象。
5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
长，姚文元等任组员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即中央文革宣告成立。此前一直在暗地里策
划活动，而日后则要登台扮演重要角色的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正式披
挂上阵，粉墨登场。
毛泽东一向信奉“不破不立”基本原则，他的立意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此时
的他，身在外地，遥看着北京这一番大破大乱的局势的发展，当觉甚合其意。
而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面对眼前这突如其来的混乱，则陷入极
其为难的境地。
5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
关部门开会研究运动问题，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率工作组去北京
大学。周恩来将会议决定电话报告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30日，刘少奇、周恩来、
邓小平三人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电报进行请示，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样做。”
正当中央一线领导忙于部署领导运动事宜时，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6月1日，毛泽东作
出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批示，指示新华社全文播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说“北京大学这
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
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
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由陈伯达主持连夜起草
的，发表前没有报告中央。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
一天之内，风云突变，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甚感惊愕。此后几
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大量煽动性的社论、报道和文章，形势急转直下，运动迅速席卷
全国。
刘少奇于6月3日紧急召集有关部委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应付局
势。在大部分人一致的认识下，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
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污蔑人等八
条规定；决定派出工作组以控制首都大专院校近于瘫痪的局面；并决定，哪里出事，哪里派
人去，派工作组要快，要像派消防队救火一样的快。邓小平在会上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
快，开个十万人大会，一竿子插到底。
会后，北京市委根据会议精神，向一些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由于有人背后支持造反运
动，工作组进校后，不但未能阻止混乱的发展，事态反而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刘少奇、周
恩来、邓小平等频繁开会，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毛泽东不在北京，许多重大政策定不下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于6月9日赴杭州，
向毛泽东汇报情况。10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会
上漫谈，议论内容涉及“文革”的方方面面。会上谈到运动可能要进行半年时间，但并未对
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提出具体意见。关于派工作组问题，毛泽东只是在议论中表示：派工
作组太快了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
从杭州回京后，由于周恩来要出国访问，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刘少奇、邓小平身上。从
6月4日起，北京新市委仿效向北京大学派工作组的经验，向部分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派出工
作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想通过派工作组进校，达到保持党对运动领导的目的，同时制止混乱恢
复秩序。他们对工作组的工作既支持又关心，还分别直接接见工作组人员了解情况和指导工
作。
邓小平在6月4日接见驻北京师大女附中工作组。在谈话中，针对学生批判老师“资产阶
级学术权威”的问题，邓小平说：“如果（老师）真有学问，还要团结他们。女附中数学、
物理都不错。好的学校热火朝天，名气大，有一套。如果没有好教师，也就教不出好学生。
要善于分析。工作组要教育、帮助学生提高水平。打人没有？打人是没有本事的，是没理
的。斗争要讲道理，批判要做好准备，事实要核对清楚，要充分讲道理。有些人是真黑帮，
有些不是黑帮。讲错了话都是坏人，那就没有好人了。材料不够，不要轻易开斗争会。不要
搞变相肉刑，戴高帽子也不好。有些搞错了，将来赔礼都赔不完。政治问题要用政治方法解
决。（党的）总支中总有些好的嘛，校长、副校长总有些好的嘛。把党都搞垮了怎么行？把
团搞垮了怎么行？如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