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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他身体健康，思维也很清醒，唯一困扰他的就是幻觉。有天他去餐厅里吃饭，他忽然发现餐桌全换成了牌桌，筹码是每个人的生命。最中间是一张轮盘，围着的是一群穿着二战军装的美国大兵，他们招手要他过去，叫他下注，但他没有筹码。于是他们拿出了他的心放在天平上称量，然后他们放下筹码，最薄的一片也会使他的心脏被压得升起。于是在恐惧中，他夺回了自己的心脏，不顾所有人的阻拦，跳出了窗外。还好，餐厅只是在第一层。
他和我讲了好多幻觉。有一则我觉得是真的，他说他有时下午在四楼做检查时，会从窗户眺望到对面街上校车经过，有个小女孩下车，她的妈妈来接她，给她红色包装的牛奶。他说，幻影太狡猾了，它总是要弄得很真，好让他从窗户那儿跳出去。
在很多年后，维布和我在埃德温的林场里散步，他说起了自己的幻觉，我忽然明白了。他们的天赋赋予他们不同常人的能力，同时他们异常的思维方式，他们太容易洞察他人，理解方式也太特别。也许那些狡猾的幻影，是他们所见过的人与事在他们心灵中的投影，他们真正地理解了他人的内心，因而他人也在他们内心中生出形象，难辨真假。于是我有些好奇自己在他心里的形象，会是一股上升着渐而燃着的氢气，还是一条尾巴长得像蟒蛇的人鱼。
说了关于幻觉的长篇大论，他也有些累了，我去给他倒了杯热红茶，他捧在手里又说：“所以，维布他的父母，上帝保佑他们的灵魂，一定是给这些幻影害死的。它们是我们家族终生的敌人，最厉害的对手，我从没听说过谁能打败它们的。也许有吧，可打败了幻影的人，又被其他东西打败了。没谁能总是赢，是不是？”
对啊，不疯狂致死，也有疾病和别的灾难紧紧地跟在你们身后。我忍不住叹气，我不知道维布为什么要受这种诅咒。而我又立即想起那段话，维布可能会对我说：“起先我的家族在那小村子里住了几百年，全是近亲，一代代通婚出了遗传病。后来我父母在美国也没有找别人结婚，于是我和他们一样。”
他又不能责怪他的先祖。而我为他叹息，也没意义。我问他：“其他人呢？”
我觉得我好像打破了规则。事实上，我相信他能读懂我的内心，但是我不开口去问，给予他一种不作答的自由。但现在不同了。他用那双淡绿的眼睛注视着我，让我差点以为他其实是盲的。“他们死了，他们全发了疯。只剩下我在这里。”
他说完起身，我跟着他走到一张棋牌桌前。我们相对坐下，他洗了牌，和我玩德州扑克的单挑。没有荷官，我们自己拿牌。先是两张两张底牌，我看牌时，听见他说：“黑桃三，黑桃五。”
的确如此。我们没什么好下注的，于是就开始第二轮发牌。他又说：“方块七，遗憾。”
我们拿到第五轮才停下。我飞快地扫了一眼牌，在他说出来之前，就把一副三条放下。而他的却是两对。有时你明白是没有用的，你得有点运气。他拿着那两副牌，慢悠悠地看了几遍，才把它们收好，将牌放回盒子里。“我讨厌用语言交流，在那个村子里，人们都不说话，他们只用纸笔记录事情，外人来了，他们就这样和外人交谈。没有语言，才是真正的交流。那个想知道人类最初语言的普鲁士国王，他用那些婴儿做实验，他们一出生就没有任何人与他们说话。但是他应该明白，人类最初没有语言。”
“的确不是拉丁语、不是希伯来语也不是希腊语，但是那些婴儿都死了。没有语言，他们全死了。”
“噢，雄辩家！”他做了一个戏剧化的生气表情。
可是我刚才赢了，我认为我可以再无礼一点，“那么为什么格雷格家的人都死了，你们已经在波兰生活了这么久，美国还没有糟到这种地步吧。”
“我的母亲说过，在村子里人们三十几岁就会发疯，于是男人躲进屋子里，昼夜祈祷赎罪，渴望上帝把他们从幻觉中拯救出来。而女人们就喝笃斯越桔、松树根和山里雪水煮的药水，她们还要照顾田地和牲口，还有孩子。”
“上帝和药水，都是安慰而已。”
“你还真是喜欢说话。是啊，没什么可以治疗幻觉，可是我们早就习惯了和幻觉共存。只是有些好奇心重的人，找我们做了普鲁士的实验。噢，是的，他们给了很大一笔钱，然后所有人都彻底疯了。哦，你们是不是爱管这种人叫科学家？”
我只是朝他笑笑。如果说实验把他们逼疯了，对于这种不人道的科学家，我也不能开脱什么。他见我不说话，似乎心情好了些，“维布去年来见过我一次，问了我些关于他父母的事情。但我也不太了解他们，实验时他们还小，没有参加。可是他们最终还是输给了老对手。至于我呢，我母亲在我很小时就教我如何与幻影相处。她说当年她要跟我父亲来美国，我外祖母是不答应的，说她要是敢走，就吊死在树上。有些晚上，她说外祖母坐在床边，脖子上有深深的勒痕。但她叫我不要怕，因为我们最终会被幻影包围。你知道吗，这疗养院当年就是实验室，原本只有一栋三层的房子，后来他们把地卖了，新主人盖了这家疗养院，按一条隐秘的协议，收留了所有发疯的人，只把我们当做普通的精神病人对待。但我知道，从来没有什么精神病，都是幻影。”
这天的访客时间结束。我还想问他更多，但只能留到明天了。天色还是十分明亮，我并不赶时间，搭着公交巴士沿着海岸一直去到迈阿密海滩的酒店，夏洛特提前帮我订了房间。这间酒店我大约在十年前住过一次，我听说在那儿发生过一件谋杀案，但这种不利于生意的传闻早被压了下去。陪凯瑟琳留在迈阿密的那个圣诞节，我因为无聊又去打听起它，只知道死者叫小阿尔伯特·莱特，凶手至今未被抓获，这是一桩悬案。传闻里小阿尔伯特·莱特死时面目全非，有说是被人活生生地打死的、全身没一处完好，有说是被喷了化学药剂、窒息而死，也有说是被烧死了、酒店不愿被人知道这样的安全问题就重新装修了火灾地址。谁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惹上这样的灾祸，他只是个服务于阿波罗计划的工程师。
我在餐厅里吃了烤石斑鱼配粗玉米粉，忽然灵光一闪，在餐厅里提供的电脑上搜索起小阿尔伯特·莱特和阿波罗计划的关系，发现他参与了一个代号为巴比伦的项目，于是又想起了夏洛特的祖父，蒂莫西·林奇教授，搜索显示他曾经呼吁过调查巴比伦项目，因为它似乎是一个空头项目，诈骗了政府大量资金，但再无下文了。
但我实在无事可做，又要了杯红酒，继续搜索小阿尔伯特·莱特。他的父亲，阿尔伯特·莱特曾是一名上校，在二战时是一名战功煊赫的飞行员，后来空军建立了，他曾担任了一些很重要的职责。接着他好像销声匿迹了一般，直到七十年代末突然因为心脏病而暴毙。我有些好奇莱特家还有没有别的人，再一搜索，阿尔伯特·莱特没有别的子女，亲人里只有一个妹妹，嫁给了纽约的温特伯恩。
温特伯恩。我想起了乔舒亚。但他一家人都在加州，他的父亲和两个兄长住在旧金山，乔舒亚由祖父抚养，在洛杉矶长大，他还有一个导演叔叔和帮祖父打理产业的姑姑。
这个姓氏并不大众，纽约的温特伯恩我很早就认识，但他们一家行事低调，我甚至没见过他们几次。他们是做军火买卖，还出了一位议员。我问过乔舒亚，他说自己也不认识他们，也许殖民时期是亲戚吧。
晚上我给夏洛特打了次电话，被转进了语音留言里。第二天中午我打算第二次拜访迪梅克·格雷格之前，再次打给夏洛特，她却用比前晚更加焦虑的声音对我说：“对不起，尼尔，我知道这都是没有结果的，我浪费了你的时间……对不起，尼尔。”我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用一种快要哭了的声音对我说：“我会告诉你的，尼尔，我一定会，但不是现在，我有更紧急的事情，对不起。”她连声道歉，挂了电话。
我感到一阵烦躁，打开电视机想看看午间新闻，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温特伯恩议员在今天凌晨被谋杀。凶手是一名退役老兵，国会授予他荣誉勋章，因为他在一次反恐活动中在重伤之下仍旧帮助小组完成任务，拯救了所有人。电视里放出他参军时的照片，背后是星条旗，他眉骨深邃、鼻梁高耸、嘴唇削薄，长相过分地冷峻凶悍，而他却像个长不大的美国男孩一样微笑着，给他因异国特色而显得古怪却又英俊得惊人的面容覆上了一层奇异的柔光。
播音员说他曾是个英雄。名叫维布·格雷格。
作者有话要说：
☆、05
05
这新闻是导致我人生脱轨的最后一次推动。一阵无名的怒火在我胸腔里烧灼，不指向任何人，而指向我本身。在这个夏季的最后几天里，面对诸多突如其来的意外变故，这是我唯一一次尝试着去做点什么，试着不让事情变得更糟。而我失败了。
我所做的都是无意义的，我二十一年的人生也是无意义的。我与我的家庭格格不入，我厌恶自己的专业，我对我父亲给我规划的人生毫无兴趣。我在酒柜里拿出迷你装的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