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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时要绝对肃静。此处道路时有时无，要加倍小心，既不能掉队又不能发出声音和火光。
我们终于平安地到达目的地。大家累得倒头便睡，直到晚八时才起来狼吞虎咽吃饭，虽只是包米、土豆块，却感到特别香甜。饭后又开始行军，走了一夜到了河北阜平境内的南坨，这里是安全区，接应部队才让大家休息了两天。
10日早7时继续行军一天，到达阜平的西黄泥军区政治部所在地。政治部主任舒同接下我们呈交的中央指令后，派人将我们300多名指战员安排在距军区政治部约10华里的村子里。这里前不久遭受到日军“烧光、杀光、抢光”的摧残，但还是尽最大努力安排了我们的食宿。
4月22日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与参谋长唐延杰找我谈话，对征兵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一）在平汉路西征500人；（二）留训团大部分干部去平汉路东冀中军区征1500人；（三）休息2天，等待护送和接应的部队准备好后再行动。
我们决定：由青年股长赖其正带领20名干部去平汉路西，我带队去平汉路东。我提出几条要求：（一）尊重军区领导，一切行动听军区指挥；（二）搞好军民关系；（三）向新兵讲明他们将去延安保卫党中央，要做好新同志的思想工作，要尽量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四）坚决执行群众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五）要做好日寇扫荡的精神准备，要经得起考验。
4月27日接到通知，要求我和所带的80余人及冀中军区首长们的家属，在29日到达平汉铁路塞西店附近过路。这边派部队护送，冀中六分区派部队接应。
5月1日我将军委指令和9位首长家属安全送到军区。5月3日程子华、卓雄、沙克、张学思、金声等在市庄台会见我们全体人员，程子华讲了话：第一、热烈欢迎中央军委派到冀中征兵工作的全体同志，军区会尽最大努力帮助完成1500名新兵的征集任务；第二、日寇扫荡频繁，我们只能利用“扫荡”空隙进行征兵，所以要有耐心；第三、军区、军分区处于行军作战、不断转移的环境，没有固定驻地，暂由六分区刘西政委负责你们的安全和行动；第四、你们有什么要求和意见随时向刘政委提出，由他转告军区政治部；第五、你们部队番号“留训团”不变，隶属冀中军区管辖。3天内将灰军装换成黄军装，这样不易暴露身份。最后，你们是从黄土高原来到广阔的大平原的，要加紧锻练以适应这里的环境，便于行动和作战。
当时正处在日寇“强化治安”时期。他们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一是“治安区”，即敌占区。采取以“清乡”为主的政策。强化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厉行大编乡，对当地人民大肆掠夺，残酷镇压；二是“准治安区”，即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推行恐吓与怀柔并进的政策。修筑封锁墙、封锁沟。建立碉堡，逐步扩大占领区。烧毁村庄，制造“无人区”，以防我军活动。三是“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以军事进攻为主，反复进行“扫荡”，实行“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细菌，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
1941年春至1942年冬，日寇到我根据地“扫荡”174次，一次比一次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毒辣。其投入总兵力达83万多，较前两年增加一倍多。扫荡的时间有时长达3、4个月。敌人分割，切断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在解放区周围大量修筑公路网，碉堡群。并沿铁路线、公路线和河流，建封锁墙、挖封锁沟。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
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坚持一党专政，强化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实行观战、避战的消极政策。救民族于危亡之中，抗击侵略者的艰巨历史责任，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来承担。
征兵正是在冀中军区处于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团随六分区在定县、安国、深泽、安平等县活动，既要参加反扫荡，又要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我们和六分区征集了300余名新兵，大部分是机关人员和地方担任教师的同志，小部分是精简人员。我们只能到高阳、蠡县、博野一带继续征集。
军区首长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为安全起见，又派九分区领导进行征兵工作。我抗大同学肖星怀是九分区参谋长，他积极帮助我们，指点传授我们在平原与日寇作战的本领，使我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又征兵300余人。
此时日寇进行扫荡，将冀中军区和北方局负责人黄敬及机关人员，从饶阳县留楚镇追击至滹沱河渡口，情况十分危急。我留训团100多干部和600新兵，毫不犹豫地投入战斗，迅速占领了河南岸有利地形，与日寇300多人展开了激烈的抗击战。虽然敌人火力占绝对优势，但留训团的百余干部却是身经百战的老红军，他们勇敢机智，使敌人寸步难行。军区直属队和北方局机关人员从容不迫的脱离了危险区，进入饶阳县附近安全地带。而我团无一伤亡，完成阻击任务后撤到饶阳县孙村附近与军区会师。
●胜利通过平汉路
自我团于1941年8月随军区行动以来，军区首长对留训团的出色表现倍加赞赏，向中央军委通电，以冀中军区部队虽然很多，但红军干部太少为由，请求将留训团留在冀中以增加抗日敌后力量。并拟将我分配到九分区任司令员兼政委，其余干部分配到各分区担任重要职务。
中央军委来电称：另有重要任务需李宗贵完成；兼他是“七大”正式代表，必须回延安参加会议。部队其他人员以及新兵全部返回延安补充留守兵团。军区服从命令积极筹备，以使我们能安全过平汉铁路到达晋察冀去接受新的任务。
平汉铁路为交通动脉，日寇在铁路两侧新挖护路沟，深3米宽5米，沟中积水1米，加之铁路沿线岗哨密布，时有压道车巡逻，通过十分困难。1941年12月27、28日一连两夜，我们由一个团掩护过路，均未成功。时间紧、任务重，上级要求不惜任何代价通过平汉路。
经过再三考虑，我向军区提出新的方案：将过路点设在清风店。根据侦察，我发现距日寇碉堡10米处有西、东通道，宽2米，白天由伪军防守，盘察、敲诈勒索往来的行人。但晚6时东西闸门用大锁封闭。因这条通路上从未发生过事故，日伪军认为万无一失，警戒疏忽。我可以事先率尖刀组潜伏到铁路东南侧，将闸门的铁锁打碎；军区派一加强连配备轻机枪在炮楼东北区隐蔽，闸门一打开，就佯攻炮楼，吸引敌人火力；我部乘机可迅速通过炮楼。军区于1942年2月7日批准我的方案，依此行动。
2月9日晚，小雪纷飞，留训团6时从丹庄出发，8时到达集结隐蔽地清风店炮楼东南300米处。友军及时向炮楼方向展开猛攻，我团迅速砸碎闸门大锁，800多人一拥而过，无一人伤亡。随之放了3发信号弹，通知佯攻部队，我们已顺利通过关卡。
胜利的喜悦，使人们忘记了连日的饥寒交迫，我们仅用8个多小时走完100多里路，拂晓前进人晋察冀边区的陈庄。迎接我们的同志早已安排好食、宿。在这里休整3天后，到达东黄泥附近晋察冀军区。
1942年2月14日，军区参谋长唐延杰亲自到我团驻地召开900多人的全团指战员大会，他说：首先祝贺你们无一伤亡、无一掉队的胜利通过平汉路并按时到达这里。事实再次证明，你们这支红军部队，是一支久经考验英勇善战的钢铁队伍，指挥员是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优秀干部，大家对你们非常器重，又有新的艰巨任务需要你们去完成。你们将随军区行动，要尽快熟悉边区民情和地形地物，加强训练夜行军、走山路的本领。你们还要负责查清同浦铁路两侧的日、伪军布防等情况。唐参谋长还说：你们番号改为“新编游击队”，行动要绝对保密。并说任务未下达前还要随时准备反扫荡。
会后，唐延杰秘密向我交待了任务：现有300万法币，这是晋察冀抗日军民，千辛万苦筹集起来的，分装在密封好的500个白包中，每包30斤。党中央急需这些钱。此前两次派部队送往延安都未成功。华北局负责人鲁贲和妇救会主任都因此而牺牲。钱还差点丢失。日伪军为截获这笔巨款，派出大量特务追踪搜寻，任务艰巨而危险，这次任务只准成功不能失败！我表示坚决完成任务但需考虑好实施方案。
●智斗日伪，携三百万法币回延安制定方案
我深知这300万法币对于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缓解目前的经济危机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也深知完成这次任务的艰难。我认真分析了前两次失败的原因，仔细观察了军事地图，心中初步有了底。2月18日我向唐参谋长提出方案：第一，这次征的新兵多数生活在平原地区，别说走山路，连山都没见过，这就需要时间锻练，练出过硬的山地行军作战的本领。第二，挑选一条口、伪军认为人马无法通过的“天险”之路，避开他们严密设防以及我方常走的路。这就需要请军区派出精明强悍的侦察员与我们共同探明五台山北侧到忻州北站的道路。第三，请军区发给新兵每人4颗手榴弹和部分枪支，用以自卫。携带法币之事绝对保密，我将亲自选择政治军事素质好、体力强的人来完成。不要派部队护送，以免走露风声。第四，故意宣传我们这支新组建的游击队“战斗力差，纪律涣散，见了鬼子就跑”，以迷惑敌人。唐参谋长表示赞同我的方案。但要向聂荣臻司令员汇报后再定。2月19日，唐对我说：聂司令员完全同意你的方案，三天内满足你提出的条件。
22日军区将手榴弹、枪支发到部队，我选定了一些新兵，将武器做了仔细的分配。23日将500包法币打成黄背包。拿到部队后，我背上一个，编号为“1”，大家见状争先恐后抢着背，结果我预先选定的500人中，反而有个别的没有抢到。我只得编出理由说服一些同志让出来，同时表扬了他们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