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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世心态 历史名城毁于战火（6）
日耳曼人是一个女巫，我们踏上了她的土地。如今，日耳曼的城镇正在熊熊燃烧，我欢呼雀跃……日耳曼，你这个邪恶的女巫，你就在死亡的舞曲里旋转吧，燃烧吧，哭泣吧！报应的时刻来到了！
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1）
柏林战役是苏联红军对纳粹德军的最后一击。根据当时的作战习惯，备战工作通常由专门的军事指挥层负责，而苏军的备战任务也就由朱可夫、科涅夫及其参谋机构共同完成。他们都意识到德军绝不会轻易放弃一寸领土，很多情况下还会顽抗到底，直到最后咽气。
无论是沿着奥得河和尼斯河集结的苏联红军，还是他们的指挥官，最大的愿望就是攻克柏林，彻底征服纳粹德国。这种愿望变成了一股强大的动力，几乎压倒了一切。虽然他们早就对战争感到了厌倦，但却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在激励着他们，那就是攻下柏林，把红旗插到“第三帝国”国会大厦的顶端，彻底粉碎纳粹分子所鼓吹的“日耳曼民族是天生的优等种族”的谬论。朱可夫元帅曾经这样描述苏军的作战热情：“我们全体将士斗志昂扬，都希望亲眼看到攻克柏林的那一天。这同时也是我的愿望，我全身上下都洋溢着这种热情。”
19世纪末，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应征入伍，在沙皇军队的骑兵部队服役，以一名骑兵的身份开始了他漫长辉煌的军旅生涯。1917年2月，俄国革命第一阶段拉开帷幕，朱可夫所在的诺夫哥罗德“龙骑兵”第10团很快站到了主张激进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一边。接下来，根据上级的命令，朱可夫所在的骑兵连需要选出参加团苏维埃的代表，同时选出本连的士兵委员会。结果，大家一致选举朱可夫担任士兵委员会主席。朱可夫不但讲话鼓舞人心，而且身先士卒，对于作战行动具有一种天才的决断能力。他是个非常有主见的指挥官，除了对部属取得的优秀战绩表示赞赏和祝贺外，他从不随意赞同任何东西。他具有令部属既敬畏又忠诚的品质，同时又十分关爱和体恤下属。这些优秀品质使他在红军中担任过很多职务，并且不断得到提拔和重用。由于他的早期成功以及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优异表现（1936年赴西班牙任苏联军事观察员），他在1936年获得苏联政府最高奖赏“列宁勋章”一枚。1937—1938年，苏联国内掀起了血腥的“大清洗”运动，红军各级军官受到迫害，部队遭受重创，朱可夫幸免于难。1939年夏，朱可夫调任远东第1集团军司令，指挥苏军在满蒙边界附近同日军进行短期交战，围歼敌重兵集团，因此再次脱颖而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发起“巴巴罗萨行动”，朱可夫被提升为苏军总参谋长。同年，他指挥莫斯科保卫战取得胜利。1943年7月，他在库尔斯克指挥了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坦克会战，成功击败了德国法西斯的战略反攻。1944年夏，作为最高统帅部代表，朱可夫亲自策划并指挥了“巴格拉季昂”战役，在白俄罗斯发起大规模战略进攻作战，一鼓作气将德军赶出苏联国土，并从此踏上了长途追击德军的征程，一直进逼柏林。1944年11月，朱可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协同作战，合力进攻柏林。
进攻柏林的另一支先头部队是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科涅夫元帅指挥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至少从出身上讲，朱可夫和科涅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朱可夫从普通一兵干起，历任各级军事指挥官，一直达到军事生涯的巅峰。而科涅夫最初在红军中历任各级政治委员，负责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安全事务。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他职业生涯的后期，才由一名政治主官改行为军事主官。科涅夫口齿伶俐，擅长政治和外交，在政治领域总能够应付自如。就这一点而言，他与朱可夫相比，或许更称得上是一位善于把握全局的战略分析大师，而朱可夫则是一个战场上的战术家。他们在其他方面非常相似：都雄心勃勃，但相互嫉妒；都曾连续三次获得国家最高荣誉“苏联英雄”称号。此外，他们还都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家，同样事必躬亲，深受部属们的爱戴和敬重。
早在1945年4月初莫斯科会议最终确定进攻柏林的方案之前，朱可夫就已经认识到，与柏林城直线距离60公里的屈斯特林对于任何进攻都至关重要。希特勒将屈斯特林确定为要塞城镇，在此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配备了大量的战略物资，要求德军守备部队死守到底。这个小镇共居住16800人，其中守军就占到了10000人，包括当地900名的“国民冲锋队”。事实上，这里部署的人员几乎囊括了德国武装部队的各个军兵种，如纳粹国防军、武装党卫军、防空部队和警察部队等，还配置了大批重型武器：102门火炮、30门高射炮、25辆自行火炮、50门迫击炮和10辆“卡秋莎”火箭炮（德军称之为“斯大林的管风琴”）。时任近卫第8集团军司令员的瓦西里·崔可夫上将曾经这样描述摆在苏军面前的困难：
缜密备战 红军将士枕戈待旦（2）
屈斯特林坐落在由奥得河和瓦尔塔河冲积而成的一个小岛上。春季的洪水淹没了所有通向该岛的通道。由周边地区进出这里的惟一路径只是几条沟渠和几条呈扇形的通向柏林、法兰克福、波兹南和斯德丁的道路。毫无疑问，敌人早就严密地封锁了这些道路。德国人在这些沟渠内和堤坝上到处挖掘防空壕、堑壕和交通壕，修建碉堡，架设铁蒺藜，布设雷区。在战斗中，我方的突击分队设法接近敌军的防御工事，双方用手榴弹和反坦克火箭筒互相攻击，几乎没有停止过。由于路面非常狭窄，只要有一辆坦克被击毁在路面上，其他坦克就无法通过。
无论如何，屈斯特林都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军事目标。但它确实又是苏军对柏林发起进攻的最理想的出发地。
2月初，苏军在屈斯特林两侧的基尼茨和格里茨分别构筑了一个桥头堡，对屈斯特林构成夹击之势。从2月份一直到3月上旬，朱可夫的突击第5集团军、近卫第8集团军和第69集团军多次尝试彻底合围该小镇，切断其与外界的联系，但均未能获得成功。德军第21装甲师和第25装甲掷弹兵师（2月9日以后）成功地维持着一条进出小镇的3公里～5公里宽的走廊。虽然该条走廊只在夜间供坦克部队通过，但它对于保持屈斯特林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迅速陷落发挥了重要作用。3月22日，戈特哈特·海因里希接任德军“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司令官。也就在这天，苏军在付出惨重伤亡的代价下，终于将屈斯特林团团包围。在战斗中，苏军共有116辆坦克被德国第9集团军击毁。
一周后，屈斯特林完全落入苏军之手。自2月份以来，苏军多次用火炮、迫击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对这个小镇进行毁灭性的轰击，多次尝试进攻，其中有两次还动用了充气艇。3月8日，苏军攻克工业小镇新施塔特，俘虏了大批德军。残余德军在撤退途中，炸毁了横跨瓦尔塔河的通往重兵把守的旧施塔特的桥梁。3月27日，德军发起反攻，企图解除苏军对旧施塔特的包围，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当天，苏军搭乘橡皮艇和驳船横渡洪水泛滥的瓦尔塔河，从东南部攻入旧施塔特。德军指挥官莱尼华斯致电第9集团军司令巴斯，请求其准许自己放弃该小镇向后方撤退。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况大发雷霆，下令解除古德里安的陆军总参谋长职务，同时下令逮捕莱尼华斯，将其送上军事法庭。迫于希特勒的压力，防守新施塔特的德军不得不硬着头皮坚守了一天时间，与苏军在奥得河上的这个要塞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随后，德军指挥官们在仔细分析了希特勒的命令———除非士兵自愿放弃阵地，否则不得擅自撤离阵地———之后，在私下里达成一致，决定放弃该阵地向后方突围。3月29日晚23时，上述德军开始突围。1318名德军，包括莱尼华斯本人和118名“国民冲锋队”队员在内，成功突破苏军6道阵地，回到己方一侧。剩余的135名“国民冲锋队”队员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最终向苏军缴械投降。最终，为了防御和救援屈斯特林小镇，德军大约5000人阵亡，9000人负伤，6000人被俘。苏军5000人阵亡，15000人负伤。但无论如何，朱可夫最后还是在奥得河西岸夺取了一个进攻柏林的最佳落脚点。
就在苏军攻克屈斯特林的当天，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同斯大林一道商讨进攻柏林的作战方案。4月1日，朱可夫和科涅夫会见了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成员。
“究竟谁将攻克柏林，是我们还是盟军？”斯大林巧妙地询问。紧接着，他又表示希望红军最迟在5月1日攻入柏林，他强调指出，这一天是社会主义国家最盛大的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因此，必须在4月16日之前发起进攻，力争在12～15天内结束。最高统帅部总参谋部Ａ。Ｉ。安东诺夫将军介绍了柏林战役的基本作战方案，决定在一个宽大正面上对柏林实施大规模攻击：苏联红军3个方面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包抄柏林，粉碎德军逃往南部阿尔卑斯山脉防御工事的企图；同时，加大对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境内德军的压力，防止其回师柏林解围；苏军攻城部队将首先突破德军外围防御，将其分割包围而后逐个歼灭。根据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成功经验，必须在柏林外围歼灭德国第9集团军，从而避免出现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残酷的巷战。一旦突破柏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