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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庄汤尼对案情的描述，一定隐瞒了某些重要的关节，甚至，可能做出了某种程度的曲改。
第三，庄汤尼对此案的发生，怀有深刻的内疚，这份内疚，不仅仅因为“失察”、“轻信”、“上当”什么的——为凶犯“捐资”所诱，开门揖盗——一定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庄某平时为人行事，暴躁飞扬，”陈亦诚说道，“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不是那种城府深沉的人，对精神压力的承受力，并不算强——”
顿一顿，“我们今天的问询，由始至终，十分客气，没有表露出任何对于庄某本人的质疑；如果——我和马丁都是这么认为的，如果我们对庄某本人施加压力——当然，只是精神上的——庄某的负疚，就一定会成为其不可承受之重。”
“是的，”马丁内兹说道，“到时候，庄某一定会失控并露出破绽——这是此案的最好、最直接的突破口。”
“当然，”陈亦诚说道，“庄某身份不同，到底该如何对行事，得先请王爷的示下。”
关卓凡沉吟片刻，点了点头，“好吧，就照你们说的办——其中分寸出入，相信你们自会把握。”
“是！谨遵王爷均谕！”
至于奎光——
“虽然，奎光不能提供确凿的不在场证明，”陈亦诚说道，“不过，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的腰牌，确实是为凶犯所窃——奎光同本案，应该没有什么关联。”
除了奎光的家人——妻子、孩子、老仆之外，军调处还调查了他的同事、朋友以及同他相熟的戏院、书场、酒楼、妓窦，众口一词，奎光有这样一个习惯：
只要第二天休沐，当天下值之后，便约上一班朋友，听戏、下馆子、逛窑子，每一次，都会喝的酩酊大醉，勉强挨回家，头一沾枕就睡了过去，一直到第二天日上三竿之前，都不会醒过来。
“奎光的这个习惯，”陈亦诚说道，“知之者甚众；而侍卫都有排班，哪一天休沐，都是提前定下来的——也不是什么机密。”
顿一顿，“所以，对于凶犯来说，若要窃取大内侍卫的腰牌以构陷朝廷，奎光是个再合适不过的对象了——他的腰牌，较为容易窃取；而失窃之后，又没那么容易在短时内发觉腰牌不见了。”
再一顿，“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哪一天下手，可以早早计划。”
“就是说——奎光是早就被凶犯盯上了。”
“是！”
“嗯，如此说来，对于博罗内的质疑，就有一个很合理的解释了。”
博罗内曾如此质问钱鼎铭：
“腰牌若确实为凶犯所窃，只能是昨天晚上的事情，不可能更早了——只有在晚上，腰牌的主人在人前‘大醉’，凶犯才有偷取腰牌的机会，并且，才有一直到今天早上、腰牌的主人都无察觉腰牌失窃的可能——”
“可是，凶犯和南堂今天凌晨的夜半之约，是前两天就定下来了的，凶犯怎么敢确保，昨天晚上——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一定可以偷取腰牌成功？又怎么敢确保，失窃之后、天亮之前，腰牌的主人一定不会发觉腰牌失窃？”
“若不能成功窃取腰牌——又或者，虽然成功了，却在凌晨一点半之前，腰牌的主人便发觉腰牌失窃了，那么，行凶之时，岂非就不能栽赃嫁祸了？如是，凶犯该怎么办？改约吗？”
当时，钱鼎铭无法正面反驳，只好顾左右而言他，现在，可以掉头打将回去啦。
*
*
第二天一早，外务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馆，通报案情。
对于各国驻华公使馆来说——不包括已经“下旗”的法国驻华公使馆，收到“南堂”案发的消息之后，总要先做一个基本的了解，有的还可能需要先向国内请示，确定本国对此案的基本进止，之后，才会向中国政府“表达关切”或“表达严重关切”。
也就是说，这个“关切”也好，“严重关切”也好，最快也就得案发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之内才能够提了出来。
亦即是说，当外务部将“案情通报”怼了过来的时候，法国之外，还没有一个国家来得及向中国政府就“南堂”一案“表达关切”或“表达严重关切”呢。
中国政府的反应速度，令人叹为观止，各国驻华外交人员对之印象异常深刻，以致北京的外交界出现了一个“中国速度”的说法，并不胫而出国门，不久之后，成为各国外交人员对中国政府——至少在某些问题上——的一个“共识”。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外务部这份以“中国速度”炮制出炉的照会，都说了些什么？
*
第三三六章 请凶犯对号入座！（）
“案情通报”之环节，分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庄神父曰”，一个是对案发现场的描述。
因为严重怀疑庄汤尼对案情做了隐瞒甚至曲改，因此，不厌其烦，一切案发之前因、过程，皆冠之以“据庄神父云”——言下之意，这只是庄某人的一面之词，未必就是此案的真像啊！
对案发现场的描述，则尽力客观，无所隐晦，包括：
墙上的八个血写的大字：“扶清灭洋，杀尽洋夷”；地上的皇宫侍卫奎光的腰牌；以及，阿历桑德罗神父重伤之后，由北而南，挣扎着挨过大半个南堂，最终倒伏在“圣母山”的圣母像脚下。
紧接着阿历桑德罗的事由，冒出了一段日后被各国外交界许为“神来之笔”、甚至奉为经典的话：
“对于阿历桑德罗神父、文通译和王杂役之不幸遭遇，我们深感悲痛！同时，亦不由发出衷心赞叹：若非对上主抱有最虔诚的信仰和依恋，阿历桑德罗神父如何能够以超愈常人之毅力，强忍剧痛，终而投入圣母之怀抱？”
看到这儿，不止一位读者，不由自主的划了一个十字，“哈利路亚！”
关卓凡原先担心，此案的某些细节——特别是阿历桑德罗的死状，将火上浇油的刺激相关人等的神经。
看，阿历桑德罗被抹了脖子之后，一时不得便死，撞撞跌跌的往回跑，从北到南，鲜血淋漓，洒了一路，连蔡尔佳都说，“瞅着挺说摹薄�
而其倒伏之地，正正在“圣母山”圣母像之下，鲜血汨汨，侵染了圣母像的双脚和裙摆——
雪白的汉白玉圣母像，倒伏的神父，强烈的红白“撞色”，这副“好有画面感”甚至“好有象征意味”的景象，叫“相关人等”看见了，怎不触目惊心？
惊而悲、悲而怒——这都是顺理成章的。
进一步——怒而断交乃至兴兵，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
然而，一经钱尚书的“神来之笔”，阿历桑德罗的惨死，立即“升华”到了“虔诚”、“信仰”、“依恋”、“毅力”、“怀抱”的层面，“惊而悲”则有，“悲而怒”则无——变成了“悲而赞叹”乃至“悲而欢喜”了！
欢喜赞叹，此之谓也！
哈利路亚！
“悲而怒”既无，“怒而啥啥”的，自然就更加木有啦。
对于阿神父的“虔诚”、“信仰”、“依恋”、“毅力”，有读者甚至开出了更大的脑洞：
照阿神父的伤势以及庄神父的描述，中刀之后，阿神父应该立时毙命才对，然而，阿神父居然行动自如，不见圣母不咽气儿，介个——
哎，介个简直就是“神迹”啊！
对于第一个发现了阿神父的“虔诚”、“信仰”、“依恋”、“毅力”，并发出“欢喜赞叹”，进而并“曲笔”点出“神迹”的人，读者们立即生出了“同理心”——外交照会不是以个人名义发出，则这个“同理心”的对象，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中国政府了。
有了这个“同理心”打底，再往下看，感觉就不一样了——中国政府好像变成了“自己人”，不论说什么，听起来，都更顺耳、更容易接受了。
好吧，继续往下看。
“中国政府正在办洋务、行新政，敞开国门，交通万国，此万国所深知也。”
“对于政府的改革和开放，中国政府内部，确实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即是说，还存在着一定的保守的力量。”
“但是，时至今日，对于改革和开放，支持者愈来愈多，反对者愈来愈少；而即便是最保守者，也是承认同万国交往的必要性的，所异议者，只是开放的程度罢了。”
“中国政府内部，关上国门、自绝于世界的声音，已经绝迹；更不存在对泰西人‘见一个、杀一个’的极端势力。”
“而据我们对于舆情的掌握，民间是否存在这种极端势力，也是很值得怀疑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扶清灭洋，杀尽洋夷’云云，并非凶犯之本意。”
“而据庄神父云，凶犯与‘南堂’及阿历桑德罗神父、文通译和王杂役等受害者，亦无私人恩怨。”
“则凶犯犯案并以‘扶清灭洋，杀尽洋夷’张扬，其本意，实在于藉此挑拨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之友好关系，从中渔利也！”
谁能够从中国政府和世界各国的交恶中获利呢？
先说国内。
“诸君深知，中国政府在推行新政的过程中，许多既得利益者之利益多有触动，其中有认清形势、接受现实者，但也有始终愤懑不平、时刻寻机反攻倒算者，这种人，对泰西人，未必真想‘见一个、杀一个’，然而，对于主持新政之当政者，却是恶也欲其死！”
“若中国同各国交恶，广树强敌，政府顾此失彼，他们就有了反攻倒算的机会了！”
“因此，名为‘扶清’，实为‘倒清’！”
再说国外。
“中国在世界上，也有自己的敌人。”
“中国的敌人，自然希望除自己之外，中国树敌愈多愈好——若中国自绝于文明世界之外，以至于各国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