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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谅山一役，土匪截我辎重，我入越大军，后路不靖，“补给线”不绝如缕，这个——“前头的后头”，也乱了！
这真是……顾此失彼、八面漏风的一个局面啊！
甚至，咳咳，就说是“危若累卵”，亦不为过啊！
这场仗，咳咳，我看，悬啊！
随着“一败再败”、“一乱再乱”，升龙战役之后形成的乐观情绪，逐渐消散，朝野上下，悲观情绪占据了上风。
台面上，对于“一失沱灢，再失升龙”，朝廷是这样解释的：
“一失沱灢”——
“‘钦使护卫团’到沱灢去，目的是‘借道’，即经沱灢走陆路进顺化；因为法国人在沱灢胡作非为，这支部队不能不留了下来，防着法国人进一步乱来；之后，我修‘基隆事件’之怨，沱灢法军，不论海陆，一网打尽，沱灢既然已经没有法军了，‘钦使护卫团’也就没有留在沱灢的必要了，就得照原计划去同顺化的‘钦使’汇合了。”
“再失升龙”——
“驻升龙的部队——即参加升龙战役的部队，是应越南国王之请求，进驻升龙‘协防’的；升龙的仗既打完了，自然就要撤了出来。”
然而，这样的解释，貌似自圆其说，其实木有鸟用，因为，无论如何，改变不了中法宣战之后、法国“越南远征军”即将兵临城下、我军方匆匆“弃城”的事实。
有人甚至说，不战而去，较血战之后，力不能支，不得不撤退，还要坏！——坏的多！
哼，守城的将领，本该逮问治罪——甚至军前执法的！就因为“上头有人”，便啥事儿也没有了？
对于科道的聒噪、坊间的议论，关卓凡只能保持沉默，他没法子公开说：我的“玄谟远算”，其实是“诱敌深入”啊！
越南的“戊辰政变”，对于中国，其实是“坏事变好事”——由此，越南朝野亲法势力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钦使以及钦使护卫团进驻禁城，直接掌控幼主，监督朝政，真正将越南中枢控制在手心儿里了。
戊辰年，即本年——一八六八年。
可是，“坏事变好事”的好处，也没有法子明说——你不能说，越南目下的局面，等同天朝经已设置了“驻越大臣”啊！
不然，越南人会咋想？
日本的事情，虽然已经得到了英国人的帮助，但是，英国人的介入，毕竟是有限度的——只限于“护航”；中国的“援军”登陆之后，就不关英国人的事情了。
事实上，因为只派了海军，没派陆军，到时候，英国人就有心继续提供支持，亦鞭长莫及了。
而萨摩藩肯不肯卖英国人的面子，放过中法战争这个推翻幕府的天赐良机，哪个也不晓得——想那萨摩藩，当年可是一言不合，就同英国人大打出手的呀！
若萨摩藩不顾一切，径行起兵倒幕，单凭两个团的轩军，依旧无法阻止日本生乱乃至大乱。
毕竟，在日本这件事情上，关卓凡的对手——大久保利通，是他穿越以来，遇到的最强悍的对手之一。
“南堂”教案，后续种种，也算是“坏事变好事”，但是，这些个“好事”，暂时都不能公开宣扬。
唯一能够说的，就是折冲樽俎，法国人终于铩羽而退，由“南堂”教案引发的外交战，中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不过，这个“胜利”，也只好点到为止，不宜大肆渲染。
因为，这件案子，确实“骇人听闻”，确实“开国以来未之有”，而未能阻止此案的发生，相关人等，包括关卓凡在内，都是失职的，因此，就“南堂”教案本身来说，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件“好事”。
谅山一役，不必说了，不论怎样宣扬我军之英勇，都不能改变整条陆路补给线暴露在敌人威胁之下的事实——目下，我军确实“后路不靖”，补给线确实“不绝如缕”，真真正正，是一件大大的坏事呀！
事实上，悲观的情绪，不止于市井阛阓，亦不止于普通朝臣，在高层，甚至是在军机处内部，关卓凡都能感觉到某种尽力掩抑的疑惑。
关卓凡是第一次听到如此乐观的评断——简直，比他自己还要乐观！
甚至，不止于乐观——赵烈文的话，对“法人”，对“内外宵小”，简直是出以轻蔑了！
而这些话，当然不仅仅是赵烈文的一己之见，他代表的是曾国藩，他表述的，是曾国藩的意见。
这——
这怎不令我心头火热，眼中放光？
“惠甫，”关卓凡挪了挪身子，形成一个微微前倾的姿态，“请道其详！”
“是！”
微微一顿，赵烈文说道，“中堂说，法人之所以‘汹汹’，说到底，是因为不了解我军的真实战力，把北宁当成了八里桥，把山西当成了大沽口！真所谓：不知今夕何夕？”
“中堂说，他虽然不曾亲自领兵对阵法军，但详考丁巳、戊午、已未、庚申诸役，对法军战力之估计，自认大致准确，不会离谱到哪儿去。”
丁巳——一八五七年；戊午——一八五八年；已未——一八五九年；庚申——一八六零年。
“而我军之战力，法人不晓得，他可是晓得的——他参加过轩军的阅兵！轩军战力几何，他是心里有数的！”
“两相比较，他以为，轩军的战力，绝不在法军之下！”
“因此，我军怎么可能‘不战而逃’？又何必‘不战而逃’？所谓一弃沱灢、再弃升龙，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此乃王爷欲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灭此朝食罢了！”
关卓凡不由放声大笑！
“知我者，涤翁也！”
*
第十章 百邪全避（）
关卓凡真正是感慨了！
参加过轩军阅兵——为腓特烈王储伉俪举办的那次阅兵——的王公重臣，不仅仅曾国藩，还有钟王、文祥、钱鼎铭，钟王不必说了，钱鼎铭是关卓凡的私人，也不必说了，说说文祥吧！
文祥之所见所闻，与曾国藩无二，但在关卓凡向包括他在内的大军机们详细譬解何以放弃沱灢、升龙之前，他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是在“诱敌深入”；而在关卓凡譬解之后，几位大军机——包括文祥在内——虽然都表示理解，可是，并没有一个人如曾国藩般，表现出对“诱敌深入”的策略的成功以及对整个战事的完胜抱有坚定的信心。
关卓凡能够感觉到，政府中枢——其中包括他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也多多少少感染了弥漫朝野的悲观情绪。
“最坚定的支持者”，同“最坚定的信心”，并不能划等号。
这就是前文说的——“甚至在军机处内部，关卓凡都能感觉到某种尽力掩抑的疑惑”。
曹毓瑛、许庚身、郭嵩焘有“疑惑”，还是能够理解的。
曹毓瑛虽是兵部尚书，许庚身虽以“知兵”著名，但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文臣，没有任何行伍经验，这方面，曹、许两位，其实还不如郭嵩焘——郭也是地地道道的文臣，不过，好歹在曾国藩的幕中干过一阵子，勉强算是“曾历戎行”。
最关键的是，因为前文述及的“潜规则”，曹、许、郭虽同为关卓凡的“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他们同轩军直接打交道的机会，是很有限的；这方面，曹、许尤其之少，郭嵩焘稍多一些，不过，也只关后勤、资金，不涉军事，因此，他们三人，对于轩军的战力，其实是缺乏感性认识的。
这个“感性认识”，几个大军机中，惟文祥才有——除了实战，大规模的阅兵、演习，是对一支军队的战力最全面、最直接的检验了。
另外，文祥不是单纯的文臣，他不但正经练过兵，还正经带过兵、打过仗——神机营为文祥手创，并在其率领下，出关清剿马贼。
当然，清剿马贼和敉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不可同日而语。
或许，这就是文、曾之差距所在？
或许，不好说“差距”——
说“差异”，或许，更加准确些？
那么，文、曾之“差异”，又何在呢？
另外，说归说，曾国藩对于轩军战力的信心，是否真的到了这个份儿上——几乎是“毫无保留”了；对于法国，是否又真的会出之以轻蔑，关卓凡还是“有所保留”的。
毕竟，仅仅只看了一次阅兵；毕竟，法国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强国。
毕竟，不论为人处事，还是领兵作战，“谨慎”，都是曾国藩的最大的特点。
事实上，关卓凡认为，赵烈文如是说——曾国藩如是说，多多少少，也算是一种“修辞手法”——就像曾国藩亲笔信中的“扼腕”、“抵掌”、“击案”、“无以自已”什么的。
或许，曾国藩对轩军的信心，其实未足十分，但是，八、九分的信心，却一定要将之说成十分甚至十二分。
这当然不是为了拍关卓凡的马屁——前头说了，“阿谀取容”“闻风希旨”什么的，同曾涤生是扯不上干系的。
“修辞手法”的目的非常明白：在朝野上下悲观情绪占据上风的情形下，破除愁云惨雾，为关卓凡鼓劲、打气。
真正是——
可感，可感！
还有，曾国藩清清楚楚的点出了“北宁”、“山西”这两个首当法军之必冲的战略要地——
越南的地理和战局，可不是哪个都搞的明白的，言路上，许多人慷慨激昂，但对越南的实际情形，却是一头雾水，说的话，上的折子，虚头巴脑，不着边际。
曾国藩一语即切中肯綮，说明：他虽然“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私下底，必扎扎实实的做了许多的关于越南的功课；而其眼光之锐利，判断之精准，更远非一般翰詹科道之可及。
他对关卓凡的关切、支持、鼓励，不是玩儿虚的，是实实在在的。
“来，惠甫！”关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