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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不禁要问他哥俩一声：请问您才脱贫致富几年。农转非后就忘本了是不是？一时得意的小人嘴脸！
原谅苏轼兄弟吧！因他们这时还只是两个小毛孩子，对士大夫一族是什么还一知半解，对下面黎民百姓的苦难生活也知之甚少。最重要一点是他们还没吃过苦。
十几年后，神宗死了，他们也颠沛流离过了，甚至苏轼本人还被关在牢里胖揍过，用他那四川口音浓郁的官调嚎叫过，那时他们才会懂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是种什么滋味。而那时苏轼说出的话，就和这时截然相反了。因那时他己叫苏东坡…
现在抛开这两个缺斤少两、成色不足的士大夫，去看看正牌资深的人物是怎么说的？京城里那位硕果仅存的庆历名臣终于走上前台——文彦博。
也许是比他还要强硬独裁的韩相公的官场走势给了他以教训，纵然强绝一时，可也时光短暂…由此，文彦博变得温和了起来。
文彦博非常温馨家常的聊天，以一年近古稀的老人形象，对23岁的皇帝劝说“祖宗法令具在，各项完善，擅自改变，小心失去民心”
神宗很警觉，并瞬间抓住了重点，问出他和王安石一直愤愤不平的疑问焦点“更改法制，的确让士大夫阶层不高兴，可对老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这时的宋神宗定以为自己戳中了反对派要害，等待他的是胜利！满朝皆是孔孟之徒，那么“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都懂吧？在百姓和江山社稷面前，连皇帝我都得退居三线，你们这些士大夫算什么？
却不料真正吃惊的是宋神宗自己，听完皇帝的话后，文彦博根本就没像他想像中那样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甚至羞惭满面重新做人。文彦博的感受是极度郁闷：您是皇帝耶！怎能说出这样幼稚的话呢？看来真是初期教育不好，王府里散养的，就是和真宗、仁宗那样从小受皇家训练的明君不一样…
文彦博终于说出了官场真谛“陛下，您得清楚：您是和士大夫阶层共治天下，不是和平民百姓管理国家”
千真万确，这才是统治阶级万年不变的本质！
听完这句话，神宗皇帝沉默了。这是和王安石一直告诉他的那些管理国家、均富济弱等理论截然相反的东西！到底哪个才对？
千百年间，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里有无数人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我同意：他们有理由这样骂，因他们是士大夫！
至于您，亲爱的读者，您是不是有理由也这样厌恶王安石、批判熙宁变法？先请您说明自己的立场后再做出判断吧…
东明事件篇（）
免役法的推行非常谨慎，它最初只在京城附近试行，要一年后看效果成绩如何，才决定是否向全国推广（想想500多年后李自成为何能揭竿而起，你就该知道这个“免役法”推行困难有多大了）这就给了反对派一线生机。著名的东明县事件随即发生。
话说年底的某个早晨，开封城城门在清晨时打开了，突然间涌进来数百人。这些人直奔市长办公室——开封府大衙。可惜这时包拯己死很多年了，工作习惯早己恢复成原样，这些人被两扇厚重冰冷的大门挡在外面，只能小心翼翼把来的原因报告给门房：他们是开封府辖区内的东明县居民，因免役法让他们活不下去了，才来告状！
事发到这，应说一切都在控制范围之内。国家政策法令在实行中出现问题了，老百姓有些不理解，他们不管是来告状还是来请教，用的办法、找的部门都非常正确——开封府尹，这就是他的职责！就算他是反对派，不想也不能对免役法的对错做出合理解释，他至少有责任把局势稳定住，让这数百人在开封府或别的什么地方老实呆着，然后请示上级怎样处理…
可他不！他的作法真的很牛。开封府那天大门紧闭，放出话去，三个字“不受理”你们去找负责新法的人吧！
这是东明县事件 第 132 章 团完全是瞎胡闹，且存心恶毒，变着法的剥削小民。必须及早废除，才能恢复天朝上国的祥和秩序！
可王安石那边很快也有了自己说法。东明县县官名叫贾藩，查履历是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的前部属，是他擅自修改了东明县里户籍等级。他现在己逃离职守，从东明县逃进了开封城。可在哪里？就是搜不到！那么请问他这么做是不是有人指使，如德高望重的文大人？可没谁敢这么说…
这件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不了了之了。
熙宁4年（1071）1月3日，韩绛命种谔偷袭西夏。两人密谋出兵取横山。郭逵上奏“种谔狂生，今朝廷因种氏世家而用之，必误大事”韩绛为使种谔领兵不受掣肘，于是上奏朝廷，召回郭逵。而种谔也不负韩绛所托，大败西夏军，夺得罗兀城，以2万兵士守之。
2月1日，王安石终于重提旧事，再度向大宋朝的祖宗家法挑战！第6项新法——科举改革出台！规定从此以后，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
这项新法一经实施，就标志着王安石彻底和现在的大宋官场绝裂！
他是用新课本教育出新人才、新考试考出新官员，来取代现有官场上和司马光、苏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们拥有同样思想、同样**的官员们。
这是什么样的精神！诚如司马光里所说“…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在自古至今所有官场，这都是不敢想像、也从没任何人敢做的事！为的，是创造一个思想统一、全民族为一个目标而奋斗的环境。关于这一点的必要性，我们身为现代人，都深深知道，这是改革的首要条件，必须得完成的…
8日，曾布被任命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曾布作为王安石的死党，史称“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冯京、王珪两参政。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
3月2日。西夏得大辽声援，举兵反攻，攻陷抚宁城及种谔新修筑的诸寨堡。3日，庆州守军兵变。种谔奉命平叛，罗兀城就此被西夏收复。21、22日，种谔、韩绛2人分别因此受罚。
4月18日，司马光在京城见了吕诲临终一面，接受了吕诲的临终遗言后，开始给皇帝写辞职信。请求赵顼允许他从永兴军离开，到更远的西京洛阳去完成一生的宿愿——写书！
去完成那套名垂千古、与汉代不世出史学大师司马迁同样辉映后代的史学巨著。神宗同意了。从这时起。司马光就彻底退出了神宗朝的官场。他远远停留在西京洛阳。冷冷盯着新党集团的一举一动。绝口不提国事，专心编撰，静静等待着翻身复辟的时机…
这是个可怕的对手，他绝不是放弃。而是审时度世，明白这时的王安石己不可撼动，那么就绝不再恋战！有时后退更是一种策略！
开封府推官苏轼也被贬出京城，出任杭州通判。
从职务上说，开封府推官时只能算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文笔好一切都好。苏轼哪里都可以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于是苏轼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己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
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让王安石无法无天。曾公亮叹了口气说“上与安石为一人”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
这次对话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好青年。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非常勇敢嘛！但请问，你是以什么身份、奉了谁的命令，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且如你真有胆子、有责任心，你怎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那时曾首相有权，才能按你说的办嘛！
曾公亮之后是范镇。在范镇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位壮士”范镇深沉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
如没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轻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有前面的分析后，就会知道苏轼立场已越滑越远，彻底抛弃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
王安石终于忍无可忍了：小苏同学，就算你文章再好、声誉再高，你也不好对政府决策这样名目张胆的抵触吧？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
于是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在大宋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
5月10日，前御史中丞吕诲去世。
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新政还没实际公开，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那次著名的弹劾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
皇帝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当知州。接着吕诲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铺开后，他的愤怒真正达到了不共戴天！生生地气病了…
神宗知他病了后，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但心病还需心药治，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这种局面一天没改变，吕诲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终于，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命运。吕诲重病时，司马光在陕西的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
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己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突然间吕诲强睁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
可想见司马光当时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仁宗立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此时的王安石变法，两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