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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年间，由于朔、洛、蜀几党忙于内斗，加上财税日渐缩水，冗兵、冗员日多，治河工作成效差，使得水患频发
这一次次血的教训，让革派不得正视治河工程，现在革派执政也有好几年了，几年来把外部环境犁了一片，至少不用再多提心辽夏趁机进犯了，治河工程便正式提上日程
杨逸回到东京时，正好赶上一场热烈的治河朝议
庄严的金銮殿上百官齐聚，共议治河事宜
都水监勾当公事李承宗一上来就提出，把今年裁下来的二十万厢军全部征调为河工，并在全国开征河役免夫钱
所谓的‘河役免夫钱’由来以久，就是向百姓专门征收治理黄河的赋税，此法在王安石施行免役法后，就基本被废除了李承宗急于求成，又想开此恶例
别人怎么想杨逸不管，他绝对不同意再开这种口子今天治河收河役免夫钱，明天打仗又要收战争税，这算什么事？
杨逸出班奏道：“治河工程浩大绝非一朝一夕之功，急于求成只会使得民生凋敝，祸乱丛生开征河役免夫钱此举是不可取，自绍圣元年统一税赋以来，朝廷除正税之外，就免去了一切杂税，若是再开此例，必定民心尽失，怨声载道”
确实，统一赋税官绅一体纳粮，已经将举国士绅得罪完了，若再开杂税，则普通百姓也必将心寒彻骨，那朝廷可就危险了
因此杨逸出面反对后很多人都表示支持杨逸所言，李承宗的提议当即被否定
然而事情很快又陷入另一个僵局，那就是“北流”和“东流”之争
自从黄河北流以来，是顺黄河北流，还是将其导回东流，两者之间的争论就没停止过元祐年间旧党争了十年，没争出外结果来
现在又来了
一直以来，黄河中下游的治理，与大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密切关联，并产生了相互的影响，并非单纯的治河问题
以前，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在朝廷有大量“冗兵”，而在抗御辽国、西夏的斗争中，却长期处于被动局面；
执政者也自然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与北方边境的军事防御体系结合在一起；
希望借助黄河这一天险，来加强北方军事防御
可以说，防御辽国始终是朝野士人在治河工程中、考虑的重要原因之一
尤其在澶渊之盟后，治河工程的开展，是多与大宋国策、军策的制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大宋以防边为重的基本策略，
总的看来，在以前特殊的环境下，大宋一方面要加强对黄河的治理，另一方面，又希望发挥黄河防御辽国中的重要作用
也就导致了朝廷长期疲于应付治河与御辽两条战线，在以前的客观环境下，这也是因形势所迫而形成的一种无奈局面
现在朝堂上再次陷入这种争论，是依然有许多人无法消除、把黄河纳入军事防御体系的想法
现在辽国疲弱了，大宋在军事上占了上风，那么还需不需要黄河作为军事屏障呢？
杨逸个人认为：需要
因为你一时占了上风，不代表代什么时候都强大，京城北面除了一条黄河，再无险隘可以凭借
有些人或许认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而应尽量向外扩张，但杨逸认为，国家强大了向外扩张是必然，但前提是，先把自己的根基弄稳妥才行
否则你越向外扩张，防线拉得越开，一但有事，京城瞬间就失守，头头脑脑就被一窝端了，这还得了？因此京城还是有所凭借为好
另外就是，京城若无险可守，就必须驻守重兵，百年耗费多少，谁能计数？
现在主张北流的人，说主东流是“逆河之性”当初王安石堵住北流，未几年又再次决口就是教训，所以应该顺其北去，加高加固北流沿岸的堤防即可
而主张东流的人，则认为凭其北流是苟且偷安之计，河北地势平坦，水流平缓，泥沙易于沉积，很快便会变成地上河
而且北流之后，下游河道等于是加长了一半，若只顾得眼前方便，今后防治起来加困难
另外北流经过的都是适合耕作的平原地区，它直接侵占、和间接摧毁了无数良田，给河北民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而且黄河北流之后，是抢占御河和葫芦湖下游入海，御河和葫芦河失去了入海渠道，两河又相继淤塞泛滥
御河承担着北方沿边漕运军粮、物资的重要职能，也是南方商品流通北方的主要渠道被黄河抢道后，御河淤塞，漕运功能几乎丧失
对于“北流”和“东流”之争，杨逸没有太大的兴趣，他很少发言，大概许多人到现在还以为，这次治河是象以前一样，修修补补而了事
但事实上，在杨逸与章惇等人的计划中，这将是一次近似隋炀帝开挖运河一样的巨大工程
第307谋夺河西
朝堂上东流、北流的争论还没有最终得出结果，但没关系，你们可以慢慢争，咱们先干咱们的。
今年首批被裁撤下来的五万厢军已经征调，由都水监统一指挥。沈清直罢司天监少监，提举都水监。
有宋一代，常年组织大批民夫从事河防物料的筹集，常以孟秋预调塞治之物，梢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余万，谓之春料。朝廷遣使会同地方治河官吏，乘农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备用。
如今，朝廷一道诏令下去，这些物资正源源不断的向汴口（即汴河连接黄河的河口）一带起运。
你们不是要争东流或北流吗？那现就先让黄河自己先选择着，它爱北也好，向东也好，都有河道在，随它。咱们先把汴口到濮阳（东、北分流口在濮阳小吴埽）这一段先加固再说，这一段没有争议。
拱垂殿里，一场由政事堂执宰和各地征调进京的水利专家，一同参与的施工会议正式招开。
会议上，治河的指导理念很快确定下来，那就是沈清直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
根据这个理念，除了全面加高加固河堤之外，河道宽、水流平缓的地方，就要筑堤缩减河道宽度，使水流变得湍急，以减少泥沙淤积。
另外还有一系列配套的措施，比如颁布法令，禁止黄河中上游砍伐树木，破坏植被等等。
具体筑堤办法也较以前所有不同。这次不再是单纯的筑一道堤坝，而是分主堤，副堤，遥堤，格堤四种。
主堤近河，用以约束水流，意在束水攻沙；
主堤以内又筑副堤。作为前卫，以免水流直接冲击主堤，起保护主堤的作用。
主堤之外。另筑遥堤，作为第二道防线；
遥堤和主堤之间又筑格堤，即横堤。万一主堤发生事故，横流遇格堤而止，防止水流顺遥堤而下，另成河道。
还在沿河底洼的地方，建造减水石坝，相当于后世的溢洪堰。使洪水涨到一定的高度时，通过减水坝适当的宣泄到分洪区以杀水势，同时制定了缜密的防堤制度和修守方法。
这套方案是一大群“治河专家”根据沈清直提出的“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总方针制定出来的，很快就得到了执宰们的通过。
治河大幕也就此正式拉开。
沈清直带着各地招募来的水利专家。以及都水监大部分吏员立即奔赴汴口以上二十里处的孤柏山，黄河下游河段的治理将从这里开始，一直延伸到出海口。
当然，孤柏岭到濮阳之间的河堤由于关系到东京安危，历年来都极为重视。主堤大部分是不需要再施工的；
只是河面宽，水流缓慢的地方加筑束堤，把河面束小，另外就是加筑副堤、遥堤、格堤。
与沈清直同行的，还有谢东升率领的二千禁军，这两千人马是用来应付突发事件的。
五万人对于这么大的工程来说太少了。不过，这是由于杨逸与章惇他们另有考虑，一次征招数十万民夫的话，朝廷应付吃力，恐怕会动摇国本。
这不，枢密院里，刘太后、章惇、杨逸、蔡京、林希、李清臣、苏颂、许将等人正在商议此事。
蔡京管钱袋子，他的账是一分钱一分钱的算，只听他说道：“五万裁撤下来的厢军，平均每人每天工钱一百二文，加是口粮衣被等折耗，第人每天约为一百五十文，五万人一天耗费七千五百贯；
算上楗橛，料石，茭索这些修堤物资，每天费用不下两万费，一年就是七百万贯，动用五万人国库还可以支撑，再多恐怕就要影响朝廷正常收支了。”
一年七百万贯其实对大宋来说不算什么，相对于岁入一亿三千万贯的数字来说，七百万贯只占岁入的半成。
但是，现在还不是掏光国库来治河的时候，而且即便是雇工，不是强令百姓服劳役，雇用来筑堤的百姓多了，对国内生产也会造成巨大影响。
但若是只动用五万人治河，进度又太慢，不知要什么猴年马月才能真正把黄河治理好。
那么，在不影响大宋国内生产的情况下，从什么地方找些廉价的劳力，这就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也是今天枢密里主要讨论的议题。
巨大的地图打开，不管别人是什么反应，杨逸和章惇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西夏的那片地域上。
章扒皮不是什么善类，杨逸更不是。
杨逸作为枢密院都承旨，首先开言道：“自环州大败之后，西夏民不聊生，元气大伤，接着梁家对党项八部的清洗，更加剧了西夏内部的分裂；
仁多保忠和嵬名阿吴出任我大宋骑兵主将，进一步促使横山一带的羌族大量内附我朝，西夏的横山防线事实上已经极其虚弱。
这几年我大宋关闭与西夏的边境榷场，及杨志和阮二郎他们率领的“贺兰义军”，对庆兴府、灵州一带的破坏，使得西夏雪上加霜。
卓啰和南都统军乞力刚率众归附，使得河套与河西走廊之间的这个战略节点形成了防御空白。此时正是我朝夺取河西走廊最好的时机。”
去年大宋裁去了二十一万禁军老弱，光这一项，今年就给大宋节省至少一千五百万贯军费开支。
而目前治河也只是调动五万厢军，耗费不算很大，大宋完全有能力在今年再进行一场战争。
夺取河西走廊，一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