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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谁在正确的时候打第一枪。
因为主动权在日本手上，所以日本处于较为有利的位置。
说得直接一点，日本绝对不会贸然挑战中国，而是会等到实力强大到，足以在战场上击败中国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结果就是，日本可以在财团的支持下，率先把国家带入战争状态，率先进行战争准备。中国却受到国内因素限制，不可能提前进入战争状态，也就必然会晚一步。
对中国来说，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相对有利的时候，打第一枪。
可以说，这是牧浩洋等军人、以及黎平寇等政治家的共同认识。从时间上看，二零三五年就是大限，因为在日本已经进入战时状态的情况下，最快能在二零三六年，获得微弱的军事优势。
当然，战争准备，绝不仅仅是制造更多的武器装备。
一月四日，黎平寇回到北京。
在他的努力下，美国最终做出让步，答应在“华盛顿条约”框架范围之内，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由美国、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与另外四个国家组成的委员会，对日本进行全面核查。
日本进行了抗议，却没有任何作用。
作为“华盛顿条约”的缔约国，日本必须执行核查决议，不然“华盛顿条约”将成为一纸空文，而美国绝不允许出现这种事。
只是，核查工作安排在二零三三年三月份，将持续到六月底。
最快在七月初，国际原子能机构才能提交核查报告。
毫无疑问，美国为日本开了后门。要知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日本有足够的时间销毁一切与核武器项目有关的证据。
对此，黎平寇不抱任何希望。
对日本进行核查，只是一种政治手段，是把日本核问题搞大的必要步骤。至于核查的最终结果，实际上并不重要。
回国后，黎平寇就对政府工作做了调整。
接下来，他还单独会见了盛世平等民营企业家。
与日本财团一样，以盛世平为代表的众多民族企业家，早已把自己的命运跟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捆绑在了一起。以黎平寇跟盛世平的关系，说服盛世平等人为战争服务，绝对不是什么难事。
当然，黎平寇不可能开出一张空白支票。
民族企业家跟国家站在同一阵线上，关键不是身份，而是利益，即与国家命运同途能够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利益。利益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个过程，即在应对共同的敌人中获得好处。
为此，黎平寇就得做出承诺。
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黎平寇肯定在这个时候，答应向民营企业开放战略产业，比如允许民营企业以合资的方式参与军火生产。事实上，到二零三三年，军火已经是最后一个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的行业了。其他重要战略行业，比如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都在过去十多年间逐步开放。只是出于战略需求，国营企业仍然在这些战略性行业中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此外在一些基础性行业中，比如电力、通信与交通，所有基础设施都掌握在国家手中，民营企业只有经营权，没有所有权。拿电力来说，“国家电网公司”仍然是国家电网的所有者，只是不再进行经营活动，所有发电站直接面向用户，国家电网公司只按比例收取基础设施的使用费。
说白了，黎平寇此时拿得出手的，恐怕只有军火业了。
这不见得是坏事。
走出这一步，民营企业成为了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成为了战争的主要推动者，能够更有效的支持对外战争。
更重要的是，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军队需要民间力量的全力支持。
如果中央政府不肯在战争问题上做出决议，那么在战争爆发前，民间力量将成为军队的主要支柱。
第五十一章 整军备战
第五十一章 整军备战
牧浩洋在一月底，通过总参谋部与国防部，向国务院提交了第二阶段军备调整方案。
数日之后，李明阳在高层会议上，拿出了一份不容质疑的情报：日本正在加紧建造包括四艘航母、八艘巡洋舰、十六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在内的大型战舰，而且三菱重工等军火企业正在兴建数条战斗机生产线。
在这次会议上，黎平寇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说服了易援朝。
准确的说，是破灭了易援朝的幻想。
日本已经把军备建设速度提高到了战时状态，正在全力扩军备战，中国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原有的政策。
随后，高层会议通过由黎平寇提交的“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经过调整之后，二零三三到二零三四财年度，军费预算将增长到十万八千亿元，增加的两万两千亿元中，一万九千亿元将用于军备采购，其中一万二千亿元分配给海军（包括陆战队），五千亿元分配给空军。
这已经是财政预算的上限了。
为了增加两万两千亿军费预算，黎平寇不但动用了一万二千亿元的特别预算，还给各部门明确下达了减支计划，连国务院办公厅、也就是直接为总理服务的行政部门都缩减了一亿三千万行政开支。
黎平寇以身作则，几十名部长都无话可说。
按照新提交的行政预算，四十二个中央部委的行政开支就缩减了一千多亿。
问题是，这仍然不足以支持所有军备项目。
拿海军来说，即便不要求第三批“昆仑山”级航母在二零三五年之前建成，也得增加五十多艘大型战舰的建造订单，其中包括八艘“台湾”级巡洋舰、八艘“昆明”级驱逐舰、十六艘“威海”级护卫舰、八艘“渭河”级攻击核潜艇，以及十多艘大型登陆舰，而且这些战舰必须在六月底之前开工，才能保证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下水，在二零三五年完成舾装，并且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仅此一项，在二零三三年六月底之前，就得落实八千亿的额外装备建造费用。在增加的一万二千亿海军装备预算中，最多只有六千亿元能在六月底之前划拨，而且还包括了其他武器装备。
按照牧浩洋的估计，仅建造大型战舰一项，经费缺口就在四千亿到五千亿之间。
如果第三批四艘“昆仑山”级航母也安排在六月底之前动工，那么大型战舰的建造经费缺口将高达八千亿元以上。
针对这一情况，黎平寇提出了第二种解决方法：发行国防债。
严格说来，应该是战争债，只是战争还没有爆发，所以冠以“国防债”。
按照黎平寇提交的报告，在六月底之前，将发行一万四千亿国防债，其中一万二千亿面向民营金融企业，两千亿面向个人。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到六月底，国防债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二万八千亿，而且依然供不应求。当时，仅二十八家民营商业银行就购入了二万四千亿，且均提出了增购申请。
为此，黎平寇、准确的说是黄瀚林（七月一日，黎平寇出任国家元首，黄瀚林出任国务院总理）不得不调整国防债的发行方式，在七月份开始发行以二十年期为主的第三批，总发行额度为一万四千亿元。
这么做，主要是避免在短期内注入过多的流动性，从而导致市场紊乱。
要知道，民营商业银行在认购国防债的时候，不是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而是按照一定比例把认购款项打入国务院的账户，然后把国防债作为资产进行抵押，从中央银行获得更多的融资额。也就是说，按照平均百分之二十的认购比例计算，每发行一元国防债，等于为市场注入了四元货币。延长债务期限，能够降低债务融资额。比如二十年期国防债的融资比例仅为百分之六十，也就等于减少了流动性。
不管怎么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备战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
除了内政，战争准备还包括外交。
在担任总理的最后几个月里，黎平寇密集访问了包括朝鲜、巴基斯坦、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等与中国签署了同盟条约在内的所有友好国家，还对在西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些大国，比如澳大利亚进行了正式访问。正式出任国家元首之后，黎平寇首先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为了在外交战场上掌握主动权，从七月中旬开始，专门负责外交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杜小蕾也踏上了外访旅途，首先对俄罗斯、欧洲八国、加拿大、巴西、印度、南非、沙特、伊朗等有影响力的国家进行访问。
在此期间，日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首相、外相、防卫大臣、众议院议长等主要国家领导人分头出访。
到此，中日对抗终于发展到了外交层面上。
与以往一样，牧浩洋并不关注外交战场上的斗争。在他看来，这只是战争爆发前的热身活动，或者说为战争制造氛围。
真正的重点，是整军备战。
腾耀辉兑现了承诺，在出任总参谋长之后，给予牧浩洋全部决断权，很少直接过问军备工作。牧浩洋也给了腾耀辉最大的尊重，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要请示腾耀辉，并且每周递交工作报告。
谁都知道，军备重点是海军与空军。
只有在海洋战场与空中战场上打赢了日本，陆军与陆战队才有用武之地。
海军规划自不用说，就算牧浩洋不去过问，腾耀辉也会想方设法替他解决麻烦，确保海军的造舰工作顺利进行。
正是如此，在二零三三年的前半年中，牧浩洋把重点放在了空军上。
在空军的军备项目中，J30绝对是重中之重。
最初，牧浩洋提出在二零三五年之前生产四百架，替代主力航空师的J20，并且生产两百架J32，替换四个舰载航空兵连队里的所有J15B与四个J25中队，使空军与海航的战斗力提升一个级别。
成飞的答复非常直接：办不到。
J30/J32项目在二零三零年才进入工程阶段，而且在二零三三年之前，一直按照原计划进行工程试飞。即便立即加快试飞进度，也要等到二零三四年底，才能解决所有在试飞中遇到的问题。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超重。
到二零三三年初，J30还有七百五十公斤的减重任务，而J32的减重任务更是高达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