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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价格因素之外，“长城”级是第一种配备可控聚变反应堆与磁流体推进系统的攻击核潜艇，肯定在技术上存在欠缺，大批量采购的时机还不成熟。在某种意义上，“长城”级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攻击核潜艇，或者说是把攻击核潜艇带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提高了中美海军军备竞赛的门槛。
说得形象一点，“长城”级的主要价值就是让美军的核潜艇全部过时，迫使美军花更多的资金研制与建造能与“长城”级匹敌的攻击核潜艇，从而降低美国海军在其他领域内的发展速度。
事实上，这也是“长城”级在战前发挥的最为关键的作用。
“长城”级的出现，让美国海军非常悲观的认识到，其寄予厚望的“波特兰”级攻击核潜艇面临着服役就落后的尴尬处境，结果“波特兰”级的建造数量由四十四艘直接削减到了十二艘。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海军依然得让已经服役了二十多年的“弗吉尼亚”级征战沙场，而作为其潜艇部队主力的“小石城”级也没有任何性能优势可言。
当然，这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海军。
严格说来，武汉造船厂的工程师做出了最大的贡献，把这种原本不被海军抱太大希望的潜艇设计成了一种足够先进的潜艇，避免了提前启动第二代聚变核潜艇的建造工作，为海军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水下作战平台。
可以说，“长城”级的设计非常成功。
严格说来，以二十一世纪五零年代的标准衡量，除了造价过于高昂之外，“长城”级几乎没有缺点。
结果就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海军加大了“长城”级的采购量。
只是，在继续采购的时候，海军不得不通过减低技术标准的方式，来降低“长城”级的建造价格。
比如，从第三批开始，“长城”级耐压壳体不再采用HY240型钢材，而是采用了在全电动潜艇上得到广泛应用的HY180型钢材，仅次一项就把建造价格降低了百分之十五，主要就是HY240型钢材的生产难度太大，加工也十分困难，导致“长城”级的壳体成品率连百分之十都不到。换用HY180型钢材后，不但钢材本身的生产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加工难度也大大降低。
又比如，从第五批开始，“长城”级换上了JH45C型反应堆，输出功率由三百兆瓦降低到了二百四十兆瓦。虽然其最大潜航速度因此降低了两节，但是反应堆的采购价格直接降低了百分之四十。如此一来，第五批“长城”级的建造成本又在第三批的基础上降低了百分之十。
此外，大批量建造具备规模效应，也能降低建造成本。
到最后，“长城”级的建造成本降到了第一批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如此一来，“长城”级成为了一种相对廉价的潜艇，至少与其战斗力相比，算得上是比较便宜了。
大战期间，中国海军总共采购了四十六艘“长城”级，算上大战前的四艘，总建造量高达五十艘。因为在大战期间，中国海军建造的其他几级攻击核潜艇的数量都不多，而是秉承了不断改进的传统，所以在整个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长城”级是中国海军建造数量最多的攻击核潜艇，也是全球建造数量第四多的攻击核潜艇。
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大战期间，“长城”级的出勤率一直名列前茅。
当时，印度洋舰队的一艘“长城”级在执行远征大西洋的作战任务时，创造了持续部署三百八十八天的世界纪录。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长城”级是中国海军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坚力量。
当然，“长城”级更是当时中国海军唯一能够在远洋作战的大型攻击潜艇。
要知道，要到第四批次的“金枪鱼”级服役，全电动潜艇才具备在远离基地一万多公里的地方独立作战能力。在此之前，只有攻击核潜艇具有远洋作战能力，全电动潜艇要么在基地附近活动，要么伴随舰队活动。
事实上，在大战初期，“长城”级的主要任务就是伴随舰队活动。
主要原因就是，全电动潜艇采用的是泵**推进系统，在航速超过三十五节之后就没有任何静音优势了，而在大战期间，舰队有百分之八十的时候，航速在三十五节以上，很少以低于三十五节的速度航行。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即便“金枪鱼”级的最大航速能够跟上航母战斗群，也很难发挥作用。如此一来，真正能够伴随航母战斗群活动，而且为舰队提供反潜掩护的，就只有“长城”级了。
可以说，也正是无法采用磁流体推进系统，海军才要求“金枪鱼”级的潜航距离不得低于两万公里。因为只有达到这个级别，全电动潜艇才能取代攻击核潜艇，奔赴敌方控制的海域执行破交作战任务，从而让攻击核潜艇回归原位，伴随舰队作战。同样也是这个原因，海军才会咬紧牙关，大批量采购“长城”级，取代在航速上达不到要求的099级与097级，以及在静音上达不到要求的全电动潜艇。
此外，“长城”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即开启了潜艇的标准化时代。
事实上，“黄貂鱼”级与“金枪鱼”级就有很大的共通性，只是“金枪鱼”级采用了更多的新技术，比如第二代燃料电池、仿生消声瓦等，所以没有多少人把其看成是“黄貂鱼”级的放大版本。
在“长城”级之后，中国海军建造的几种攻击核潜艇实际上都是“长城”级的高度改进版，在基本结构上与“长城”级相差不大，甚至连武器系统、探测系统、火控系统等方面的差别都不是很大。
标准化建造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够大幅度缩短设计时间。
要知道，即便在战争时期，设计一种排水量在一万五千吨以上的攻击核潜艇，也需要好几年。
除了缩短设计时间，还提高了平台的通用性，从而提高了建造效率。
别的不说，建造“长城”级的设备，百分之八十以上可以用来建造其他潜艇，从而大幅度降低了船厂的负担。
当然，标准化设计思想也是来自水面战舰。
在以保证建造数量为根本要求的战争时期，标准化设计是最合适的选择。
从上面的介绍看得出来，中国海军不是不重视潜艇，而是在意识到技术**产生的影响之后，选择了厚积薄发的发展战略，利用雄厚的技术积累，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前来了一次空前的大爆发。
这个大爆发，足以打破中美海军的战略平衡。
第一百二十五章 鹤蚌相争
第一百二十五章 鹤蚌相争
除了水面战舰与潜艇，中国海军还有很多重大装备项目，比如第六代舰载战斗机、新式舰载预警机、舰载反潜巡逻机等，以及与陆战队合作搞的两栖攻击舰，由陆战队出资研制的垂直起降攻击机等等。
只是，这些项目基本上不存在技术上的问题，主要缺的是相关经费。
当时，真正让牧浩洋头痛的，还是陆军的装备项目。
可以说，第二次印度洋战争，让中国陆军好好露了一回脸，在事隔三十年之后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陆军天下第一的地位。
问题是，这也点燃了陆军的野心。
更让牧浩洋头痛的是，在连续两任海军大将担任参谋长的大背景下，陆军与空军开始联手挑战海军。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陆军参与了空军的大型运输机项目。
虽然从道理上讲，陆军参与大型运输机项目无可厚非，因为空运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陆军，在考虑运送物资的时候，更得考虑运送大型作战装备，所以运输机的运载能力、货舱尺寸都得以陆军主战装备为参考对象，最大载重航程也得以陆军的作战需求为准。但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项目上，海军与陆战队却被排除在外，而且戚凯威与母祁铁联手，削弱了牧浩洋的影响力。
说得直接一点，大型运输机项目占用了太多的军费。
二零四六到二零四七财年，中国的国防预算为十七万八千六百亿元，实际开支为十七万九千三百亿元。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是国防开支依然占到了中央财政总开支的百分之二十三，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点四。在这笔巨额军费开支中，大型运输机项目就占了百分之一。
看上去，比例不小，可实际支出非常惊人。
要知道，装备开支一般占国防经费的三分之一左右，最多达到了百分之四十，而同时进行的重大装备项目有上百个，仅仅一个大型运输机项目就占了百分之一，等于挤占了其他项目的经费。
事实上，大型运输机还不是陆军主导的装备项目。
在第二次印度洋战争结束之后，陆军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剩下的八个集团军采购未来地面战平台。
仅此一项，在二零四六到二零四七财年度，陆军就花掉了一万七千亿元，相当于当年军费开支的百分之十。
可以说，这个比例高得吓人。
按计划，陆军将在二零四七年三月底之前，也就是下一个财年度开始前为三个集团军采购全套未来地面战平台，然后在二零四七到二零四八财年度，为另外三个集团军采购全套未来地面战平台，最迟在二零四八年底完成换装工作。
最初的时候，牧浩洋坚决反对如此激进的装备采购行动。
原因很简单，第三次世界大战不会在二零五零年之前爆发，而且中国在大陆上受到的威胁并不严重，即便陆军要在大战爆发前为所有主力部队换装，也没有必要赶在二零四八年前完成。
事实上，当时已经有人提出，没有必要继续保留八个集团军。
说得准确一点，应该是只为四个集团军换装，另外四个集团军保留原来的装备，等到大战爆发后再加大采购量。
果真如此的话，在二零四五年之前，至少能节省两万亿元的装备开支。
对于其他装备项目来说，这两万亿元有难以形容的重大意义，比如海军能够单独完成第六代舰载战斗机的研制工作，空军的轰炸机项目也能提前，陆战队还能获得采购未来地面战平台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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