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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部”三个字，真让我蒙上了！到了21层，除了“文艺部”仨字，剩下我都不认识。楼道里人很少，我转悠了一圈，看见了一个大办公室，上面贴着一张纸，花花绿绿地写着：东西南北中。当时一个挺胖的男同志警惕地看着我，问：“你找谁？”后来知道，他就是文艺部有丰富经验的制片侯洪涛。他在这以后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但是那天的样子着实吓了我一跳。现在想想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办公重地忽然出现了陌生人，当然得问问究竟。我得到的回答是“高立民不在”，5个字。又一次碰壁！于是，我只好在走廊上无目的地来回走着。毕竟进了中央电视台的大门了，就不能轻易出去！正当我徘徊不定的时候，电梯的门打开了，急匆匆下来一个人，个子很高，一身黑衣，定睛一看，竟然是高立民！我真是喜出望外，急忙上前叫了一声：“高老师，您好？您还认识我吗？”原以为这么唐突地出现非常不礼貌，没有想到的是，她见到我之后，瞪大了眼睛，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啊？”我也愣住了。听到这话，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难道高老师能掐会算，知道我要来？高立民也一脸疑惑地招呼我，两人在一种基本全晕的情况下，走进了她的办公室。
漂在北京（5）
这是我见过的最乱的办公室，像文化大革命被抄了家的书房，满桌子、满椅子的纸张和磁带，几张一头沉的办公桌毫无章法地乱摆着。高老师几乎是刨了个坑让我坐下，似乎和我已经很熟悉了，一一给我介绍里面的同事，有杨东升导演，刘真导演，崔亚楠导演，现在都是中央电视台赫赫有名的人物，当然还有侯洪涛大哥。电视台习惯上管同事按姓氏叫“什么哥”，“什么姐”，反而很少叫“什么导”。“这样叫起来亲切”高立民说。高立民坐定后告诉我：“我昨天还给你打电话，我们有一档节目想试试新人，我推荐你来，你那边电话没有人接。可是，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是谁跟你说的？”我支支吾吾地回应着，其实最迷糊的是我，天下怎么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人家在找我，我正好就送上门来，不可能！这只能是电视剧编出来的故事，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也许当时高老师脑子里都是节目的事情，并没有太过追问我来北京的原因，既然想找的人到了，那就先留着看看吧。说话间，已经到了中午饭的时间，高立民叫上杨东升、崔亚楠、张海潮和我一起到二楼的咖啡厅。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咖啡厅像个小食堂，可以点菜吃饭，我被带着在楼里转悠好几圈到了那里。当时看见台里的人既羡慕又敬畏。看到他们熟练地刷卡、买东西、招呼人，似乎都反衬出我的生疏和笨拙。其实在“兰战”我也可以豪放地呼朋唤友，但是不知为什么，到了中央电视台就有了极大的压力。等菜的时候，相对无言，因为不熟，我不敢乱说话，从心里害怕。杨东升问我：“你觉得自己行吗？”很突然，像在考试。“行，我要是觉得不行就不来了。”我几乎是不加思考地脱口而出，其实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根本不知道。当时不知道怎么冒出这么一句硬气的话来，这是我来北京遭遇尴尬之后唯一一次挺着胸膛说话。很多年之后，东升在一个饭桌上提起那句话，记忆犹新，说“当时就是那句话让我们觉得你有一种做主持人的自信。”我一身冷汗，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指的“行不行”是哪件事情，后来才清楚他们正在为名牌节目《东西南北中》物色一个男主持人，我是众多候选人之一。原来，高立民1993年9月回北京之后，就在部里向制片人孟欣推荐了我，并给大家看了我在兰州与他们合作时的录像带，因为工作很忙，这件事一直被搁置。直到大家筹备新一期《东西南北中》节目，需要物色一个男主持人的时候，导演们纷纷推荐合作过的主持人，我就成了候选人之一。春节期间高立民的电话打到我们团里，没人接听，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手机呼机，人家正在四处找我的时候，我竟然踉踉跄跄自己送上门来！我在心里说，天助我也！现在想想那支签子：“璞玉雕琢已成器，东西南北任你游，四海皆朋友。”真神！我不想将自己的经历描述得太宿命，太传奇，但是有些事情真的是人生的机缘巧合，我确信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那天在我记忆中是快乐的一天，因为那一天让我看到了希望。午饭后大家回办公室，临走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打进门条，说：明天进来的时候用。我如获至宝——直到今天我看到进门条都兴奋，每一张纸条都意味可以自由进入梦想的地方，都意味着新的希望。我将文化部地下室的房费续交了几天，每天到台里“上班”。到了东门可以用那些条子进门，不用无目的地等待了。中央电视台是个工作性质特殊的单位，所有的事无需在办公室完成，大家在外面各自忙各自的。同一组的人假如不开会，半个月见不到面是常有的事。所以给我的感觉是：所有人进屋的目的十分明确，各司其职，根本没有闲聊天的人。如果无事可做，大家可以各回各家，总之无所事事的人几乎找不到。而我在这里似乎真正是一个多余的人，经常胆怯地坐在一个角落里，生怕碍了谁的事情，想帮他们收拾桌子却又不敢乱动，想和人说话，看他们忙得脚踩风火轮似的，又生怕打扰人家。
漂在北京（6）
后来才知道，崔亚楠和我一样，也是中央台寻找机会的打工族。原来我并不孤独，比我时乘命蹇的大有人在。
自卑的剧务（1）
当时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楼打开水，中午到食堂买盒饭。当时全办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决定。我去的早，他们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红烧肉一类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点半之前我就开始惦记这件事情。打回饭，帮他们送到桌上，看着他们吃得开心，我有一种满足感。其实电视人的性格很多是外向和张扬的，并没有什么等级观念，日子一长，陌生感就消失了。直到今天我见到杨东升、刘真他们还常说：我给你们打盒饭去吧！同样，现在我接过组里年轻剧务送来的盒饭都不忘说一句：真不错，好吃！有时看着他们手拎盒饭上下楼的样子，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我非常庆幸初到这里，就遇见了这些真挚热忱的人，孟欣、高立民、杨东升、刘真、崔亚楠、张海潮、魏党生。直到今天，他们都是中央台许多重要节目的扛鼎之人。他们完全不会夸夸其谈、巧言令色，只懂埋头做事。我幸运地一进电视台，便进入“环保”的工作空间，在那里悟到电视台工作最重要的素质和品质——真才实学加敬业实干。节目组开会是我最兴奋的时候，一来可以见很多人，终于可以了解大家都在忙什么事情。那时《东西南北中》是中央一套黄金时段的节目，每周六晚上20：10的CCTV1播出，当时CCTV3综艺频道还没有开播。中央一套的节目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当时正在策划《东西南北中》春节后的第一期节目。我在组里打了半个月的杂工，当了半个月的剧务。有一天高立民对我说，我给你介绍两个领导认识一下。这两个人，一个是当时《东西南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后来她创办了著名的《同一首歌》栏目，另一个是当时文艺部主任邹友开。孟欣身材不高，打扮入时，整个人透着一种精明干练，她一边走路一边比划着和旁边的人说话，语速很快，有浓重的东北口音，是电视台非常能干的导演。孟欣年纪长我几岁，看人的时候会直视你的眼睛，给人一种强大的压力。但是接触久了更强烈感受到的是，她身上东北人的豪爽和仗义。孟欣是在中央电视台遇见的第一个可以决定我命运的人。见面之后的一天，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资料，我必恭必敬地把在书包中揣了半个月的录像带拿了出来，双手捧着交给了孟欣。看录像的时候，她一句话不说，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邹主任正好经过，淡淡地问了一句：“这个小伙子是谁？”我胆怯地说：“主任，是我。”说话的时候完全没有底气。这是我第一次因为业务被人注意。这让我欣喜若狂，尽管依旧是无所事事的一天，但他们说的每一句话却都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面。人是很怪的，遇到自己重视的事情，记忆力、意志力都非常好。那是一段没有什么私心杂念的日子，电视会带给我怎样的生活上的变化，想都没想过。想成功的心情是强烈的，但什么是成功呢？当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吗？来北京吗？懵懵懂懂！孟欣在下班的时候，忽然问了我一句话：“朱军，你住哪儿？”我照实说了。孟欣几乎是瞬间做出了一个决定，对崔亚楠说：“亚楠呀，朱军住的太远了，搬来和你住吧。”亚楠二话没说，痛痛快快地答应了。孟欣走了，崔亚楠就和我商量搬家的事情。亚楠是内蒙人，长得人高马大，性格看得出来非常爽快。崔亚楠现在是文艺中心的著名导演，综艺频道（CCTV3）的频道形象宣传片几乎都是他的手笔。你现在随意打开电视调到中央三套，每个节目结束后，都会播放崔亚楠的宣传作品。当时，他是《东西南北中》的一名普通导演，就住在剧组驻地宾馆的一个房间里。由于电视台的办公室非常狭小，节目组都会在附近的宾馆或写字楼租个剧组驻地，晚上还可以给“无家可归”的外地同事当宿舍。我的到来侵占了亚楠的单间，但是看得出来他从心里接纳了我这个来自西北兰州的青年。
自卑的剧务（2）
第二天，我拎着自己的行李，“三牙一毛”，加两件衬衣，和崔亚楠一起来到了位于翠微宾馆的单身宿舍。这是一个普通的标准间，两个大男人住显得非常小，但是房间有一个向阳的窗户，在我看来这间房子象征了太多美好的事情，我不但可以不交钱，白吃白住，而且终于可以在早上醒来的时候看见阳光了。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