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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会用一次颇为“自由”的会议来充分讨论，然后形成集中的意见，谁知道他突然便问政府系统呢？近一年来。方声远感到龙谦有了很大的变化。自己这位倾心追随的“主公”变得莫测高深。越来越有玩弄权术的倾向了。但冷静想，外交部是自己管辖的部门，对于战后问题。至少外交部应当牵头研究一个意见。反对军人干政，政府又不主动作为，确实有些说不过去。总不能让军队出面跟日本谈善后问题吧？想到这点，方声远又舒服了一些。
妻子赵陶对于政治有些天赋，曾经私下对他说过，就蒙山军建军建政而言，其实你的功绩并不突出。就算在龙谦率军南下后镇守山东的功劳，也不好说你就比方时俊和叶延冰大。之所以在建国后坐上了现在的位子，主要是因为他手里严重缺少出色的文官，北洋系有，但不太好用，而且也不被军队系统所认可，至少你还算蒙山军出身嘛。其实方时俊完全可以弃武从文的，此人却去搞什么海军，便宜你了。
方声远承认妻子看得很准。的确，在建国之前，自己没有太值得夸耀的功绩。因此政府也就没有资格跟总统叫板，只能屈从于总统的威压了。
现在龙谦让政府主导与日本的善后谈判也不是坏事。建国后几年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鼓舞了方声远的信心，他更希望就此与日本缔结长久的和平。战争对经济的摧残太严重了，好在这次山东的精华地域并未受到影响，破坏有限。但根据民政部和财政部的估计，战前追加的预算是肯定突破了，导致了今年的财政赤字加大。这是没办法的事，好在战争打赢了，至少可以从日本人那里捞回一些损失。
日本会是什么态度？方声远找来了杨度咨询。此人对于国际局势有些独到的研究，尤其是对日本。方声远认为杨皙子大才槃槃，可以重用。曾有意让其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杨度也曾对他表示过愿意承担一些实际性工作。但龙谦却对此人不那么有兴趣，说此人是战国策士一类的人物，空谈误国，甚至比不上端方之流。所以曾在宪法制定及司法部“帮忙”的杨度一直没有获得实际的权力。留在国会系统，虽然清要，但却没有什么实权。
杨度分析了大隈重信内阁下台的原因，认为山县有朋为代表的藩阀势力迫于压力的让步很勉强，按照他的理解，山县有朋在这次日本政局巨变中的表现似乎不那么正常。其中究竟有什么猫腻，他也说不清楚。杨度肯定地说，西园寺虽然是元老之一，但其威望根本不能与日本陆军的代表人物山县有朋相抗衡，根本不能与伊藤博文相比。据说伊藤病体沉重，伊藤退出政坛，怕是无人可制山县了。
杨度认为西园寺内阁的上台对于限制日本军部势力有作用的，对中日和平是有利的，所以我国应当促成西园寺内阁的稳定执政，因而不应在战后问题上过于逼迫日本，从而导致军部势力的反弹。
杨度对方声远说，纵观各国政治，特别是东方各国，军方与文官系统的斗争是普遍的。军方主战却是祸国，文官主和却是爱国。中国孱弱已久，好不容易获得建设良机，绝不应穷兵黩武。打仗牺牲的是下级官兵，获利的是高级将领。比如封国柱将军立此大功，怕是要升元帅了吧？这就给那些追随总统的大将们一个提示，要想升官，非打仗不可。但扪心自问，我国的国力真到了纵横亚洲无敌的地步了吗？如果逼得狠了，必然导致日本政局的再次巨变。对我国并非好事。全面分析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我不敢说我国已经压倒了日本。至少在工业基础和国民素质上有差距。
方声远认为杨度的看法是对的。
方声远在勤政殿会议后动作很快，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由外交部统稿，拿出了一个和谈纲要。包括用庚子赔款尾款抵扣战争赔款、收回汉口、广州、沙市三处租界（上述三地日资全部没收）、日本公开向中国道歉等三大内容。但没有涉及公开惩办战争罪犯。
核心是赔款。
庚子赔款日本占比为7。73％。合计白银为3880两，自1902起，十三年间。以海关银和盐税为抵押，业已偿还1190万两，尚余2690万两，按照华元汇率（跟日元大致相当），大致是2700万元。汉口等三地日资尚无准确数字，估计最高不过300万元，合计为3000万。
跟预计的战费支出至少有5000万以上的差距。
这个数字是方声远定的，曾遭到周学熙和段祺瑞的质疑，认为这样太便宜日本了。但方声远问及日本的财政是否可以承受8000万元或者更多的赔款？周学熙反问，当初日本在马关逼迫我国在割让台湾等地外赔偿两亿两白银，日本在内的列强在辛丑年逼迫我国赔偿三亿两白银，何尝考虑过我国的支付能力？
方声远认为，收回三地租界，免除每年约104万华元的庚子赔款也可以了，逼得太紧，导致日本的强烈反弹，就像当年日俄战争，一分钱拿不到，我们岂不太亏？
方声远实在是不想让战争继续下去了。
11月3日晚，方声远照例先让秘书打电话给海晏堂，然后带了唐绍仪去向龙谦汇报政府的正式意见。
一般人认为，总统和总理都居住在西苑，应该是日日见面才是。总理要面见总统，哪里需要先电话请示嘛。错！实际情况是，他们这些位居最高层的大员们彼此来往极少，除了重要的公务外，一般公务上的意见交流都是通过公文和电话进行的，更不要说是私事了。海晏堂作为总统临时官邸，很少有人因私事拜谒。可以随意进入海晏堂“串门”的人极少，是一种特殊的荣誉。这类人不是以官职划分的，而是与龙谦的私交。在1914年，龙谦就任总统的第五个年头，可以不经通报进入海晏堂的只有陈超、陈娴、欧阳中、李文秀、大卫、张远哲等数人。陈超、陈娴不必说了，欧阳中是总统办公厅主任，算是日日见面的“大总管”，李文秀是鲁山遗孀，已迁居山东老家，平时不来北京。美国人大卫。狄文身份最为特殊，半公半私，一度时间还兼着振华的英文教师。如今大半时间在美国打理华美机械的商务，很少见面了。只有一个《中华报》记者张远哲特殊，1909年龙谦进京后认识了张远哲，成了朋友，特意交代办公厅，张记者前来不需通报。其余人便如王明远、司徒均、江云这样的绝对心腹，来海晏堂汇报请示工作也是需要提前约定的。去年东南军区司令官叶延冰上将来京，还被警卫挡了驾，搞得叶上将很不高兴，但事后龙谦也未给连襟发一张“特别通行证”。
这一套制度建立的始作俑者正是欧阳中。其中利弊龙谦是清楚的，他算是明白了之前所不懂的一个道理，那就是什么是“孤家寡人”了，总统不是皇帝，但绝大多数国人眼中，他这个总统就是皇帝。只要他“金口”一开，没有办不成的事。所以建国后来海晏堂找他的老部下极多，搞得他不胜其烦。叙旧呢没有时间，私事相求又不能轻易答应，于是只好指示欧阳中把好门禁。不愿意见的人就被欧阳中挡驾了。为了不使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见怪，龙谦只好定期不定期地请一些人来海晏堂吃饭，每次聚会都颇费一番脑筋。总体上，龙谦请蒙山军体系外的客人多，请那些位子低的老部下多，反而如部长师长以上的大员极少。宴席简单，以叙旧为主，而且，这类私人性质的宴请向来是他自掏腰包。除非公务，比如请来访的外国政要如美国副国务卿兰辛，才走总统名下的招待费。
官员们承认，共和国建国后的官场风气与晚清有着天壤之别。这跟龙谦的“不近人情”多少有些关系。
步行去往海晏堂的路上，唐绍仪对方声远说，感觉到我们这个意见力度小了些，怕不能令总统满意。方声远说，总统常讲要实事求是。你觉得山东一战能捞回更多的好处吗？少川兄，说实话，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阿弥陀佛了。
果然，方案递交海晏堂，立即遭到了龙谦的反对，“如果是底线，未尝不可。但收回汉口等三地租界的意义不大，不如将目光对准天津及中国驻屯军下手，赔款的重要性不如解决肘腋之患。”龙谦轻声说，“鸣皋，考虑到国防安全，天津至山海关铁路要彻底掌控才行。即便有了京沈新线，也不能完全替代这条铁路。当然，庚子尾款是绝对不给了，再给，我们就是满清政府了。至于谈判，说个通俗的话，所谓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至少我们当然要将口开的大一些。庚子尾款取消，台湾收回，租界取缔，日资企业全部没收冲抵战费，撤走中国驻屯军，惩办侵略军那些残害百姓的部队主官，这些就是我的条件。”
方声远想了想，“总统，我咨询了杨皙子日本问题，我是担心日本军部势力反弹，中日间陷于长期战争啊。我国海防极弱，如果日本海军攻击上海杭州，将东南毁于战火，是不是得不偿失？”龙谦谈及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俗话，令他放心不少。至少龙谦并没有因胜利失去理智，但他还是担心日本不能接受撤离中国驻屯军，收回天津日租界的要求。
“那样我就跟德国结盟了。”龙谦冷笑一声，“我说过现在时局特殊，英国人绝不会看着我们倒向德奥的。欧战德国虽然没有击败法国，但占据了上风。在这种局势下，英法俄如何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一个大敌？你放心，英国人心里有数着呢。”龙谦想了下，“日本没有派谈判专员来华吗？”
“没有。”唐绍仪答道。
“那就让顾维钧出面。部长助理对他的大使已经够给他们面子了。”
第六节战火重燃
11月5日上午10时，在英国大使馆，中日间就山东战争的谈判正式举行。中方首席代表是外交部部长助理顾维钧，日方首席代表为驻华大使林权助。
顾维钧根据日本并未派出有分量的官员来华（或到第三国）的情况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