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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那些事儿-第4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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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725-1726

崇祯九年(1636)七月二十日,负伤的高迎祥在山洞中被俘,与他一同被俘的,还有他的心腹将领刘哲、黄龙,他的几万大军,已在此前彻底崩溃。/

世间七年的闯王高迎祥,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在过去的七年中,他曾驰骋西北,扫荡中原,但终究未能成功。毫无疑问,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然后终究到此为止。

科学点的说法,是运气不好,迷信点的说法,这就是命。

高迎祥被捕的消息传到京城时,崇祯皇帝没信,不是不信,是不敢信,等人到了面前,才信。

处死高迎祥的那一刻,崇祯开始相信,自己能力挽狂澜。

最后的帅才

高迎祥被杀了,对崇祯而言,是利好消息,而对某些头领而言,似乎也不利空。

高迎祥死后,许多头领纷纷投降,比如蝎子块、冲破天等等,原先跟着高闯王干,闯王都没闯过去,自己也就消停了。

但有某些人,是比较高兴的,比如张献忠。

张献忠跟高迎祥似乎有点矛盾,原先曾跟着打凤阳,但后来分出去单干,也不在一个地界混,算是竞争关系,高迎祥死后,论兵力,他就是老大。

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

一直以来,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

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

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

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个坑。

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

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

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

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

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

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干甚?

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

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老狐狸。

这兄弟不但死得慢,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

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1727-1728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垃圾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放他去!

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混帐。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案情查明: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结合该案,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增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的,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

比如当年追查阉党,就那么几个人,研究来研究去,连亲手干掉杨涟的许显纯,都研究成过失杀人,撤职了事,还是崇祯亲自上阵,才把这人干掉。

再比如这事,案发后,崇祯非常生气,下令严查,查到户部,户部研究半天,拉出来几个人,说是失职,给撤了,准备结案。

崇祯生气了,重装上阵,找出来几个主犯,杀了,剩下的,充军。

总之,崇祯年间的朝廷,是比较混账的,而带头混账的,是温体仁。

温体仁这个人,历史上的评价不高:奸臣,彻头彻尾的奸臣。

我之前说过,温体仁是个很有能力的人,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

所以综合起来,温体仁先生的最终评价应该是,一个很有能力、精明强干、博闻强记、善于处理政务的彻头彻尾的奸臣。

 1729-1730

温体仁,是个很复杂的坏人,复杂在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这是个真正的好人。

在工作中,温体仁是个很勤劳的人。据史料记载,他兢兢业业,每天从早干到晚,很能工作,别人几年干不了的事,他几天就能搞定。

在生活中,他是廉政典范。据说他当首辅时,给他送礼的人从门口排到街上,等几天,他一个都不见,所有的礼品都退,退不了的就扔,比海瑞还海瑞。

在处理与同事间的关系上,他非常谦虚,从不说别人坏话,而且很能听取他人意见。比如有个叫文震孟的人,是他的晚辈,刚入内阁,他却非常尊敬,遇事都要找来商量,一点架子没有。

综上所诉,温体仁同志在过去的几年里,在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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