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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举是帝国中央极其重视的一件事。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一月，汉武帝下诏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因此，郡守、九卿、礼官、博士，如果不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就算有罪。
有关部门则定出罪名：大不敬和不称职。
从此，各地人才源源不断涌向中央。
察举也是有科目的，比如孝廉、贤良、秀才。孝廉就是孝子和廉吏，贤良有贤良方正和贤良文学，秀才则叫秀才异等，后来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改称茂才。
顾名思义，孝廉重德，秀才重才，贤良则方正重德、文学重才。但总体上说，汉武帝的方针是德才兼备。
举孝廉和举秀才，有规定的时间、名额和制度，属于常科。举贤良则是根据皇帝的诏书，是特科。但不论常科特科，都由官员举荐，被举荐者甚至还要参加考试。这是一般吏民走上仕途的常规方式。
非常规的，是征辟。
征辟就是征和辟。征即皇帝征召，辟即官员辟用。三公、九卿、太守、刺史，都有权辟用吏员（属于官员副职的则必须由朝廷任命）。所以，辟的范围，远大于征。
不过，物以稀为贵，位以帝为尊。被皇帝征召，面子当然比被官员辟用大。面子最大的，朝廷还要派专车恭迎进京，沿途地方也要提供食宿。皇帝为了表示诚意，有时还要一请再请。后来刘备的三顾茅庐，就是遗风。
这就是选举和征辟的不同。选举是乡选里举，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征辟则是高层看中，自上而下，一步到位。
所以后来那些自视甚高的名士，都热衷于征辟。
征辟靠名气，选举靠德才，这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如果名气和德才都不够，就只能靠杂途。
杂途的名目也很多，比如荫袭。荫就是荫子，袭就是袭爵。袭爵仅限于王侯，其他爵位不能世袭。荫子则是级别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就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所以又叫任子。
显然，荫袭制度的受惠者是官二代。
惠及富二代的是赀补。赀读如资，意思也是资。汉制，身家不足十万不得为吏，不足五百万不得为官。这项规定的本意，是认为富人做官便不会贪污。但久而久之，却变成了有钱就可以做官，因此这个制度很是遭人诟病。
但更不像话的，是卖官鬻爵（鬻读如玉）。
鬻爵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时间在公元前243年，价钱是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卖官的创始人则是汉武帝，时间在公元前114年，规矩是交够一定数量的粮食或牲畜，平民补吏，吏员补官，官位可到秩六百石。
据说，这个主意是桑弘羊出的。
选举、征辟、荫袭、赀补、卖官、鬻爵，帝国的仕途真是广阔，帝国的官员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么多的官员该如何任用，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里面同样大有文章。
实际上帝国的官员队伍弄得如此庞杂，有一多半是因为不得已。功臣要酬劳，故有袭爵；高官要笼络，故有荫子；遭遇天灾或开支太大，便只好赀补、卖官、鬻爵。
好在秦皇汉武都不是糊涂虫。他们很清楚，官吏的任用不是小事，马虎不得。同为官吏，不能同样安排。有的给面子，有的给实权。结果，便弄出繁多的名目来。
拜，正式任命，往往用于高官，以示尊荣。
除，除去旧官，任命新职。
真，正式任命（相对于守而言）。
守，试用，兼任，代理。
假，正式任命前代行职权。
平，参与某事。
领，兼管某事。
录，统管某事。
兼，兼任某官。兼与平、领、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兼官（有官职官衔），后三者是兼事（无官职官衔）。
待诏，等待诏书下达再上任。
加官，在正式官衔之上再加头衔，比如大将军加官大司马。凡加官，都是中朝官，可以出入皇宫。
计，官员年终汇报工作，又叫上计。
课，考核官吏，据此决定奖惩，也叫考。
迁，升官。逐级提升叫稍迁，越级提升叫超迁。
左迁，降职，也叫左转、贬。
免，罢官，是行政处分中最重的，再重就得判刑。
沐，例假，五天一次，每次一天，又叫休沐。
告，请假（事假或病假），又叫告归。如果是予告，则为奖励休假；如果是赐告，则为皇帝批准延长病假期。
宁，丧假，也叫告宁，一般三年。
致仕，退休，又叫告老、归老。
不难看出，从选拔任命到使用管理，汉的官僚制度已相当精细，很可能是世界上前后出现的大小帝国中最复杂也最完备的。后代文官制度和干部制度的诸多要素，在这里几乎一应俱全，堪称百代官制之祖。
更难得的是，汉代还建立了储备官制度。正是这一制度，打通了官、吏两道，贯通了儒、法两家，保证了帝国的人才辈出和吏治之隆。
那就来看储备官。
条条大路通长安
汉代的储备官，是郎。
郎就是廊，郎官就是廊官，即侍卫。秦制，殿上不准携带兵器，侍卫都只能站在廊檐之下，所以叫廊中，也叫郎中。后来郎中成为郎官的一种，统称为郎。
郎官们的长官叫郎中令，汉武帝改名为光禄勋，银印青绶，中二千石。下属三署，司官为左中郎将、右中郎将和五官中郎将（曹丕担任过此职），比二千石。
三署所辖郎官叫三署郎，有议郎（比六百石）、中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他们的任务，是宿卫宫殿，侍从左右，备皇帝顾问或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身边打杂的。所以，也无定员。
换句话说，郎官其实不是官。
但，郎官也不是吏。相反，吏要成为官，往往得先成为郎。汉制，郡县和王国的吏员年终考核优秀，便由地方调入京城，补为郎官，叫“计吏补郎”，也叫“上计吏补郎”。这是地方基层小吏咸鱼翻身的重要途径。
当然，吏员还有另外两条出路：察举和赀补。但察举和赀补者也往往先要为郎，司马相如就曾“以赀为郎”，也就是花钱买了一个郎官。任子也一样。所谓级别二千石以上官员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其实就是为郎。
这是有道理的。郎官虽不在政府任职，却比正式官员更接近皇帝。朝夕相处，天长日久，皇帝对他们多少会有了解，他们自己也能学到不少知识。结果，郎官有了进身之阶，帝国有了培训机构，岂非双赢？
郎署，是帝国的干训班。
事实上郎官的出路相当好。外放可为县令、县长、县丞、县尉，最低也是副县级；内任则可为尚书郎，成为皇帝的政治秘书，然后步步高升，出将入相。
于是，为官先为郎，便成为踏入仕途的捷径，也成为帝国的制度安排：入选为郎叫郎选，由郎补官叫郎补。汉代有不少名流和政要，都是郎选和郎补出身，比如权倾一时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
郎，岂非储备官？
储备是必需的，何况还有见习的意义。因此，除皇帝征召和举为贤良者外，其余以各种方式（察举、任子、赀补、上计）成为预备官员的，都要先进郎署。
条条大路通长安，郎署就是中转站。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特殊的，也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和干部选拔制度，因此很快就跟独尊儒术的基本国策结合起来：太学生毕业考试成绩优异（甲等）的入宫为郎，叫补郎；成绩合格（乙等）的外放为吏，叫补吏。
补郎的当然前途光明，下一步就是郎补。补吏的也不必灰心丧气，因为还可以通过察举、上计等方式由吏补官，只不过先得在郎署干一段时间。至于由郡守县令选举的孝廉，更是一定要先做郎中的。
也就是说，青年知识分子的出路有两条：一是由太学生而郎而官，二是由太学生而吏而郎而官。后一条路虽然曲折，却意义重大。
意义在统筹官与吏、儒与法。
前面说过，大秦帝国是吏治天下的。在他们那里，官就是吏，吏就是官。或者说，都是事务官或技术官。在秦人看来，有这些财会和法律人才便足以治国。汉人却认为，一个庞大的帝国要想长治久安，光靠技术不行，还得讲政治。因此，要有事务官，更要有政务官。
政务官就是文官，事务官则是文吏。
文吏和文官，缺一不可。
事实上，汉帝国的选官从来就有两个途径，一个叫文学，一个叫吏道。吏道就是由吏而官，文学却不是诗词歌赋，而是经典文献。武帝之后，则专指儒家经典。也就是说，饱读诗书是文学；从基层做起，由于廉洁奉公又精明强干而得到提拔，是吏道。
张汤走的是吏道，公孙弘靠的是文学。
这两条路线，在两汉是并行不悖的。武帝至东汉，都号称“三公辟召，四科取士”。四科是：
德行，看道德品质；明经，看学术水平；明法，看法律知识；治剧，看执政能力。
第四条最有意思。当时帝国中央根据治理的难易，曾把郡县分为剧、平两种。平就是容易治理的，剧则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所以，治剧科，看的就是吏能。
实际上无论哪一科，都要测试能力。确实胜任，才正式任命。否则，即便选举上来，中央也会退货。毕竟，治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不能只靠口若悬河。
汉武帝首选文吏，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最理想的还是德才兼备，文武双全，既懂政治又懂业务，这就是公孙弘吃得开的原因。
同样，太学生补吏，上计吏补郎，用心也在于此。基层吏员能被选举，能力不成问题，但需要学习政治，掌握全局，因此补郎。太学生学问不成问题，但实际操作能力有限，需要锻炼，因此补吏。
补吏的太学生无一例外都要回到原籍。因为汉代有条不成文的规矩：郡守县令一定是外地人，郡县吏员则一定是本地人。各地青年由郡县而太学，又由太学而郡县，再由郡县而郎署，无形中便把中央与地方联系起来。
文吏与文官的界限也在慢慢模糊。尽管直到东汉末年，法家酷吏与儒家之徒仍然是两个群体，官治天下也非一蹴而就，但汉制已明显地不同于秦制，天平也从吏治向官治倾斜。至少，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