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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秋季，还要割牧草储备过冬。
除此外，还要狩猎、采集，甚至从事农作等，忙忙碌碌，却也只是吃饱肚子。由于生产的单一，他们抵御灾害的能力很差，一旦遇黑灾与白灾，饥荒便不可避免。
因此，他们经常要用牛羊皮毡等，向中原百姓，交换物品，粮食是其中之一，如布匹、茶叶、盐巴、铁锅等生活物资，也是他们缺不了的。
…………。
一眼望不到边的车辆逶迤而行，车上除了粮食外，还有茶叶、棉花、丝绸、烟草、蔗糖、铁钉铁锅、瓷碗瓷盘等各色商品。又有许多本地的农户，用车运着菜蔬等物赶来市易。
“这塞外东虏是什么都缺吧，嗯，除了牛羊马匹。”一个军官站在城头，低声嘟囔着，却让旁边的晋王李定国都听到了。
虽不是全中，可也差不多。对此，李定国也有同感。一月两次的大市易，在兰州城外，由明军完全控制。当然，明军只是维持治安，震慑宵小。要知道，没有武力的保障，游牧民族还是认为用抢来得比较合算。
起初还是试探性的，但明军并不抢掠，明商也不算欺诈，交易的公平性和安全性能够保证，便有越来越多的蒙古人通过边境的盘查，领到了市易许可证，赶着牛羊前来换取生活必需品。
交易量在不断攀升，大量的牛马牲畜流入大明，既给兰州军区提供了战马资源，使骑兵不断扩充，又使内地农民能够逐渐摆脱人力耕种，大大提高劳动生产力。而明商所赚到的利润，更有一部分直接化成了兰州军区的军费，变成了仓库里不断增加的粮食，不断增加的武器装备。
当然，兰州边市的对象是对青海的蒙古诸部，他们本来与满清便没有什么勾结，不同于漠南蒙古这样的帮凶。若是在大同、张家口等边市，限制则严格得多，想得到市易许可证相当困难。
而在政府的严厉监管下，没有哪个商人敢冒着抄家流放的危险违反规定，私自与蒙古诸部交易。皇商八大家等奸商的下场，可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晋王李定国看着城外逐渐形成的大市场，轻轻吐出一口长气。除了市易，朝廷还有另外的政策，招募番骑，异地作战，真的可行吗？
…………。
第一百五十章 变革大潮
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绵延两千多年，其中汉族真正占优势的时候甚少。唐太宗时期的中原王朝强盛无伦，灭东西两突厥只用了三十多年。许多番将成为唐军将领，并确实为唐王朝的征战尽忠效力，如太宗时期的契必阿力（铁勒人）、玄宗时期的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厥人）等。
而武功盖世的唐太宗被众多臣服于他的北方游牧民族推举为天可汗，这一切使之产生了一种天下归心的感觉。故唐太宗充满自信，标榜自己与过去的帝王不同。他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不取偏见。
唐太宗的见解当然正确，但这一正确的观点是以唐王朝在民族斗争中居主导地位、强者地位为依据和后盾。同样道理，其他居被动防守地位的中原王朝持“华夷之大防”也是有其缘由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弱者心态。
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汉族士大夫在历史长河中的一种经验的总结。这其中当然包含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不信任、疑惧、警惕，也是汉族频遭野蛮民族外来侵略，多次遭受浩劫的本能反应。
但同时，历经秦、汉、晋、隋、唐、两宋、元、明各朝各代，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已经形成，这是大势所趋，这是自然规律，这是历史必然，这是改不了的事实。
所以，即便朱永兴很欣赏“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霸气，也视“强汉”为汉朝（国家），而非其他。
“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
朱永兴认为必须保持和尊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民族自豪感，但狭隘的民族观却是阻碍国家强盛并容易形成分离倾向的主要原因。在这一点上，不光是汉族。其他民族也是一样。
不以血统和族类来区分，而是以文化上的认同来判断你是否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要提倡民族平等，但也必须承认汉族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主导作用。而且，承认这一事实并不违背民族平等的原则。
因为，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不是民族特权而是先进的生产方法。先进的民族在历史上起的作用大，落后的部族或民族起的作用小。在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一贯处于先进地位。不论在经济开发和文化艺术创造中，或者在反对外族敌人的斗争中，汉族都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历史事实。
当然。从华夏族到中华民族，的确有民族之间的歧视问题。但从古到今，哪个先进民族对落后民族不存在歧视？这种歧视当然是错误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经济和文化上的先进，必然造成优越感。汉族人在几千年前就是文明民族，治世用三纲五常，礼义廉耻，宣威以典章制度。文化科技，很多周边民族对汉文明都十分向慕。有的民族主动溶入汉族，更多民族向汉民族学习。
况且，汉族的这种优越感并没有造成对与其他民族根本性的隔阂，相反，古代中国人的天下观是一种在今天看来都很开放的观念，对于真正以夷入夏者无不认同。而对于本族中嗜杀成性者同样贬斥。
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为后盾，坦承地认同藏族、苗族、蒙古族、回族等都属中华民族，勇敢地接纳愿意接受先进理念、沐浴中华文明的他族民众，不断增强凝聚力和归属感，共同缔造一个辉煌灿烂的伟大国家。便是朱永兴正在推行的民族政策。
而招募番骑，不过是早已在推行的民族融合的众多举措之一，也是对国家实力的信心进一步加强的外部显示。
虽然国家暂时还没有能力断然实施“改土归流”，但一些缓和的政策却悄然实施，比如土官的继承人必须在书院就读，比如在土府、州、县设立学校，比如在周边实施惠政以吸引土民。
而当土官绝嗣，后继无人，或宗族争袭，就派流官接任；土官之间互相仇杀，被平定后，即派流官接任；土官犯罪，则以罪革职，改由流官充任；如有土民向官府申请“改土归流”时，朝廷也以所谓从民之意，革除土官世袭，改为流官。总之，大明朝廷但遇有机会，立刻抓紧改流……
“对不法土司用计擒为上，以兵剿为次；使其自动投献为上，勒令纳土为次；既要准备用兵，又不专恃用兵。以武力相震慑，力争以政治手段解决。”对各土司的处置，朝廷已有章法。同时，朝廷也不断调整云﹑贵﹑川等省边境的不合理的行政区划，以便统一事权，使地方官相机行事。而且，这也是赵王白文选一直拥兵坐镇云贵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改土归流的榜样——那嵩，身为少数民族，却一跃而入内阁中枢；滇省磨乃土官龙吉兆和龙吉佐交出世袭领地及土司印信，归政中央，获赏晋升。一为广南巡抚，一调任保定知府，最小的弟弟龙吉祥则依然领安南都统使一职，经营在南掌抢来的领地。
不管是那嵩的看清形势，还是龙家为了后宫的龙儿添光加分，在没有动乱的情况下，改土归流没有正式提出，也没有大刀阔斧，看似顺其自然，但也颇有成效。特别是湖南﹑湖北﹑四川等省的土司，本来就靠近内地，势力有限，一旦被抓住把柄，那也只能无奈地交印交权，听从政府安置了。
而政府对待这些主动的土司也不苛刻，保留财产，酌加赏赐，又或予世职，或给现任武职，使其虽无实权，但生活却依然能够富足。至于以后是败是盛，便要看个人的努力了。
而改土归流的地区，官府重丈土地，废除原来土司的赋税征收制度，与内地一样，按地亩征税，五年之内数额又少于内地。这不仅大大减轻了原来土民所受的剥削，而且不给心怀不满的土司煽惑民众进行叛乱的机会和理由。
变化，到处都在改变，有的雷厉风行，有的潜移默化，但身处在朱永兴所掀起的改革大潮中，整个国家内的民众都多多少少感受到了这一点。
或许老百姓还只是在计算着家里能增多少人口、要多耕种多少田地，今年能打多少粮食，能吃几顿肉；但有心的人却渐渐意识到，传统时代正在渐行渐远，现在的皇帝正在走着一条不同于历史的道路。
吏治、科举、举报监督、行政司法分离、地方政务公开……这些是对于为官为吏的，专业化的气息越来越浓，不再是全能为官；七圣并尊，儒术虽未明旨贬斥，但独尊的地位越来越松动，这是对读书人的，皇帝的爱憎，恐怕是直接影响到他们出仕的直接因素。
商人有了更宽松的环境，从海上到陆地，商路极大地拓展，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大大提升，只要你遵纪守法，按章纳税，便不用担心官府的刁难盘剥，且投诉有门；工场主有政策的税赋优惠，借着市场的旺盛需求，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政府出台的《劳务法规》又使其有了监管和限制。
和平安定、轻赋薄役、机遇发展、公平透明……再夹杂着一系列密集出台的法律法规，构成了昭武纪年初期的主旋律。
而就在通常的大规模战争结束后的平和环境、恢复发展时期，国家的刑罚却更加严厉，流放则是最常见的方式。
附清逆官、无良奸商、贪官污吏、盗贼土匪，甚至怙恶不悛的地痞流氓，都被处于流放之刑。而流放之地从湄河两省，现在又集中于婆罗洲。这是一种海外移民的方式，也是廓清国内社会秩序的手段。更深层的考虑则是将在各省陆续施行的《民用枪枝合法化》，使这项政策对社会秩序的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