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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因为还未习惯朝鲜海面与日军战法，基本没怎么跟敌人发生正面冲突，一仗下来，一无所获。
陈璘面子有些挂不住，把手底下人叫过来痛骂了一顿。他正骂的唾沫横飞之时，忽然来了二十几个朝鲜使者，手里拎着四十多个倭寇脑袋。为首的对陈璘说：“我家提督说了，朝鲜水师的胜利，就是大明的胜利，所以这军功章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献上四十个首级，请您笑纳。”
看来李舜臣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终于不再是那个官场楞头青了，也懂得人情练达之道了。
李舜臣这种友好态度，让陈璘十分感动。
一般脾气暴烈之人都有个特点，好走极端，对你坏起来，恨不得把你吃了；对你好起来，恨不得把你供起来。李舜臣的谦折态度，让陈璘感觉非得投李报桃不可。他先劝李舜臣移民大明，担任高官，遭到婉拒以后他还不死心，专门给万历上书，盛赞李舜臣的各种光辉业绩，最后竟替李舜臣讨来了一枚九叠篆文铜铸都督印，规格高得惊人，还附赠了虎头令牌、鬼刀、斩刀、督战旗、红小令旗、蓝小令旗、曲喇叭、号称“八赐”。除了八赐以外，还赠送了长柄镰刀和龟船。
其他都好理解，唯独这个龟船一直以来众说纷纭。龟船不是朝鲜的独门武器么？怎么还用得着万历赠送呢？我推想其中原因，大概是因为朝鲜物资匮乏，难以再建造大规模龟船，因为万历特意在大明境内建了几艘——或者说备好了物资材料——再转赠给李舜臣。
李舜臣得了这些赏赐，面色发光，把它们高高挂起在军营里来，谁来了都要带过去炫耀一番。
有了这一番交情，陈璘和李舜臣的关系从最初的互相忍让，变成了互相欣赏，见面彼此都要道声爷，没事就作诗唱酬，出门乘轿都是并驾齐驱，关系比蜜都甜。
这种意外发展，让汉城以柳成龙为主的悲观主义者们眼镜噼里啪啦碎了一地——如果他们有眼镜的话。
刘綎、董一元、陈璘分别来自于大明西南、东北和东南，他们代表了援朝部队的三个主要来源。他们的入朝，表明大明朝廷终于下了狠心，决定动员全国之力，把苟延残喘的日本人直接碾压过去。
就这样，在短短数月之间，明军在朝鲜的总兵力激增到了十四万两千七百人！一线兵力达到了九万多，军容前所未有之盛！可谓是兵多将广。
兵多，这个好办；将广，却有麻烦。在朝鲜这么一个狭窄的地方，却聚积了这么多来自不同地方的总兵、副总兵，管理起来是件麻烦事。
董一元是老资格，不必说，肯定地位不能比麻贵低。刘綎和陈璘两个人如今也是独领一面的主军人物，头衔上都有个提督。这些人凑到一齐，如果搞不清尊卑，早晚得出事。
于是明军的指挥系统进行了一些细微的调整，仍旧以邢玠为经略，统筹全局，由杨镐（后被万世德代替）经略布置战略。下面则分成了麻贵、董一元、刘綎三个战区，每个战区除了这三位最高指挥官以外，还设有一名监军。负责西路军的是参政王士琦；负责中路军的是按察副使梁祖龄；另外还有一个负责东路军的监军徐中素，可惜他五月份来到朝鲜，六月份就奔父丧回去了。也没人来接替他，位子就一直悬在那里——别说这三个战区，就连邢玠身边，都有一个御史陈效盯着。陈效不直接管辖那三路监军，但他手底下有两员金牌狗仔队，一个是丁应泰，一个是徐观澜，专门盯着诸将举止。
朝廷之所以派出这么多监军过来，都是因为杨镐在岛山败的太过离奇，让万历对援朝部队的行动产生疑心，觉得这些家伙可能会谎报军情，因此所有的监军身上都背着一个“查勘功罪”的任务。这些监军的权柄颇高，大战略上，三路诸将都听从经略吩咐，但具体到小战略和战术上，他们都必须得和监军商量着来。
事后证明，这些监军的表现都很不错，不仅确保了援朝部队能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在战争决策方面也起到了正面作用。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邢玠和杨镐两个人看到明军的援军陆陆续续开到，胆气足了，便在汉城制定了一个十分宏大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里，明军将分成四路，三路陆军分别进攻顺天、泗川和蔚山，一路水军扫荡沿途海域，用雷霆手段一下子摧毁整条日军防线，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明军在朝鲜战场一直以寡敌众，这是第一次以众凌寡，要痛痛快快出一口鸟气。
可惜杨镐还未付诸实施，就因为受丁应泰的牵连而离职了。在朝廷新委派的经略到来之前，明军都不能轻举妄动，只得慢慢积蓄着补给，调整部署，等待着上头下命令。
没想到的是，万世德还没来，丁应泰又来了。
杨镐事发以后，万历皇帝让丁应泰和徐观澜再赴朝鲜，查勘功罪。丁应泰考察了一圈，说你们这么多人堆在前线，却不肯进攻，光在那里消耗粮食，是不是不想混啦？
前线诸将都知道这位大哥的嘴是出了名的臭，谁被他喷上一口，要倒霉三四年，都把他往邢玠那支。丁应泰也不客气，到邢玠那儿说你赶紧开打，要不然杨镐就是你的榜样。
邢玠怕他回去又惹事，心想也别等万世德来了，差不多就开打吧。
于是在万历二十六年的九月中旬，在一个小小的丁应泰撬动之下，数万明军兵分四路，正式打响了抗日援倭的最后一场、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上战役。
关于这三路明军的兵力配置，列举最为详细的，是《再造藩邦志》。许多文章与相关研究书籍，都以这本书提供的数字为准。即：麻贵率领东路军两万四千人，再次进攻蔚山的加藤清正所部；中间一路由前辽东总兵董一元率领，总兵力一万四千人，主攻泗川的岛津义弘；西路军由刘綎率领，总兵力一万三千六百人；进攻顺天的小西行长。各地朝鲜军也分别跟随明军主力，一并南下。
与此同时，陈璘率领水师一万三千两百人，外加李舜臣的朝鲜水师，从古今岛出发，一路横扫整个全罗、庆尚两道海域。
这个数字，其实很成问题。
除开水军不算，明军的总兵力才五万一千六百人，跟日军总兵力相比要少。具体到分路上，除了东路军占有兵力优势以外，其他两路都不如日军。比如中路的岛津义弘，兵力有一万人，算上固城立花宗茂的七千人，实际兵力还在董一元之上。
这很奇怪，刑玠定下这个分路出击的核心思想，是以众凌寡、泰山压顶，力求在最短时间内击溃敌军。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兵力上凌驾日军。他手里可动用的明军，有十几万人，何必只派出区区五万人呢？
三路明军的兵力，是根据《再造藩邦志》提供的将领名单去查询每员将领入朝携带兵数，然后相加而成。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再造藩邦志》的将领名单，实际上不准确，有许多错漏之处。
尤其是以中路军的情况，最为严重。《再造藩邦志》里只记载了六员参战明将，而泗川之战的关键人物彭信古（3000），却被写进了东路军的名单里；而另外一员重要将领蓝芳威，却被写入了西路军。仅这两个错误，就导致中路军少算了四千人。
漏写的情况更多。至少还有祖承训（7000人）、杨绍祖（1780人）、苑尽忠（500）、师道立（2480）、柴登科（3400）、马文呈（2000）、秦德贵（660）、没有记录在案。他们麾下的兵马，自然也就没算出来，导致兵力偏差极大。
把这些将领也计入中路军后，中路军的兵力达到了三万七千八百二十人，几乎与第一次援朝的总兵力持平。
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毕竟实际出动的明军数量与入朝明军并不完全等同，不过它是一个比较接近于真实的猜想，误差不会超过三千。
在泗川会战结束后，《岛津家记》、《毛利秀元家记》和岛津义弘写给几位大老的表功状里，都得意洋洋地宣称，他们一共杀死了明军一共三万八千七百人。这个数字和中路军总数惊人地近似。日本史料惯于夸张，他们经常会用敌人的总兵力来代替自己的歼敌数字，这个习惯，反而反证了明军在中路出动兵力的真相。
西路军也有类似的情况，至少少算了王之翰、司懋官、曹希彬三员将领。
略去繁琐的计算，最终的结果是：麻贵的东路军，兵力为两万三千人；刘綎的西路军，兵力一万五千人；而董一元的中路军，总兵力达到了三万九千人。算上陈璘的一万多水军，明军为这次进攻出动水陆兵力近九万人。
这个动员数字，才比较能配得上刑玠“四路并进”的宏大构想。
以这个结果去审视这三路兵力的配置，就会发现，这才比较符合明军的心理预期。
泗川是日军防线的中枢，日军在这里星罗棋布了大量的营寨，防守严密。岛津义弘与立花宗茂又都是令明军头疼的人物，因此在这一路，明军必须要予以特别重视。明军的中路摆在这里，不只是为了击破岛津，也是为了可以随时支援东西两路，因此需要最多兵力。
蔚山的加藤清正已经是一只病猫，但他毕竟还是侵朝第一大将。年初的岛山之战，令明军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所有人都认为，要攻破岛山，需要不少兵力和时间，因此东路也不能掉以轻心。
至于西路，顺天的守将是小西行长。这个人在明军眼中，政治价值很高，军事评价却很低。明将唯一记住关于他的两件事，一是被李如松打出平壤城；二是跟沈惟敬勾结起来骗万历皇帝。这样一个小丑，远不如岛津义弘、加藤清正有威胁。再说，陈璘的水军从西向东横扫，第一个能够支援到的战区，就是西路军，所以这一路不必作为重点。
因此，在兵力部署上，中路军多于东路军多于西路军，是明军高层必然的选择。
前所未有的华丽攻势，即将开始。
让我们一路一路地慢慢道来。
先说东路军。
麻贵的东路军进攻蔚山，算是复仇之战。上一次他们在岛山城下折戟沉沙，饮恨而归，还间接促成了大将摆赛的死亡。这份耻辱，麻贵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