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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n陣文書》；《浅野家文書》；《古蹟文徴》《北關誌 鏡城府雑記》）
冲突的胜利者是加藤清正——至少他自己是如此宣称的——他宣称斩杀八千余级，还攻破了乌拉部的都城。没人能解释他如何在一天时间里在地广人稀的辽东地区取得这么辉煌的战绩，也没人能解释他在取得如此大胜后，为何不进反退，急匆匆地从辽东返回咸镜道，并且一路南撤到安边。这里已经是咸镜道的最南端，几乎进入毛利吉成的防区。（《征韩伟略》；《韓陣文書》；《浅野家文書》；《古蹟文徴》《北關誌 鏡城府雑記》）
这两个好消息与两个坏消息让李昖坐卧不安，失去了对局势的冷静判断。他在慌乱之中，忽然想到了黄应阳之前两次来访时说的话：“要打倭寇，还得靠我们浙兵才行！”
这句话给李昖带来了新的勇气，他派了能说会道的洪秀彦再次前往九连城，请求杨绍勋禀明朝廷，调派南方炮手前来支援。
对此，杨绍勋的回答是：“你们甭担心了。后续来援的兵马已经到了。”
此时大明的第二波援军已经在路上了。具体的部署是：辽东游击张奇功率领一千人进驻义州，五百人留守九连城，马头山江沿台、汤站、凤凰城、宽奠等中朝边境要镇，也进驻了四千五百人。另外，朝鲜人盼望已久的南兵炮手，大明派遣了三千人，都是戚继光一手带出来的精锐部队，由戚家军老部下吴惟忠、骆尚志带领（《神宗实录》二十年六月戊申）。前锋五百人已经抵达了汤站。
这一波援军，先期抵达者六千人，而总数则达到了九千人（《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七月三十日；八月三日），一时声势无比煊赫。
朝鲜君臣对辽东兵已经失望了，只盼望着南兵炮手过来。骆尚志的南兵抵达汤站以后，尹斗寿特意跑过去看了一眼，回来喜孜孜地把国王和其他大臣叫过去，神秘地说：“黄应阳老兄说的对！南兵太牛逼啦。我看了他们的操练，不比倭寇差！”
他这么一说，把所有人都激动坏了，纷纷七嘴八舌出主意。有的说不行咱们就单干，只调这三千炮手过来，与朝鲜军配合，辽东军就免了；有的提议听说南兵喜欢喝酒，应该拨出一批粮食酿酒，放在沿途驿站招待天兵。（《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日）
这些南兵追星族们被煽动得热情高涨，当初与黄应阳关系最好的李幼澄按捺不住了，特意也跑过去看了一圈。他回来大肆渲染，说南军太神奇了，个个都扛着鸟铳，装备比日本先进，精神面貌比辽东兵、蓟州兵都好。他还特意讲了个故事，说南军渡江根本不用船，直接扛着武器和行李游过去，能搞武装泅渡。（《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日）
“好神奇啊！”朝鲜君臣异口同声地感慨道。
期待归期待，若是人家不过来帮忙，一切都是扯淡。让朝鲜追星族们郁闷的是，包括三千南兵炮手在内的第二波部队，走到鸭绿江畔就不动了。
洪秀彦来催促进兵，杨绍勋推托说你们那边粮草不济，大军过去也是挨饿；洪秀彦说我们粮草备足了，杨绍勋推脱说明军停留在辽东境内，饭我们自己管，给你们减少点负担；洪秀彦说可以先派一小部分南兵入朝，杨绍勋说现在是雨季不好走，等秋天再说吧；最后洪秀彦没招了，哭着说日本人就要打过来了，杨绍勋宽慰说鸭绿江很窄，万一有军情，一天就能渡江赴援。
总之说一千，道一万，明军就是不挪地方。
朝鲜人脑筋直，一波波的使者去找杨绍勋，找不着杨绍勋就找佟养正，搞得两个人烦不胜烦。最后杨绍勋被逼急了，吼了一声：我们打算出兵十万，大军齐聚就可以开战了！
这下朝鲜使者被吓着了。十万人啊，朝鲜怎么着都供养不起，当下什么话也没说，直接回去了。
杨绍勋大喜，心说朝鲜人这下肯定缩回去了，可以安稳了。没想到才安静了两天，朝鲜人又过来了，小声问：“你们轮流入境作战行不？”（ 《宣祖实录》二十五年壬辰年八月十四日；八月二十五日）
杨绍勋大喊一声，倒地不起。
其实呢，只要朝鲜君臣心思能细致点，就能从明军抵达时间里磋磨出隐藏的味道。
祖承训兵败平壤城是在七月十七日，朝鲜人正式提出请大明南兵是在七月二十七日。洪秀彦去找杨绍勋求援是七月三十日，这个时候杨绍勋居然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援军兵力部署计划，甚至连朝鲜人要求的南兵都准备好了。
三天时间，要完成这样一个重大决策并付诸执行，而且涉及到的部队还隶属于各地不同的防区，这是绝无可能的。事实上，这些部队早在六月二十日便已经在蓟州集结完毕，也就是在祖承训入朝后不久，他们已经从蓟州防区开拔，朝着鸭绿江开来。
难道石星是个未卜先知的活神仙，事先料定祖承训必败，这才伏有后手？
显然不是。仔细研究这两波援军的先后抵达时间，相当有节奏感。祖承训六月十五日渡江，进抵平壤又败退回来；他前脚刚返回辽东，后脚明军第二波援军张奇功、骆尚志部就到了鸭绿江，时间大约是七月三十日。
这说明决策者在制定计划的时候，充分考虑到了各种情况——祖承训进入朝鲜后，按最糟糕的局势估计，最快也要一个半月时间才能败退回辽东。因此第二波援军的出发日期，就是踩着这个时间点来算，两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这样一来，即使祖承训败退，后军也可以及时进驻到鸭绿江畔，摆出随时入朝的态势，保护王室安全。
这么周密的计划，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第二波援军的兵力来自辽东、宣大两个军区，只有北京兵部才有资格作出这种部署。而石星自己绝没有这种魄力，他的上司赵志皋也没有，唯一可以这么干、敢这么干的，只有万历皇帝本人。这说明万历早就处心积虑，要在朝鲜的土地上把这场战争打下去。
可是，既然已经决心开战，为何明军要停在鸭绿江畔不肯前进呢？
有两个原因让大明暂时不能全力出手。
第一个原因，还是宁夏之乱。
现在正是平乱的关键时刻，宁夏城围攻战打的如火如荼。万历一朝精通兵略的名臣名将，几乎都聚集在城下：叶梦熊、梅国桢、还有著名的“东李西麻”李如松、麻贵等等。在他们的身后，是来自半个中国的数万大军。在更远的地方，整个西北都被动员起来，几十万民夫如流水一般地行进着，无数粮饷从各地汇聚至宁夏。
当时大明除了宁夏有事，其他地方也不太平，播州杨应龙爆发变乱的苗头也逐渐显现。大明的财政状况并不算好，人力资源也不算丰富，很难同时支撑两场战争。必须要把宁夏彻底平定，才能腾出手来料理那头东方来的饿狼。
第二个原因，是朝廷百官。
对于大明援助朝鲜这件事本身，拥有大义名分，没人反对；但究竟该不该大张旗鼓地正式出兵，这事在朝堂上一直存有争论。
主张出兵援朝的一派认为，朝鲜是中国的战略缓冲区，在朝鲜打倭寇总好过在自己国土上打倭寇。其中山西道御史彭好古说的最清楚：“今日御倭之计，迎敌于外，毋使入境，此为上策；拒之于沿海，毋使深入，是为中策；及至天津、淮阳之间，而后御之，是无策矣。”（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这是所有朝臣里对朝鲜战略地位最清晰、最全面的论述。
但反对派的理由也是十分充足。兵科给事中许弘纲就对出兵这事表示反对，认为大明应该“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神宗实录》二十年八月庚申）只要把战争控制在国境线附近就够了，没必要管朝鲜的事。
有趣的是，彭好古与许弘纲一个是御史，一个是给事中，级别都不高，都属于嘴巴大，权力小的言官。反观朝廷的诸位大员，却保持着奇特的沉默。兵部石星的立场算是旗帜鲜明，其他几位尚书：户部杨俊民、刑部孙丕扬、工部曾同亨、礼部李长春、吏部孙鑨几个人的态度却十分暧昧，至于内阁大学士赵志皋、张位两个人，更是未置一词。
因此在同一时间，他们正忙着作另外一件事，这件事比起朝鲜危机来说，更为至关重要——争国本。
当时万历皇帝有两个儿子：老大朱常洛、老二朱常洵。按照规矩，长子立嗣，可万历宠爱朱常洵的母亲郑贵妃，一直处心积虑要把朱常洵扶上位，便一直不肯给予朱常洛名分。大臣们坚决反对，纷纷上书请求尽快确立太子之位，万历却抵死不从。
于是百官与皇帝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为万历十四年一直打到了万历二十年。问题是就在万历二十年的八月，这场斗争刚刚有了一丝转机。在大学士张位的领导下，百官对皇帝发起了疾风怒涛般地攻击，死活要万历给出一个说法。
在这个节骨眼上，所有的大臣们都不希望节外生枝，给万历模糊话题的机会。对于朝鲜出兵这件事，他们反对也罢，赞同也罢，都绝不能开口，一开口，以万历的聪明劲儿，肯定会顺着话题接下去：“战事紧呐，咱们商量商量这个先，太子这事回头再聊吧。”
因此，许弘纲是这些朝廷大佬们推向前台的一枚棋子，希望能藉此把援朝战事控制在一个小范围的程度，不至于抢了“争国本”的风头。
而彭好古背后，也不是没有势力推动。隐藏在他后头的，是各地——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地方大员们。
太子是谁，这些封疆大吏不如京官那么敏感，但日本如何，却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从壬辰战争一开始，沿海各地的官员就不停地给朝廷上书，要么提请内阁提高警惕，要么要求拨款整饬军备，生怕倭寇又来袭击。
如果日本在朝鲜深陷战争，那么得益最大的将是这些沿海省份，因此他们坚决支持大明出兵朝鲜。
于是，在这种种潜藏在水底的心思交错之下，形成了大明朝廷难得的政治奇景：军队已经厉兵秣马，打了好几仗了，上头却还保持着暧昧的沉默。
万历皇帝知道，如果要跟日本全面开战，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