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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说的，正是李如松这样的人。
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假设李如松最终没有入朝，那么朝鲜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反攻么？
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
李提督的价值，就在这里。
李如松走了，但也有没走的。宋应昌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刘綎的川军和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的浙兵留了下，协助防守庆尚、全罗两道，总兵力一万六千余人。饷银大明出，粮草由朝鲜供——毕竟日军还有一半兵力留在了朝鲜，没撤干净，必须得派人盯着。
宋应昌始终认为，明、日之间终有一战，和谈封贡什么的只是权宜之计，当不得真。因此，一切部署都必须着眼于未来要打一场大战。
这在战略上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可是在政治上却很糟糕。主战派的人认为宋应昌卑躬屈膝，一味求和；主和派认为宋应昌存心挑衅，破坏和谈——结果导致他两边都不是人。
更糟糕的是，主和派的中坚大将，是曾经站在背后鼎立支持他的上级——兵部尚书石星。
在战争爆发之前，石星是朝中最坚定的主战派，一力主张援助朝鲜，并促成了明军出兵。而现在战争进展到了这个地步，他的立场却悄然发生了转变。
万历二十一年恰好是京察之年，石星想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混入内阁的话，必须得力求稳妥，不能出任何岔子。现在朝鲜三都光复，国王归位，大明援助朝鲜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足可以给万历皇帝与朝野一个交代。只要和议一成，一份“襄助藩国，倭人臣服”的大功是少不了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没必要再冒险开战，应该见好就收。
可是朝廷对封贡这件事，一直存有争议，分成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一派是大学士张位等人，他们认为封贡是件好事，可以免动干戈，作买卖总比打仗强。
可是更多的人对倭寇仍旧心存疑惑，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就认为“许贡则中外解严，其祸迟而大；绝贡则战守豫备，其祸速而小。”地方大员更是极力反对，浙江巡按彭应参上表说倭寇天性就是一群强盗，允许他们从宁波入贡，等于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万一趁机作乱，沿海都会受起荼毒。
他们对宋应昌与石星群起而攻之，认为两个人为了贪功牺牲国家利益，还翻出旧帐，说在平壤和汉城沈惟敬跟倭寇许诺封贡，肯定是出于宋、石两个人的授意，三个家伙都该撤职查办。
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宋应昌不得不上书自辩，解释在平壤和汉城假意许贡，只是为了迷惑倭寇，并不是拿朝廷公器开玩笑。石星虽然心里有讲和的想法，可看到群情汹汹，不敢明说，也赶紧为宋应昌辩护，坚称“封贡”是假，欺敌是真。
不过石星到底是宦海老手，他在奏表里玩了个心眼，没把话说死。奏折里一面替宋应昌辩护，一面隐隐约约地暗示，日本人确实有乞封的意向，万一他们真带着降表过来，咱们可得好好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有诚意，再说封贡的事。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餐厅服务员，他每次接待顾客，都比别人赚得多。顾客点菜的时候，别人问：您要不要吃鸡蛋“，而他问的却是：“您是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石星用的，也是这种技巧。他不说该不该给日本封贡，而是说如果日本人来乞降，咱们该怎么处理，无形中替万历与朝廷预设了一个议和的立场。
万历皇帝听了石星的建议，觉得不错，便开口说给秀吉封一个日本国王没问题，就是个空头名分。至于入贡，还是免了吧，让他们老老实实呆在日本岛上就行了。
根据万历的口谕，朝廷拟定了一个底线：日本从朝鲜全部撤军；秀吉派人上一份降表请罪；大明封秀吉为日本国王。
皇帝既然定了基调，群臣也暂时消停了。石星心中大喜，赶紧告诉宋应昌，你手里不是还扣着一个日本使臣么？赶紧弄过来吧。
石星说的日本使臣，正是内藤如安。
原来沈惟敬和内藤如安两个人在汉城随明军后撤，满心以为能跟宋经略、李提督一同赴辽。可是九月十二号宋应昌和李如松渡江回辽，他们两个却被留在了平壤，一呆就是两个多月。
对于截留使臣这件事，宋应昌的解释冠冕堂皇：“我是打算把内藤如安羁留几个月，到时候留守的明军部队都安置好了，朝鲜军队也都整训完毕，届时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没后顾之忧了。至于这个日本人使者要杀要剐还是要送去北京，听朝廷一句话。”
现在石星要求把使者送到北京去，宋应昌却没答应。宋应昌心里正来气呢，我刚上书说封贡是假的，现在石大人您又让把日本使者送北京议和，这不是让我自己抽自己嘴巴吗？
在之前那一轮弹劾里，宋应昌被弹的最凄惨，替石星背了不少黑锅。现在石星又来这么一出儿，让宋应昌十分不爽。
石星对宋应昌的消极也很不高兴，三番五次催促，宋应昌却始终不予正面回应。他的理由是：内藤如安自称是为和平而来，可身上什么文书都没有。陛下要求必须有关白的降表，议和才能继续。
宋应昌搬出皇帝来当挡箭牌，石星无可奈何，只得指示他尽快去日本弄一份降表回来。
宋应昌、石星之间书信往返，一转眼就到了十一月份。在这期间，沈惟敬在平壤呆得如坐针毡。内藤如安迟迟不能赶赴北京，这让他有很不好的预感。拖的时间越长，他的谎话被识破的可能性就越高。
需要说明一点。在沈惟敬胆大包天的操作下，内藤如安表现得非常恭顺，一副要去膜拜天朝的嘴脸。无论是万历皇帝、石星还是宋应昌，在这个阶段都不知道秀吉曾经提出过七条极其苛刻的要求——若是他们知道这个，恐怕早就掀桌子开打，断断不会再有任何和谈。
另外一个谎言制造者小西行长在西生浦也特别着急，太阁大人已经从秀赖公子的狂喜中逐渐清醒过来，开始询问北京啥时候把割让朝鲜的文书签下来。小西行长实在等不及了，给沈惟敬写了一封信，言辞严厉，质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沈惟敬接到信后一阵苦笑，这事已经有点脱离控制了，他也没好办法。
事情就僵在那儿了。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万万没想到的是，最后帮他们解了围的人，居然是加藤清正。
自从明、日停战以后，大规模战斗停息了，可小打小闹却始终不断。在庆州、熊川等地，日军与明、朝联军经常发生战斗。在十月二十九日，加藤清正与朝军在永善又爆发了一次冲突，朝军将领赵希仁战死。十一月二日，明方本想派遣沈惟敬去交涉，可是他离前线太远了，临时派出了一个叫谭宗仁的指挥，前往熊川质询。
加藤清正二话不说，把谭宗仁软禁在了营中。消息传回到明军这边，沈惟敬精神一振，意识到这是个机会，主动请缨前去交涉。明军军中没人愿意去跟倭寇来往，既然他主动要求，便把他放了出去。
沈惟敬到了熊川以后，没去找加藤清正，先找到了小西行长。两人一见面，沈惟敬赶紧把大明提出的条件告诉行长，行长一听急了，说这跟太阁大人提的要求差太多，根本不可能谈得拢啊。
这事若是揭穿，无论小西行长还是沈惟敬，都没好果子吃。两个人愁容满面，都在问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还能怎么办？继续瞒吧！
万历皇帝不是要关白降表吗？没问题，我们给你伪造一个！
十二月二十一日，两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居然真的伪造了一份降表。
在这一份伪造的降表里，“丰臣秀吉”极其恭顺地表示，先前的战争完全是一场误会，实在是因为日本太过迫切要向大明进贡。现在误会既然消除了，日本知道自己的错误，希望大明皇帝能够原谅，并赐予“日本国王”的称号。
小西行长怕这谎撒的太大无法收场，还特意修改了“秀七条”的内容。秀吉说要割让四道，他大笔一挥，改成割庆尚一道；秀吉说要公主，他大笔一挥，说女人不要了，赏赐两万两银子就行；秀吉说了四、五条要求，他大笔一挥，改成只要堪合贸易恢复就好。
若是让秀吉知道，这每一处改动，都足以让小西行长剖腹一万次。
很多人看到这一段历史，对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举动都大惑不解，这么明显的谎言，难道他们以为日本和大明是白痴吗？
其实，如果把整个议和活动串起来就会发现，两人开始时候只想撒一个微不足道的谎言，接着为了遮掩这个谎言，不得不去撒一个更大的，逐渐升级，逐渐失去控制，等到他们意识到整件事情已经上升到一个荒谬地步的时候，已经无法回头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谎言有多可怕。
第八章 这是误会
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兴致勃勃带着《关白降表》回来的时候，已经是万历二十二年春天了。他觉得这次出使非常完美，满怀希望地去找宋应昌表功，可是等到他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宋应昌离职了。
无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这个时候都已经对宋应昌失去了耐心。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五日，石星上书，先称赞了一番宋应昌在过去两年里的贡献，然后说他既然已经回国，但倭寇的事不能没有人管，推荐了一个叫顾养谦的人来接替。
对于宋应昌，石星自认仁至义尽。他并没有剥夺宋的职务，而是让他以胜战之身回京卸职交任。更何况，此时主战派对宋应昌不满已久，如果他还留在这个位子上，早晚要出问题，还不如急流勇退，保全自身——把他召回北京，也算是一种爱护。
宋应昌没办法，只得返回大明。在临走之前，他还反复叮嘱朝鲜人和驻朝明军，千万不可撤军，否则局面会不可收拾。他回到北京，交接了职务，还得到了万历皇帝的称许。可他在京城屁股还没坐热，铺天盖地的攻击就涌了过来。
广东道御史唐一鹏、河南道御史黄一龙、辽东巡抚韩取善、兵科给事中吴文梓、直隶巡按李尧民等人开始对宋应昌展开了持续不断地参劾，参劾的内容五花八门：从“经略失当”到“畏缩避战”，从“贪冒军功”到“任用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