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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这场战役描述的主要部分，也就是战斗过程，全取自于《黑田家记》，这是诸多史料里描述最为详尽的一份记载。其中关于明军将领姓名的部分错误，我们做了必要的修正。根据这本书的记录，整个稷山之战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与明军的遭遇战，不敌后退。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听从毛屋主水的建议，用铁炮吸引注意，主力自侧翼逼近作战，打破了明军的排盾阵，明军被迫后退。
第二阶段，黑田长政本队三千人听到枪炮声，催马急进。此刻明军派遣别动队截断了素沙坪以南的小桥，把日军先锋堵在素沙坪，使后续部队不能前进。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三将则在明军猛攻下，行将崩溃。
第三阶段，黑田三左卫门强行渡河，重新占领小桥。后藤基次与黑田长政分据两侧山头，母里、后藤队与解生所部激战，击退之。
第四阶段，牛伯英与解生、杨登山等人会师，再度发起突击。日军被击退。
第五阶段，黑田长政本队投入战场，明军后撤。
第六阶段，明军李益乔、刘遇节援兵抵达，再次回身向日军发动进攻，双方胶着不下。黑田长政采用竹森新右卫门的策略使明军暴露出左翼，发动攻击。正好天色已晚，明军全线后撤。
毛利秀元所部同时赶到战场。
而明、朝史料对于九月七日这场战斗的过程，记载都不是特别详细，只是简单地记录为“察贼未及成列，纵突骑击之”和“一日六合，贼势披靡，日暮各歇兵屯聚”等等。
这里的 “一日六合”，应该就是《黑田家记》里提到的六个阶段。
在《黑田家记》的描述里，对整个过程中日军的英勇极尽描摹之能事，对明军的反击却是寥寥几笔带过，轻描淡写。这是日本史料一贯的夸大其词，不算什么新鲜事。可我在阅读这段史料的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再仔细一想，终于发现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这段记载将黑田长政与麾下众将在稷山的表现，描绘成是一场日军以寡敌众、几度濒临绝境、最后依靠勇气才击退敌人的惨烈胜利。
前面提到了，毛屋主水赫然以长筱之战的规模来比拟明军阵容。而长筱之战织田军是三万人出阵，武田军是一万五，也就是说毛屋认为对面的明军总兵力至少是数万人的规模。
接下来在反复六次的拉锯战中，日军将领也多次发出“大兵胜逾桥，我恐难支，是吾死所也”、“敌军十倍而我无后继，不可不死战”、“彼多兵而我寡”的感叹。一直到天黑，黑田军也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即使是黑田家自己的描写，也仅仅只说明军“扰乱不能成备”，最后还是全靠毛利秀元后军赶到，才使“敌余军不敢战而退”，这才罢兵。
要特别注意的是，日方说明军是不敢战而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破绽。因为哪怕按这记录，也说明即使毛利援军赶到时，明军还是处于攻击状态的，在毛利军抵达战场后，明军才放弃攻击而退去。
日方记录，包括《黑田家记》在内的各种“家记”史料对战争的记叙有个显著特征，或者说是个规律：如果是日军取得胜利的场合，会极力夸耀杀伤明军数量之多，明军如何一溃千里；如果是日军战况不利的，就极力扩大明军兵力，然后夸耀日军将领之武勇。说白了，赢了就是“屡战屡胜”，输了就是“屡败屡战”。
以前有个解放战争时期的笑话，说地下党从严密封锁的国统区报纸上，仍旧可以判断出内战局势。只要看到哪里国军“英勇奋战”，就意味着国民党在这里吃了亏。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就意味着有一场大败；如果是“不顾牺牲英勇奋战匪不敢追”，就意味着有一场大溃败。古今一辙，可以互相印证。
明白了这个规律，再回头看《黑田家记》，会发现主笔者不遗余力地赞美黑田诸将多么勇气十足，多么骁勇善战，多么能在逆境中保持战意。这本身就暗示了一个关键问题：稷山之战对黑田长政来说，确实是一场恶战和苦战。
与之相反的是，主笔者一提到稷山之战中的明军，则只是淡淡地形容说“惊顿”、“败走”、“不敢战”云云，这恰好反证了明军损失很小，小到一贯擅长夸大其词的《黑田家记》都没法吹牛，不然他们早就吹嘘杀得明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了。
应了那句话，没有态度，也是一种态度。
问题在这里出现了，明军到底有多厉害，能把一代名将黑田长政逼到如此地步？
无论讲什么战斗，总要先了解双方兵力配制。那么就让我们先看一看双方参战人数吧。
黑田长政的第三军团在壬辰战争时期的总兵力是两万五千人，经历了战争损失，再加上原属三军团的岛津义弘被分出去独立成军，到了丁酉再乱开战时总兵力下降到一万人。这一万人里，包括了黑田长政的五千人本队，毛利吉成的两千，还有岛津忠丰、高桥元种、秋月种长、伊东佑兵和相良赖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乱的日军虽然仍以军团区分，但大多数时候却是随意调配。全州会师以后，毛利吉成和岛津、高桥、秋月等部没有跟随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了全罗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几路中去。跟随在黑田长政身后的，只有八军团的毛利秀元。
按日方记载，稷山之战毛利秀元只赶上一个尾巴，因此参与九月七日战斗的实际上只有黑田长政本队，五千人。
黑田军在日军中也算是擅战之军。他们打得如此悲壮，屡次发出敌众我寡的悲鸣，那么明军数量应该远在日军之上，即使没有日本人说的十倍那么夸张，怎么也得有一两倍。
那么稷山之战在九月七日时的参战明军，到底有多少人呢？
参战的四位将领中，解生麾下大同骑兵两千，牛伯英带的是蓟镇兵马六百，颇贵带的宣大骑兵三千，杨登山带的宣大骑兵一千一百，总兵力是六千七百人，这个数字看起来大于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好象很符合黑田家的记录——但是不要忘了，这只是这几位将领入朝的总兵数，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数。
《再造藩邦志》和《宣庙中兴志》里都记载，麻贵当时“夜挑选各营精壮两千人，骁将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颇贵杨登山领之，遣于天安而诸将莫知。”而看解生所部到素沙坪后的举动，可知这次行动本意是一次伏击战。也就是说，麻贵派遣部队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动，没多少人察觉。既然是秘密行动，肯定要掩人耳目，两千人可以悄悄拔营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齐动，都多是骑兵，绝不可能不惊动旁人，尤其是朝鲜人，很难保证消息不会泄露。
不过，明军真正抵达稷山的实际兵力，比两千人要多。因为解生、颇贵与杨登山是从汉城领命出发，但牛伯英却是在八月底被派去接应从全州逃出来的陈愚衷的，一直驻留在公州、天安等处，没有返回汉城。他是在半路与解生所部会合，然后前往稷山。
也就是说，解生在九月初六的总兵力，大约是在两千六百人左右。
在当天中午前后或者下午，李益乔、刘遇节前来支援。这支明军不是麻贵的嫡系，而是杨镐从平壤带过来的，总兵力是一千两百九十人。算上他们，明军的总数达到三千八百九十人。而在朝鲜方的记录里，数份记载都说明军总兵力为两、三千人。
我们再把明军的兵力向最大的估算范围靠拢些。在南原失守以后，陈愚衷带着两千人从全州撤到公州，与牛伯英合兵一处。杨镐九月初三入汉城以后，把杨元、陈愚衷拿下治罪。此时军情紧急，不可能把这两千人都叫回汉城，按照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杨镐派人行文到军中，拿回陈愚衷，陈所部应该会暂时交给牛伯英代管。
这样算来，牛伯英与解生会合的时候，他所能带的最大兵力是两千六百人。当然，他很可能只带了一部分。如果按最大兵力算，他与解生会合后的兵力为四千六百，再与李益乔合兵，达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这个数字，应该比较符合常识。在日军数万大军面前，麻贵如果只派两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过儿戏。他的真实意图，应该是从汉城派出解生两千，与孤悬在外的牛伯英两千多人会师，再加上杨镐派出的一千，这才有足够的兵力与日军周旋。以往史料只记录了汉城出发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处的位置。
无论是两千人、两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还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军的总兵力最少不过是黑田军的一半不到，最多也只是与黑田军持平或多八百九十人。
现在，就让我们按这个兵力部署再复原一下素沙坪战斗。
第一路明军，由总大将解生率颇贵、杨登山等，总兵力两千。他们遭遇了黑田军先锋黑田图书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的两千人，双方兵力对等。由于开始误认日军为朝鲜军，被日军先手攻击，随即进行反击，击退日军。日军改变战术，明军攻势稍挫，但马上派遣别动队抄了日军后路，包围了日军后发起猛功，日军不敌行将崩溃。
黑田长政三千人本队赶到战场，日军总兵力达到五千，明军为两千人。日军三名将领冲开明军抢占桥头的别动队，先后率部杀入战场。明军兵力不支，整兵后撤。
明军牛伯英所部赶到战场。如果按他本部兵力六百人算，明军总兵力为两千六百人。如果按他可带最大兵力计算，则明军总兵力是四千六百人。牛伯英所部杀进战场后，日军再次不敌败退。黑田无奈之下，将所有五千人兵力都投入了战斗，随即明军李益乔、刘遇节也前来支援，双方战场兵力再次拉平，胶着不下。然后天色已黑，两军罢战就地扎营，均未离开战场。
在初七日战斗中，黑田长政的五千人对上数量少于自己的明军，却被数次打得叫苦连天，不得不靠夸大敌人数字来掩饰自己的痛脚，这战斗力实在是可堪玩味。
而且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他还隐瞒了次日的战斗，直接把第二天赶到战场的毛利军提前运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