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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证据证明对立面作家在“文革”中丧失了立场、出卖了战友、伤害了文化，于是纷纷把材料送到车部长处，结果，车部长只能两头灭火，得罪两头。我听下来，他也有一点个人倾向，但正是这种个人倾向，引起了另一拨人的强烈反弹。反弹的方式是以资格老的革命者身份来训斥资格浅的革命者，外带以一个著名作家的身份来训斥一个文艺爱好者，车部长怎么受得了？怎么不委屈？“他们不想想自己不光彩的事情！”车部长说，“自从清查以来，我这儿收到揭发他们‘搞腐化’的材料就一大堆，都什么年纪了，见一个要一个！我昨天还收到一份揭发，说那个作家骗女孩子，光自己标点符号的稿费就够经常请客吃饭的了。你听听，把写作当作‘搞腐化’的资本了……”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明白了。在当时，这三个字就是借指霪乿事件，十分通用。甚至司法文告、干部处分决定上也这么写，直到很晚才被诸如“不正当的两性关系”等提法所代替。其实在民间，分不清词语的褒贬，连“正当”的关系也算。我曾看到一个中年人的有趣回忆，当年他与未婚妻谈恋爱，一度手脚失度，未婚妻正色道：“搞腐化，只能在正式登记之后！”今天车部长所说的“搞腐化”当然是指非正当的。他的由衷愤怒使我更明确地意识到，清查运动实实在在有点走歪了。即使不算生活作风问题，仅从政治节操而言，那些作家也很可能在“文革”十年间干了一些不光彩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总体上是被打倒、被羞辱、被抄家、被剥夺阅读权利和写作权利的可怜群体啊。他找我倾诉，证明他个人对我的信任。因此，我明知他不愿意听，还是又一次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了。我说：“车部长，其实这些作家，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们在‘文革’中的许多行为，也是被迫无奈。因此说来说去，还是要算‘文革’的这笔总账。清查的大方向，应该……”车部长知道我会说什么，立即把话插了上来 ：“今天不谈这个了吧。”但我还是很不识相地加了一句 ：“说真的，据我的观察，清查这样搞下去，有点近似于瞎子摸象！”“什么？瞎子摸象？”他立即不高兴了。我一直不知道我所说的这个成语为什么会如此深深地刺痛了他，因为他后来在几次报告中都反复提到：“有人说，上海的清查是瞎子摸象，请问，谁是瞎子？谁是象？”我甚至感到，这四个字，就成了我和他中断友谊的关键所在。他面无表情地站起来，拿起墙角的热水瓶，给我的茶杯加水，又给自己的茶杯加水，一直不说话。他从受老作家奚落的委屈中走了出来，又恢复了部长的尊严。过了好一会儿，他用冷静的口气说 ：“‘文革’再有问题，也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直接领导的。上海的清查不是没有大方向，一是要清查反对毛主席的言行，二是要清查反对周总理的言行，三是要清查与‘四人帮’牵连的人。”按照语言逻辑，我本想说，这里所说的“反对”、“言行”和“牵连”都太宽泛，缺少限定。作为政策实施，至少要举例说明。但看他的脸色，我没有说。那天告别，彼此都有点矜持。我知道责任全在我：瞎子摸象。 ＇返回目录＇ 。 想看书来
隐秘的河湾（7）
半个月后，我接到通知 ：暂停文艺组清查召集人的职务一段时间，先把一封信的事情说清楚。一个姓王的材料组成员悄悄告诉我：“车部长说了，你在‘文革’十年间表现良好，这封信如果真有什么问题，说清楚就可以了，不要揪住不放。”但是，要说清楚这封神秘的信，实在不容易。一开始他们就告诉我了：我的这封信，是写给一个叫房佐庭的人的，因此有人说，有“打小报告”的嫌疑。房佐庭是当时一个老干部马天水的秘书，这我听说过，但我根本不认识他，连名字的这几个字是不是这样写也不清楚，怎么会给他写信呢？材料组的人见我想了好些天也没有想起来，终于决定提醒：“那封信，是为了沈立民的事。”“沈立民？”我一下想起来了，而且全部想起来了。这个名字，把我带到了“文革”中在农场劳动的艰辛岁月。我前面说过，那年我带领伙伴们用身体填堵决口，最后被拉上堤岸时全身已经冻僵。幸好，那天宿舍里留着一个身体极弱又患眼疾的病号，他就是沈立民。沈立民见状，立即把我们一个个按在床上，端着水来挨个儿擦身，擦完身，他又用双手狠命地搓我们的四肢，搓完这个搓那个，忙来颠去，直到我们一个个睡着。从农场回到上海后，他眼疾加重，几乎成了瞎子，被分配到一家工厂工作。有一天他摸着墙壁找到我家，把我吓了一跳，连忙搀扶住他，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忙。他说：“你有没有办法通过任何一家报社，转一封我们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给上海分管工业的老干部马天水？”我问信中说什么事，他说主要是不满意他们的车间主任。我说报社信函太多，容易遗失，还不如从邮局直接寄。我听说过这位老干部的一个秘书名字，就寄给他，试试看。他说好，就把那封集体签名信摸了出来。我一摸，觉得信写得太长了，建议由他简述几句信的内容，由我记录并加上自己的签名，放在全信之前，算是对他的帮助。这事不到五分钟就做好了，我就扶着他，找附近的一个邮局寄走，然后送他上车。材料组的人听我说完，点了点头，表示事情的经过与他们已经去找过的沈立民的叙述完全一致，但又补充说：“问题是马天水真的收到了这封信，还作过批示。现在他出了问题，这事也就成了事儿了。”“但无论如何，这是车间工人的集体签名信啊！”我说，“他们给市政府分管工业的领导人写信，说说车间主任的事，怎么就成了‘小报告’？他们前几年怎么知道马天水后来会犯错误？”材料组的人说：“事情清楚了就好。”我想，事情总算过去了。这件事，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瞎子摸象”这个成语的含义，到时候还要与车部长辩论一番。我猜，车部长知道真相后一定会哈哈大笑，然后问我：“你说，那位失明的残疾人是摸着墙找到你家的？”我点头。于是他调侃自己：“那就对了，他是瞎子摸墙，我是瞎子摸象！”谁知，一切都不如我的预想。在这样的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疑点被审查，立即就会引来大量的揭发信。这就是政治运动中的所谓“黑子爆炸”效应。一个月后，我被通知：还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说清楚。由于从那封集体签名信到这次“更重要的事情”，都以扑朔迷离的方式出现，我顿时在人们的窃窃私语间名播远近。 ＇返回目录＇
隐秘的河湾（8）
我见不到车部长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另一位老人：冯岗先生。冯岗先生是一位资深的文化官员，上海老一代新闻界朋友都知道他。他代表领导部门找我谈话。我以前没见过他，却早就知道他，因为他是我的同系不同班的同学冯慧的爸爸。听说在“文革”中也受过很多苦，后来也进入了写作组系统。清查运动开始以后，写作组系统中像冯岗先生这样的老干部都全部成了清查领导成员。他们手下有一批“骨干”和“积极分子”，实权在那些人手里。冯岗先生自己是文人，又经常被审查，再加上秉性善良，因此见我的第一眼就充满了同情。握完手之后，他又把另一只手合过来，捧着我的手好一会儿，这是他不出声地表达同情和关爱的办法。他在请我落座前又亲自将那把本来已经摆得好好的椅子搬移了一下，扶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然后又给我泡了一杯茶。最后，坐定，他才长时间地盯着我，轻声问一句：“弄清楚了没有，怎么被审查了？”“总不会还是那封信吧！”我说。“你啊！”他说了声，摇摇头，不再说话。看得出，他在犹豫，要不要今天就“启发”我。也看得出，他终于下了决心。他把自己的椅子往前顿了顿，问：“你，有没有——防扩散的言论？”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防扩散言论”是指议论毛泽东主席的言论。这种言论一旦有人揭发就严封密裹，连一般专案人员也不可偷看，哪个负责人看到了更是严禁复述，如果复述，他也犯了罪，因此叫“防扩散”。这种案件的麻烦就在于不可复述，很多人被关押审查了十年，人们也全然不知道他到底说了什么话。我的脑中轰然一声，自知陷入了一个黑洞。我在这方面自然说过一些话，但哪几句被揭发了呢？如果交代得多了，不是增加了黑洞的深度？在此我要深深地感谢冯岗先生，他以违反清查纪律的方式，“启发”出了我“议论”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话。冯岗先生还建议，把产生这两句话的思想过程写一下，有个“缓冲”。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份思想汇报。从此，从车部长开始，上海宣传文化系统一次次清查工作动员报告中，都有了一项“有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法。开始我还以为说别人，有一次报告正说到这里，遇到了冯岗先生闪电般投来的目光，我一怔，心想这就是说我了。冯岗先生瞥了我一眼，是好心地观察我是否经受得住。成了全市典型，事情就很不妙，据报道，前不久有的省还在处决“反对毛主席”的人。我有点担忧了，便向清查组提出，那份思想汇报记忆有误，需要补充修改。修改时，我把“毛主席对‘文革’错误应负很大的责任”改成了“应负相当的责任”，以为“相当”有弹性，定案会轻一点。但正是这个改动，又使我成了清查运动中“态度不好”的典型。“其实我是随口说，哪里记得是说了‘很大’还是‘相当’。那个揭发的人，就能保证？”我对冯岗先生抱怨。“那你一开始就交代‘相当’，不就好了吗？”冯岗先生说。“一开始的交代是你启发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