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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 好像有点贵，但是这个价钱不是我定的。
还有一个原因，这本书可能纸用得薄了，它有六百多页，如果按照正常装订，它应该是上下两册这样的量。我的其它书，像《千年一叹》比它还厚，但是它的字只有它的一半左右。所以它用了一个很薄的纸以后，造成大家这种感觉，其实它的量很大。曾经有过上下两册这个考虑，如果上下两册不会有这个感觉了，但是买起来不是很方便。
网友：您打算做一个文化公司，是这样吗？
余秋雨 ： 是这样的，不是我做文化公司，是有中国的新华书店总店，还有文化部的对外演出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还有一些朋友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书友会，这个书友会也带有图书发行某一些职能，他们邀请我参与，他们希望我能够在这个书友会里，和其他教授一起向书友们推荐书，我就参与了。
但是这个书友会肯定带有经营性质，我参与，但是没有参加经营的操作，我也不知道怎么操作，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的想法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出路在于某一些文化有没有可能进行企业化的运作，而不要完全是官方来进行企业化的运作。
报纸上刊登我投资多少钱，那个数字是夸张了，我没有那么多钱。（笑）
网友：您的《出走十五年》搜集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行者无疆》一部分文章，您是不是有意识进行总结，这种结局方式彰显怎样的精神结构？
余秋雨 ： 这个书的出版不是我的意思，上海有一个杂志叫《收获》，《收获》编辑部，他们当时编一个《收获丛书》，就是作家们在他们收获杂志发表过重要的作品，我这个也被他们选定的对象。我因为当时不是写长篇小说什么，还是文章的集结，就出现这本书。
《出走十五年》这个题目是我出的，十五年不是全部文化考察，十五年还做好多别的事，但是决定出走十五年了。确实对于我的文化考察是有总结的意思。
人生其实像我这样的年龄，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做一些总结的，不能一直到自己生命结束以后，靠别的人来给你整理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些总结。总结并不是不重要，在自己亲自总结以后可以更好来走新的路。
主持人 ： 那么《借我一生》是对您自己生活片断一个回顾。《出走十五年》是您对你文化活动的回顾和总结？
余秋雨 ： 不一样，《出走十五年》是以前写文章一个选编，《借我一生》完全是新写的，完整我自己写的一个作品，很完整的一个作品，性质有点不一样。
网友：好久没有听到马兰老师的消息，想请您介绍一下她现在在忙什么？
余秋雨 ： 马兰我想她此时此刻就在网上，她面对这个问题一定感到很欣慰，因为很多观众惦念着她。她想寻找一个更适合她的表演艺术方式，寻找不是某一台戏，她指的是一种生态，有点难度了，因为文化在转型，靠一个个体艺术家的努力，做一个非常好的作品出来，有很大的难度。
但是我可以这么说，她现在不断地在走向成功，因为有很多极优秀的艺术家参与我们的事情。所以我相信明年马兰会有一台演出，这个演出不追求轰动，这是马兰的特点，马兰是很低调的人，大家看得出，她不追求轰动，但是她会让自己的观众看到她的一个新的作品，但这个新的作品，好多东西都是观众很熟悉的一些音乐曲调和内容，大概是这样。
网友：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对外来的文化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漠视，作为一个学者您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吗？您的《文化苦旅》是否已经结束了？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4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5
学者余秋雨访谈风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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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 ： 我很多年前也想到同样的问题，我的知识结构的立足资本是欧洲，因为大家看到我的学术著作就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中华文化既然有可能复兴，我在中华文化的普及上应该做一点事，做的事就是我用我的脚和我自己的眼睛去面对废墟，所以我写的那些文章本来就是为了做这件事。
其实我所有的后来的旅行的文学，都在想让现在已经对中华传统文化没有亲切感的年轻的一代，这年轻的一代包括海内也包括海外的华人，他们能够在看上去已经冰冷的中华文化的肌体上，重新摸到一点体温，我这么做的。在这个事情上我大概已经做了一点工作，因为至少海外的华人，他们会同意是在我的文章当中接受了比较多的对中华文化的了解。
但是我一直做下去，我相信别的朋友也会一直做下去。关键不能怪年轻一代，也不能怪时代的风潮，关键是文化的传播者做得不够，年轻一代对传统很陌生，他们有重新选择传统的权利，也有放弃的权利。他们做得比较莽撞，比较有经济文化的人应该帮他们选择，应该做这方面的事情。
做这方面事情会受到多方面指责，比如传统文化捍卫者就会指责你为什么把传统文化讲得那么通俗。不喜欢传统文化人说你怎么老是讲传统文化？我非常希望有更多的人做下去。
有的国家其实经济比我们发展还要快，但是他们传统文化保存还是不错，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有信心，在这个领域里面大有努力的余地。
网友：您说文化建立于市场，您的散文很畅销，可以把您称之为文化传播者吗？
余秋雨 ： 我觉得这个话太简单化了，文化有很多层次，文化有大量极优秀内容，它和市场没有关系，它是一个民族的积累，对于一个民族需要积累，需要记忆。但是当一种文化它需要被接受、被接受这个概念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市场，不一定通过买卖来做的。比如有一些宗教，他很好传播他的宗教，他不是市场，这种概念他也传统很好。
所以我说文化离不开市场这个话，好像我不是这么说的，可能有点误会，因为我的脑子逻辑结构不是这样。但是每个时代一定要有人在文化上做传道者，使文化整体概念的传道，这是一种。
还有具体，比如中华古典文化的传道，都要有人这么做，这是文化人的使命。高楼深院里面的研究是需要的，但是更需要有一批人现在让研究的成果变成尽可能多的人能接受的这种方式，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一学欧洲的启蒙主义者。
主持人 ： 您觉得您是成功的文化传播者吗？
余秋雨 ： 取得了部分成功。为什么？我想台湾的读者能够感觉得到，香港的读者能感觉得到，他们本来由于政治原因和其它原因对中华文化非常隔膜，甚至有一点敌视。台湾有一本书叫做《到绿光咖啡屋听吧读余秋雨》，他们所说的读余秋雨就是读《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就是讲中华文化的凄凉，他们这一点能够接受，包括马来西亚、新加坡都能够接受，我想在这些领域里面传播是有效的。
还有年轻一些中学生、大学生他们可能对传统文化有一些阅读障碍，他们把我的书作为一种阶梯，开始对中华文化有另外一种感觉，这我觉得做到了部分。
但是我肯定不会做得非常好，比如像做到现在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怎么招来那么多别的声音，别的声音以后，我现在真是叫做害怕这些不好的声音针对我也罢了，如果是顺带者针对我所传播的极其美丽的中华文化了，这就不好了。如果只说你的这个文章不好，这个问题不大。
但是我文章是在传播中华文化，一起一锅煮了就不好，我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华文化，你以为在普及，结果普及了一种指责，明明是指责我的，结果把我的文章一起弄掉了，或者我把文章所传达的一些思想弄掉了，这个有点对不起了。这也是我后来不太想写的一个原因，希望网友能够理解。
网友：您在您的旅行中，您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能总结一下这几十年的旅行中，对您人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影响？
余秋雨 ： 旅行是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过去所研究的书面文化，这是一个前代人，或者是古人他们记述下来的学问。当文化要生根在现代，我们一定要直接面对，我提出概念叫文化现场，文化真实在碰撞，在发生着状态，叫文化现场。
古代的文化现场在我看来叫废墟，它也发生过文化，现在的文化现场就要到现场去看。大家知道一个人到现场和在书本当中了解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哪怕已经成为废墟，你也应该到一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的出走，使得文化和今天的观感紧紧连在一起了，对我自己来说是这样。它不是一个遥远的梦幻，哪怕是废墟也是现实，我看到的废墟，我会思考这个废墟产生的原因和它今后会怎么样，这是使遥远的文化现场化了。
后来使我停不得的原因是，我越走越觉得考察的重要性，所以我就从国内走到国外，从安全的地方走到不安全的地方，横比竖比，在现场当中知道中华文化优点和缺点在哪里。表面上我在伊拉克考察是巴比伦文化，巴比伦文化曾经比中华文化还要辉煌。我在对比这两种文化的立场，对比的时候它的终点不是巴比伦文化，终点是中华文化。很多读者不太可能去，用我考察的眼光记述下来，传达给读者，我想这样东西对我来说，我自己觉得做了不少事情。
第三个就是我不断地出去走，又把文化的探索和我的生命感连在一起了，这必须是要花力气的，必须是非常艰难的、非常辛劳的一件事情，而且很多地方确实还有危险，把文化考察和生命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感觉，是与我过去书斋写作和大学讲堂里面讲课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一直对我学生说，趁你们年轻能多走就多走一点。文化在书籍里面只是一小部分，更多的它处于一种发声状态，直接去面对。像欧洲很多考察者，像我们中国历史上比较辉煌时期的那种从司马迁到李白这些人，浩浩荡荡走在路上来度过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