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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并不如烟-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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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父亲得知这个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清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讳地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过去,什么事情都要统战部点头,我们有些人常跑统战部。不少职务安排的是交叉党员。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民主党派要有党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几天后,父亲请徐铸成、储安平和萧乾来家吃晚饭,这是父亲自掏腰包的家宴。别看这三个人,均无官职,但父亲把他们视为贵客,特意叫洪秘书事先把拟好的菜单,拿来过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并叮嘱厨师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领。父亲在饭桌上告诉这三个资深报人、编辑兼记者:中共极有可能恢复“大公”、“文汇”、“光明”的民营性质,把“大公”还给王芸生,将“光明”“文汇”做为民主党派报纸,交民盟去办。 

父亲兴高采烈地说:“社会主义建设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现在知识分子有些牢骚,《文汇报》要好好地搞搞百家争鸣,《光明日报》今后也要改组,这两家报纸在新闻界放出一朵花来。”又说:“非党报纸应该有自己的见解,在国际方面,要多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在国内方面,也不要和党报一样。” 

父亲的这番话,给了徐铸城极深的印象;萧乾对满桌的饭菜赞不绝口;而储安平则向徐铸成详细询问了《文汇报》编辑部的组织情况,外派了多少记者,还打听了上海关于电影的讨论情况,徐一一作答。 

黄酒一坛,佳肴几味,觥筹交错本为联络感情,疏通关系。他们之间似乎不用联络与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与此同时,似乎每一个人都窥探到共产党办报政策的松动,为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展开的动人图景。大家无不为此而兴奋。 

我家的规矩是大人请客,小孩不上席。透过玻璃窗,我看见了这三位贵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储安平。他面白,身修,美丰仪。记得一个上海资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诉过我:无论男女,如果其侧影很好看,那他(她)就是个真正的美人了。储安平的侧影,很美。 

饭毕小憩后,客人告辞,大家漫步庭院曲径。入夜时分,暑气全消。微风解愠,又送来花的芬芳。萧乾、徐铸成走在前,父亲与储安平行于后。 

父亲轻声对储安平说:“老储,我向你透露一个消息。如果请你来办《光明日报》,能从九三过来吗?(储的工作关系在九三学社)” 

难以置信的储安平,怔住了。夜色里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闪烁。 

这一刻,“两张落叶,偶尔吹在了一起。” 

而这一刻,也悄然开始了储安平的人生厄运。 

(19)57年1月22日,民盟中央在父亲和罗隆基的主持下,接办原属于民盟北京市委编印的《争鸣》月刊,并将其学术性争鸣刊物,改成政治性刊物,实施他们“以言论政”的办刊方针。不久,在民盟的中常委人选增补会议上,父亲提议储安平接替胡愈之任《光明日报》总编辑⑷;提议千家驹担任民盟中央《争鸣》刊物的总编辑。上海《文汇报》复刊,经与罗隆基商议,决定由罗隆基负责,徐铸成出任总编辑。 

会后,父亲高兴地对别人讲:“以后,我要多管点《光明日报》了!” 

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家,到父亲书房去问候他,只见紫檀雕花书桌上放着一册黄色封面的新书,书名是《新疆旅行记》。打开扉页,上面用钢笔写着:伯钧先生指正,落款是储安平。 

我问:“储安平到底是个什么人,是个作家?还是个办报纸的?” 

父亲说:“应该说,两个身份他都有。但他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办的一本叫《观察》的杂志。” 

我家里订阅和赠送的杂志极多,其中的一本叫《新观察》,却不知还有个《观察》,遂问父亲:“《观察》是什么?” 

“我带你去看《观察》。”父亲一边领着我去南书房,一边说:“这是解放前两、三年在国统区出尽风头的一个政论性刊物。因为它是纯民营的,所以保持着超党派的立场,有一种在野论政的特色。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条件下,储安平能以批评政府为业,为言论界开辟出一条道路,是非常不易的。说他是中国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过份。这也是我最看中的地方。” 

南书房是父亲藏书的一长排南房。这里的书架顶天立地,其中的一间房内,藏有几乎全部的民国期刊。父亲爬上为专门拿取顶层图书而作的木梯,从许许多多的老旧期刊里取出一摞《观察》递给我,说:“你拿去读吧。” 

从藏书房出来,父亲拍着身上的灰尘,说:“储安平是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的。我原以为他是罗隆基的学生。今天才知道,张东荪教过他,而努生(即罗隆基)在光华教书的时候,他已不在学校了。他去英国留学,还是张道藩指示江苏教育厅给予的资助,后来,张道藩又继续资助过他。” 

我大为诧异,道:“在学校读鲁迅的文章,老师告诉我们张道藩是坏蛋,反动透顶。他还破坏徐悲鸿的家庭生活。” 

父亲笑了,说:“千万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其中包括老师讲的和报上登的。”我特爱父亲,也特听他的。 

父亲又说:“你知道吗?储安平还是个美男子呢。” 

“真的?”我记起从玻璃窗看到的那个侧影。 

说到男人的相貌,父亲的兴致挺高。他说:“共产党里面有三个美男子,如周恩来。国民党里有三个美男子,如汪精卫。民主党派也有三个,如黄琪翔。储安平也是其中之一。” 

“爸爸,在这九个人里面,谁最漂亮?” 

“当然是汪兆铭啦。我们的安徽老乡胡适自己就讲过,一定要嫁他⑸。” 

“那汪精卫漂亮在那儿呢?”我问。 

“在眼睛。他的眼睛不仅漂亮,而且有侠气。这个结论不是我下的,是个新派诗人⑹说的。我看,储安平眼睛也有侠气。” 

我又问:“爸爸,那储安平自己愿意到《光明日报》吗?” 

父亲答:“《光明日报》很有吸引力,况且九三待老储并不怎么好,所以是愿意来的。听到这个调动,他很不平静,但又有顾虑,怕搞不好。我告诉他调动不是出于某个人的意向。因为人选虽由民盟的主席、副主席提议,但都要经过统战部点头,像报社总编辑这样的职务,还要通过中宣部。至于顾虑,无论来自业务工作,还是来自人事关系,都是可以慢慢消除的。我和民盟中央其他同志一定支持他。如果他认为需要的话,我想还可以把(萨)空了请回到‘光明’,协助工作。” 

晚上,我仔细品度《观察》。这本杂志的封面是再简单不过的,几乎就是一张白纸,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无不赫赫有名。从胡适到邵燕祥,中国当代文化才俊,被主办者储安平网罗殆尽。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法律、文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均进入它的视野。对国家出路,朝野风云,国际动向,社会事件,思想活动,生活就业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它都以知识分子一颗自由的心灵,做了观察与回答。 

父亲走到我的书桌旁,见我翻阅《观察》,非常高兴地说:“那个时期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事件,《观察》都有报导和思考。所以,只要是个关心国家公共生活的人,都爱看这个杂志。谁要查阅和研究那段历史,我看储安平的《观察》是必读之物了。现在,不要说是个人,就是机关单位主办的杂志,也难以做到。单凭这一点,你便不得不佩服储安平。”顿时,储安平在我心中,成了和极负才气的罗隆基对等的人物。 

我不由得追问父亲:“白天,你和储安平还说了些什么?” 

父亲说,他们会晤的时间不算短。老储的话少,他的话多。自己主要是详细讲述了在四十年代创办农工党机关刊物《中华论坛》时的体会,觉得当总编辑,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网罗人才;二是可以肩负起政治责任。 

别看父亲没有直接办报,其实,他和储安平一样,对办报、办刊,也怀有一股持久的热情。我记得(19)56至57年那段时间,父亲在“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也在改进宣传工作。主张内部办“政治通报”,主张恢复解放前的杂志《中华论坛》,还要把半月刊的《前进报》改为旬刊,再由旬刊改为周刊,将来再进一步改为报纸。 

父亲说:“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每个民主党派都要办一张报纸。遗憾的是,“农工”不像民盟有这方面的高级人才。所以,因人手奇缺而迟迟没有行动。” 

2月27日毛泽东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讲话强调的就是要坚决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风趣,温热了知识分子因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而灰冷的心,也扭转了民主党派当于建国后寿终正寝的看法。 

父亲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的身份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民盟印发了讲话记录稿。储安平看到父亲在民盟的传达稿,也异常兴奋,立即建议九三学社中央转发。 

“春色满园花胜锦,黄鹂只拣好枝啼。”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和章储二人一样,他们的内心渴望着一种承担的机会。这种承担,既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也是一种自我证实的需要。而毛泽东的讲话,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亲约了萨空了,与储安平做了一次谈话。这次,储安平大概是有了接手“光明”的打算,便坦言办报的种种顾虑:既然归属于民主党派的《光明日报》需要“放”的办报方针,那么“放”到什么的程度?大知识分子有意见的话,要不要讲出来?要他们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如果报纸还仍旧停留在拥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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