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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别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样。我的这个看法，是由一桩小事 引起。一个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几个负责人罗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萨空了、 楚图南、邓初民、吴晗、闵刚侯、许广平等，在我家开会。但凡家有来客，父亲必 给每位沏茶。人多的话，还叫洪秘书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贴上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圆形 小标签，那上面有用毛笔工整地写着的阿拉伯数字：一，二，三，四，五……客人 按先后依次而拿。会开久了，茶喝多了，大人们陆续如厕。我和姐姐的书房紧挨卫 生间，谁去方便我都能瞧见，而且这些先生们进进出出，看到我都要打个招呼，聊 上几句。第一位如厕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罗隆基，因为他有糖尿病。这次的会可能 是开得太长了，女士们也开始方便。许广平先来，由于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卫 生间，故让我陪厕。 我告诉她：“您用过的手纸直接丢进马桶，用水冲掉。” 许广平听了，极认真地对我说：“这个做法不好，手纸容易堵塞马桶。要放个纸篓， 用过的手纸就丢进去，每晚再把它倒进垃圾箱。”她又用手指着水箱底下的一角说： “纸篓可以放在这个地方。” 史良继之。来了，又走了。她没有对我家的卫生间及其使用发表任何看法。翌日下 午，我正在做功课，突然门铃声大作。洪秘书跑进客厅，对父亲说：“史部长来了， 手里还提着两大包东西。”听罢，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显然不解其来由。 史良被请进客厅。她把牛皮纸包的东西往客厅当中的紫檀嵌螺钿大理石台面的圆桌 上一放，笑眯眯道：“我今天不请自到，是特意给你们送洗脸毛巾来的。一包是一 打，一打是十二条。这是两包，共二十四条。我昨天去卫生间，看了你家用的毛巾 都该换了。”她转身对母亲说：“健生，一条毛巾顶多只能用两周，不能用到发硬 。”母亲的脸顿时红了，父亲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卫生间，生平第一次用“不能发硬”的标准，去审视家族全体成员的洗脸毛 巾。天哪！父亲、母亲、姐姐和我的四条毛巾，活像四条发黄的干鱼挂在那里。尤 其是我用的那条，尾梢已然抽丝并绺儿了。此后，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变硬发黄， 但始终也没能达到史良指示的标准：一条用两周。那年月提倡的是艰苦朴素、勤俭 节约。我问父亲：“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过得有点奢侈？” 父亲说：“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国留学，住在一个柏林老太婆的家里。她 是个犹太人，生活非常节俭。但她每天给我收拾房间的时候，都要换床单。雪白的 床单怎么又要换？——我问老太太。她讲，除了乞丐和疯子，德国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与父亲的私人关系是相当不错的。一只小罐焖鸡， 也让我看到了这一点。一次，父亲患重感冒，愈后人很虚弱。史良得知后，很快叫 人送来一只沉甸甸的宜兴小罐，母亲揭开盖子，一股鸡汤的浓香直扑鼻底。她还带 话给母亲：“不管伯钧生不生病，他今后吃鸡都要像这样单做。” 父亲用小细瓷勺舀着喝，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说：“史大姐因高血压住进北京医 院的时候，小陆都要送这种小罐鸡汤。” 对父亲吃小罐鸡，我特别眼馋。一日，又见饭桌上摆着那只史良送的宜兴小罐，不 禁叹道：“什么时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亲问：“为什么？” 我说：“那样，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鸡汤了。” 父亲大笑，并告诉了史良。 史良来我家，每次都是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哪儿呢？在我对史良产生了近乎崇拜的 好感之后，便对她的一切都有了兴趣和好奇。我问父亲：“史阿姨的丈夫是谁？我 怎么从来没见过？” 父亲说：“她的丈夫叫陆殿东，外交部的一个专员，这个差事是周恩来安排的。他 的年龄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陆。当时在上海，史大姐已经是个名律师的 时候，小陆还在巡捕房当巡捕。” 母亲小声地矫正：“到了（一九）四六年，人家小陆也在上海挂牌当律师了。” “那是跟她结婚以后的事。”父亲接着说：“他们的结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里明 白。有时我想史大姐一觉醒来，恐怕会发现自己的眼泪湿透了枕衾。”从语气里， 看得出父亲对她的怜惜与叹惋。 我认识小陆是在全家去青岛避暑的途中。在火车的软卧车厢里，他对妻子照料之周， 体贴之细，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让所有的女人暗羡史良能有这样的夫君陪伴， 实在是福。小陆出出进进，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话下。午饭后， 史良说要小憩片刻。小陆听了，立刻打开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镶 有法式花边的白色织物；继而取出一个纸口袋，口袋里装的是一把小钉锤，两粒小 铁钉，一节软铁丝。我们面面相觑，不知要搞什么名堂。接着，他请来列车长，比 比划划，低语几句后，只见小陆携工具爬到上铺，在左右两壁各打进一小钉，然后 把那卷织物抖落开——原来是两尺见宽的帏帘。帏帘上端缀着一个个小铜环，小陆 将它们套入铁丝，再把铁丝的两端系于两边的铁钉。这样，一副床帏在几分钟之内 便做成了。它质地轻薄，尺寸合适，既把上铺遮得严严实实，又开合自如。史良在 帘内换上睡衣，戴好睡帽后，小陆从行李箱拿出一个木质衣架，把史良换下的衣服 抚平撑好，挂于下铺的衣帽钩。 车在行驶，车内寂静。帏帘将夏日的阳光挡在了外边，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 陆端着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赏着窗外的风景。我只要从他身边经过， 叫声“陆叔叔”，他都要点点头，圆圆的脸上泛起浅浅的笑…… 后来母亲告诉我，尽管小陆对史大姐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比保姆还保姆，但人 们都认为史大姐应该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机会。 “什么机会？”我追问着。 母亲说：“就是和你的罗伯伯（即罗隆基）呗。抗战时在重庆，他俩的关系已基本 被大家默认。史大姐对这件事是认真的，表现得从容大度。可谁也没料到会冒出个 浦熙修来，老罗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献殷勤。史大姐察觉后，立即结束了这段浪漫史 。”不想地位那么高、每逢“三·八”妇女节便要向全中国妇女大谈或大写女性解 放问题的人，在内心深处同样掩埋着一个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伤痛。 一九五六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