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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行行署，绝对没有一个灾民会没有人管而回流落街头。不要说是太原城内的哪个街区，就是哪个县，哪个乡、村出现哪怕一个灾民，当地行政人员都会生怕被人看到，报到上面去，都会马上先接回家里，再逐级上报，统一安置。否则，他们的考核成绩可就要受到影响了，年底考核时，他们的官位还能不能保住可就不好说了，至少想要升迁是没什么指望了。
这样的事，不要说一个地方军阀，就是中央政斧也做不到。因此，王兴刚现在虽然因为信仰不同，他还不能和宋哲武完全一条心，可是现在已经开始在真心帮助宋哲武做事了。
在这些问题上，虽然王兴刚很困惑，这可和他们的主张和做法相距甚远。要知道，GCD六大决议提出来的明煮革命十大政治纲领中的第七条明确指出，“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耕地归农民因此”。因此，他不能辩解，也不敢辩解。
王兴刚的沉默，让特派员更加恼怒。
“……王兴刚同志，你完全辜负了党对你的信任，完全被宋哲武所迷惑，忘记了你的任务。你不仅没有在第四路军里做党交给你的兵运工作，甚至连你现在掌握宣传委员会的机会都不加以利用，不去积极宣传我党的政策，不去积极揭露国民党和蒋介石反动派的丑恶嘴脸……”
“还有，你竟然还帮助宋哲武和资本家们组织反动工会，欺压剥削工人阶级！你的党姓哪里去了？”
说到这里，情绪激动地特派员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一提到这件事，就让王兴刚万分沮丧。
前期虽然也有众多灾民慕名而来，可是北方建设发展委员会在铁路、农田水利、新工厂的建设等方面，吸纳安置了大部分的人员，剩余的人员也都被如雨后春笋般建起来的工厂所吸收。
可是自从六月份以后，江淮流域和黄河中下游遭遇洪灾，出现大批灾民，宋哲武组织人力把灾民大批的接到太行行署，准备逐渐向北蒙安置。
因为北蒙路途遥远，宋哲武虽然组织了大量的运力，可还是运不过来，许多灾民只好暂时就地安置在太行行署等待。可这样一来，太行行署工厂就吸纳不了这么多人了。
因为人力资源充足，一些黑心商人开始压低工人的工资，更有甚者，还有的人开始雇佣童工。
这让王兴刚很气愤，不仅指示《北方晨报》加以揭露，还主动向宋哲武建言，要贾景德、何其巩等人通过行政手段，要求所有在北方边防长官公署管辖之下的工厂主，提高工人工资待遇，并在所有工厂成立工会，对这些资本家进行监督。
王兴刚提出的建议，让宋哲武很高兴，他很痛快地就接受了。
在宋哲武的直接干预之下，北方发展委员会很快下达了行政命令，不过和王兴刚的建议多少有些出入。
宋哲武认为，工资标准的高低要由市场来决定，不应该依靠行政命令，那样会刺伤商家的生产积极姓和投资热情。
具体命令是：一，禁止雇佣童工；二，设定最低工资，具体标准由北方建设发展委员会政务委员会、财税委员会和四省商会具体协商制定。并逐年进行审议，进行相应修正；三，所有在北方边防长官公署控制区域开办的工厂，必须组建工会。各县、市、省逐级设立总工会。
禁止雇佣童工这一条就不用说了，这样不道德的事情，只能偷偷地做，绝不会有商人资本家敢于公然反对，那样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了。没见被《北方晨报》曝光的那几个工厂、公司不仅被罚款，还因为名声受损，生意也受到了影响。
虽然对于设定最低工资标准，很多商家多少有些抵触，可是这个工资标准仅是上半年各省最低工资的平均值，虽然有所提高，可变化并不大，大家还是能接受的。
只是要这些商人资本家成立工会，这就让他们很抵触了，甚至有的人反应还很激烈。有谁愿意在自己的工厂里找一群“爹”呢？
不过这事由不得他们，工会是必须要成立的。在何其巩和以乔映霞为首的太行行署总商会组织下，各县商家代表几经磋商之后，最终决定，在公会章程里增加“工人不得无故影响生产，否则资方可以开除工人；劳资双方如出现纠纷，要由各县商会和上级总工会共同裁定，必要时各省政务厅和总商会要介入，协助解决。”这两条后，成立工会的事情才最终通过。
只不过，由于按照宋哲武一贯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成立工会这件事进程极快。加上GCD的组织在阎锡山时期被破坏的十分严重，山西特委的组织非常薄弱，对这件事反应的不及时。
因此，各厂公会都是在当地政斧帮助工人成立的，各县总工会也都是由各地商会和工人代表，以及各地政斧派员组成的。GCD几乎完全没有参与进来，工会系统完全被北方建设发展委员会所控制，甚至孔维还在太行行署总工会担任了副会长。这一点尤其让顺直省委的几位领导人气氛，决定给予王兴刚党内警告处分。
党内警告处分，这样的处置在GCD内来说是极重的，而且在这一时期，甚至也没有地方申诉。
王兴刚虽然很委屈，可是这工作该做还得做，只是向顺直省委要求的那样做，他是不会做的。他要是那样做，宋哲武非把他马上赶出第四路军不可，那一切可就都前功尽弃了。
王兴刚这些天正在为这事发愁呢，完全不知道宋哲武这个时候找他为了什么？难道自己又有什么事情让宋哲武不满意了？
不会呀？这段时间自己并没有做什么啊？
见到宋哲武后，才知道自己虚惊了一场。
宋哲武告诉他，“阎锡山乘曰本关东军的飞机，从大连经天津飞回了大同。”
这个消息让王兴刚吃了一惊，不过王兴刚很快经镇定下来，也马上明白了宋哲武特意把他找来，告诉他这个消息的意思。他可是《北方晨报》的主编、宣传委员会的负责人。
“司令，阎锡山乘曰本人的飞机飞回大同，这说明阎锡山已经和曰本人勾结在一起，不仅是一个军阀，现在还是卖国贼和汉歼，他这是要在山西再次兴风作浪，破坏我们太行行署来之不易的繁荣稳定，我马上回去在《北方晨报》上进行揭露，让山西人都认清阎锡山设个什么人。不过，今天的报纸已经开始发售，只能加印号外了。”
对于一点就透的王兴刚，宋哲武很满意。点点头说：“揭露阎锡山和曰本人勾结这件事是必须的，只是这件事不能最先由我们来做。这样，《北方晨报》不是和《大公报》、《申报》有新闻交换协议吗，把这个消息先发给他们，有他们先发表，然后，你在动员太行行署的媒体广为刊载。”
王兴刚稍一思索就明白了宋哲武的意思，点头答应。
“还有，要记住，这件事的关键是阎锡山乘曰军关东军的飞机回来的。另外，如果有人有其它我们不知道的消息，即使无法核实，也不要阻止他们刊登，言者无罪。”
对于宋哲武后一句话，王兴刚也是理解的，那就是可以放开污蔑攻击阎锡山。
正愁着如何想顺直省委交差的王兴刚不由大喜过望。
第四百四十七章 布局煽动（一）
在王兴刚从宋哲武那里回来的当天中午，曾经最先报道“东北易帜”和独家发表中原大战末期张学良拥蒋通电，在华北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天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在他的主编办公室里，收到了和《大公报》有新闻互换关系的《北方晨报》的电报。
电报的内容是关于被国民政斧通缉的阎锡山的，说‘阎锡山乘坐曰机，偷偷飞回了大同。’
张季鸾留学曰本，同于右任、李仪祉两人一道，被并称为“陕西三杰”，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堪称报业先驱。他在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
张季鸾不仅文笔犀利酣畅，在办报理念上也很独到和坚韧。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提出了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有几个事例可以证明《大公报》严谨的办报作风。如中央军连续三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就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过这个命令。
《大公报》在张季鸾26年接手时，发行量不足2000份，每月广告费收入只有区区200大洋，月亏4000多。可是五年后的现在，《大公报》发行量突破了50000份，已经成为华北地区最大、在全国也是非常著名的大报，这一切，都是靠着张季鸾犀利的文风和他对新闻敏锐的洞察力换来的。
对于阎锡山回到大同这个消息，尤其是阎锡山是乘坐曰本飞机飞回来的，这让这条消息会更加具有爆炸力。
虽然《大公报》和《北方晨报》有新闻互换业务，可是这样的消息是一定会最吸引读者，也是最能创造出巨大轰动效应的，《北方晨报》自己不发，却在第一时间把这条消息交给自己，张季鸾当然是明白其中的含义的。
不过，不管《北方晨报》出于什么目的，这条消息对于张季鸾也有股份的《大公报》来说，都是太重要了，有了这条首发新闻，《大公报》的销量再上一个台阶虽不敢说，可是再增加一两万的发行量是绝对跑不了的。
想到这些，张季鸾不敢怠慢，立刻喊来了几个编辑，在几个编辑震惊和万分惊喜的目光下，迅速地作出部署。
一、马上安排增印号外；二、为了抢时间，号外要随印随发；三、时事部要马上准备配发的文章，主要评论由他自己亲自捉刀。同时，张季鸾还指示时事部，立刻派出得力记者赶赴太原和大同、临汾，详细采访查实关于阎锡山的一切消息，包括太原、临汾、大同的民意和宋哲武、徐永昌以及晋绥军的态度。
虽然宋哲武入主太原只有短短的一年多，即便是从兴华迁入太原算起，也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可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