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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哲武的一点愚见，不当之处还请委员长海涵。”
宋哲武的建议可以说与蒋介石的计划基本相同，甚至前几条就是一摸一样，只是蒋介石早已有了完备的计划，更细致一些罢了。
对于宋哲武的回答，蒋介石是很满意的，这不仅是宋哲武的建议很好，更主要的是他很满意宋哲武对此事的态度。在蒋介石的心中，他要解决的不仅是李宗仁的桂系、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绥军，他还要最终解决广东的陈济棠、湖南新近投向中央的何键、云南的龙云、安徽的方振武，以周西成为首的贵州军阀、以刘文辉、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还有为了对付桂系而违心启用的唐生智，甚至也包括江西的朱培德和这个宋哲武。他认为，一切拥有军队的地方实力派，都是心怀不轨的。
只是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自持武力强大，对中央的命令不仅暗抗还敢明顶，对付他们除了武力是没有其他办法的。既然决定了要武力解决，那就要快刀斩乱麻，决不能拖泥带水。只要这三个力量足以对抗中央的实力派一解决，其他人只要不过分逼迫他们，就绝不会再有人有胆量敢同中央对抗。
对付剩下的那些小军阀们，以政治、经济、军事三管齐下就可以了，只要把握得当，逐渐分化瓦解，再不引起大的反抗的情况下，最终达到完全消化他们的军队是可以做到的。当然，有些时候以强有力的武力手段进行威胁、甚至胁迫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地方实力派对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是即支持又防范，他们虽然不敢明面支持这几人，可也绝不愿意他们就这样被中央解决掉。那样一来，他们害怕中央会腾出手来对付他们。
在蒋介石看来，宋哲武也应该有这种心理，也一样不会愿意看到他蒋中正顺利的解决桂系、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因为宋哲武骨子里也是一个军阀，而且还是一个很有发展潜力的军阀，他应该绝对不愿意看到顺利解决掉冯玉祥的西北军的。一旦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都被解决掉了，他也难免有池鱼之殃。这次他支持中央讨伐桂系很卖力，也不过就是想多讨些好处，期望他蒋中正最终把山西交给他。
他让宋哲武提供对付西北军的建议，就是想从宋哲武的话里看看这个宋哲武到底藏着什么样的心思。如果宋哲武也同那些军阀们想的一样，不愿意看到他蒋中正消灭冯玉祥的西北军，那他接下来在对付阎锡山的晋绥军时，也不介意连他宋哲武也一起收拾了。他蒋中正可不愿意一边耗费财力、心智，消灭一个旧军阀，又同时扶植起另一个新军阀。
可是这个宋哲武不仅完全支持中央、支持他蒋中正对付冯玉祥，甚至还完全站在他蒋中正的立场上为他出谋划策，这让他很惊讶！难道他就不怕接下来会对付他？蒋介石觉得他越来越看不透这个能力出众的年轻人了。
沉默半晌，蒋介石决定再试探宋哲武一次，如果宋哲武的回答无法使他满意的话，解决完冯玉祥的西北军，就不能仅仅对宋哲武防范和抑制，也不能先解决阎锡山的晋绥军，而是下一个就是要首先对付宋哲武的第四路军。这个年轻人实在是太出色了，假以时曰，必定是中央，当然也是他蒋中正的有力对手。
第一百零二章 与羊谋皮
蒋介石回过头来，走到藤椅前坐下来，看着宋哲武说：“文戈，你不仅练兵、治军很出色，也很有战略眼光。你刚才说的这几条，可以说跟中央的计划如出一辙，国民革命军里有你这样的后起之秀，我很欣慰！”
蒋介石停了停接着说：“桂系已经基本解决，西北军的问题也会很快有眉目，剩下阎百川的晋绥军一家就很好办了。只是解决了他们几家后，各地还有很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拥兵自重，划地自治，中央的大政方针在许多地方根本得不到落实。如去年8月在二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建设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划分国家收入和地方收入标准案》两案，规定了中央与省级财政的收支，将盐税、关税（海关税与常关税）、统税、印花税、矿税等主要工商税种列为国家收入。而将田赋、契税、牙税、当税、营业税等适合地方征收的税种列为地方收入。这样，通过法律的形式使中央集中了全国的大部分财力，同时也给地方保留了机动财力，地方的财政困难则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予以解决，从而扭转了自清末以来财权分散于地方的不利局面。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可是在云南、四川等地就无法推行；有的则是以各种名目理由拖延或者减少上交数额，如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广东等地。这些地方简直就是国中之国。如何解决这些新军阀，文戈你有什么办法？”
这个问题让宋哲武很不好回答，因为他自己也是地方实力派，甚至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军阀。蒋介石这是让他这个小军阀主动、而且是自愿的给蒋介石提供解决包括他宋哲武在内的众多小军阀的办法。
打个不是很恰当的比喻，这是与虎谋皮，确切地说应该是与羊谋皮。在蒋介石面前他宋哲武绝对称不上一只虎，他只能算是一只羊，被蒋介石惦记上羊皮的十来只羊中的一只。蒋介石是要问他，如何动手剥去这些羊的羊皮才不会引起羊群的激烈反抗？而问的恰恰是一只也在等待剥皮之列的羊。
宋哲武知道这是蒋介石还在试探他，可困难的是，他还不得不把“剥皮”的技巧告诉蒋介石。甚至还要蒋介石认为，他宋哲武就是要把自己的这张“羊皮”，心甘情愿的先给他。如果推脱或者是言不由衷，都势必引起蒋介石对他的猜忌。看来只有仍然实话实说。
好在真实的历史上，蒋介石就没有采取激烈的手段。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是在抗战中逐渐中央化的；四川的众多军阀实力派，是在抗战中被中央逐渐消化，最终只有杨森等少数几人侥幸保留了下来；贵州的王家烈（王家烈现在还不是贵州省主席，1932年3月王家烈才主黔政）则是在红军长征时，蒋介石借追剿之名命薛岳趁势强夺的；云南的龙云则是抗战结束时，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借龙云的两个主力师被派到越南受降的时机，以武力逼迫龙云离开云南去中央任职的。
不过这也给宋哲武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表明态度，说明自己要山西的原因，取得蒋介石的谅解和支持。
宋哲武笑着说：“委员长，哲武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既然委员长垂询，哲武就把自己的一点粗浅的想法说一下，不足之处，还请委员长不吝赐教。”
蒋介石看着宋哲武，点点头说：“文戈，你大胆地说。这里只有你我两人，出你之口，入我之耳，即使你有些错误的想法，我也会原谅你的！”
宋哲武知道蒋介石误解了他，以为他要为这些地方实力派着想，当然也包括为他自己着想，忙说：“委员长，解决完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绥军后，剩下的各个地方实力派就不足畏惧了。这原因有二：一是所有剩下的地方实力派在资历上都远远不如委员长，在党内更没有任何威望，所以也不会有任何非分之想；二是，这些人在地域上多数都局限于一偶，只是盘算着如何稳住自己已有的地盘，不敢也无力染指它省。这里尤以云南的龙云、湖南的何健和四川的刘文辉、刘湘叔侄为首的四川军阀为典型。江西的朱培德虽也有割地自保的心思，可是江西地处内陆腹地，物产又不丰富，不具备自保的条件。而且，朱培德一向紧跟中央，一旦条件成熟，朱培德自会把江西的军政大权交给中央。”
蒋介石点点头，提醒宋哲武说：“文戈，你还没有说唐生智，他在党内还是有一定资历的。”
宋哲武点着头说：“委员长，我刚才没有提到唐生智，是因为唐生智同其他的人有所不同，确如委员长所说，唐生智在党内有一定资历，也有一些威望，更关键一点是唐生智很有野心。一个有野心的人是很容易被党内反对委员长的派别所利用的，这也是我把唐生智同其他人分开来说的原因。对于唐生智，哲武以为，解决完西北军和晋绥军，下一个首先就是解决唐生智的第五路军。第五路军要编入中央军所属部队，唐生智本人必须要放弃军权，到中央任职。”
蒋介石不动声色地听着，手指缓慢而有节奏地轻轻地敲打着藤椅的扶手，显示着蒋介石在思索着宋哲武的话。
宋哲武继续说道：“对于其他地方实力派，哲武以为不能一味使用武力解决，而应该采用政治、经济、军事多重手段并用来解决。这是因为这些地方多数都地处边陲或者相对封闭地区，如云南和四川。如果对这些地方用兵，兵力过少不敷使用。如四川一地大小各路军阀就拥兵三十几万，又有蜀道地势之险，绝非短时间可以全功；兵力过多，军费耗费必然巨大，中央财政势必背上沉重的包袱。即使使用武力成功地将那里收归中央，为维持地方稳定，还要派出大批部队维持治安，这又会分散中央的力量。所以，哲武以为，对付这些人应该易缓不易急。只要他们认可中央领导，就可以不采用军事手段加以解决。首先是政治手段，可以在那里设立各级党部和中央曰报分部，既可以监督其执行中央的政策方针，又可以宣扬大政国策，增加当地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经济手段就已《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理税收，并实行经济建设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建议案》、《划分国家收入和地方收入标准案》两案为手段，通过控制地方财税，限制其收入，制约其军队扩张，规定他们的部队不经中央批准不得出境。并强迫他们的部队进行缩编，中央按缩编的番号同意供给军饷，不接受缩编的，不给饷械。”
见蒋介石还在认真地听，宋哲武又说：“哲武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基于中央财政负担较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