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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天宝对此深信不疑，自己农校毕业没几年，官运顺畅。他都认为是托了这两棵松树的福。每当松塔成熟，他都亲自将他们扫成堆，扒下松籽，用火一炒松香满院。对于那棵公松，他也会拍打着它金黄色的树干，自豪地跟它说。这些都是你的种呀！
主任办公室在里院正殿靠西的厢房，它比正房缩进去一块，显得十分地隐蔽，陌生人轻易不会相信，那里是主任的办公室。西配殿靠北的那间屋，是公社广播站和电话交换室。它紧挨着公社领导的办公室。多少年来，各公社似乎都是这样配备的，也许是因为便于领导接听上级电话，或者利用广播喇叭传递公社的声音。不过，当发生几起广播员或电话员和主任书记乱搞男女关系的事件后，这样的配置就被人们认为是领导有意安排的。用范天宝自己的话说，不论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否干净，电话员和公社领导的这层关系是老百姓公认的。没搞也说你搞了，那就不如搞了，心里也不觉的冤枉。
电话员虽然名声不好，却仍旧是乡村女孩子竞争的岗位，不少人托门子走关系。王香香没花一分钱，单凭一张让男人睡不着觉的脸，就被范乡长用八台大轿迎进了公社。范主任从此就金屋藏娇，有了固定的相好。
星期五中午的这顿饭，公社食堂最省事，猪肉白菜包子，住在县里的干部买上一兜，边吃边走到院门等候班车。他们每星期只回家这一次， 中途家里如果有点急事，只有搭乘乡领导去县里开会的小车。班车司机也和大家一样，上午就将车刷洗干净，十二点就把车停到乡政府门口，不用招呼，谁也落不下，人满车开。回家那急劲就如耕地的老牛，只要太阳西沉，它就赖着不干活了。只等车把式一卸套，老牛不用人牵，比人走得都快，低着头一路小跑，自己钻进牲口棚大口大口吃起草料。
十二点五分，人走屋空。公社大院便显得有些阴森森，十分寂静。仿佛又恢复了山神庙破败后的清冷。范天宝习惯地在前后两院转上了一圈，推推门，看看是否都将门锁好。然后，他走到公社的大门口，左右看看。这才迅速扭身回到里院。一进门正巧和王香香打了个对面。范天宝挡住了去路，他急切地说：“现在没人，快到我屋里来。”
王香香和范天宝像影子一样闪进了主任的办公室。一个星期只有星期五中午这个时候最把握，不会有人打扰。范天宝连门都没顾上插好，就被一股诱人的香气搅得神魂颠倒，他一把将香香死死地搂在怀里，揉搓着，狂吻着。王香香已经感觉到主任下面那东西就像气吹了的一样，由小变大由软变硬死死地顶着自己松软的肚皮。
她突然将范主任推开，娇娇地说：“你这个该死的，没良心的，我不要大集体的招工指标，我要全民的，你说，那指标什么时候能下来？”
范天宝这时哪还有心思对她许愿，抱起来就将香香她扔到了床上，到了这个份上，俩人还顾得上再说什么？只是麻利地将衣服脱了个净光，紧紧粘在了一起。范天宝像一头叫驴在咆哮，脏话连篇口水满嘴，他不停地骂着香香，香香一口咬住范天宝的肩膀，呻吟叫喊。这对胆大妄为的偷情鸳鸯忘记了世界的存在。
忽然，门被推开了，床上沸腾的男女如同夏日里遇上了一场暴雨，浇了个透心凉。范主任、王香香连忙用衣服遮住羞部，双双抬起了头。
“混蛋，给我滚出去！”范主任突然又来了精神，当他看清楚来人是桦皮屯民兵排长于毛子的时候，这才敢底气十足地叫骂起来。
当头一棒于毛子被打得一头雾水。当他高高兴兴连跑带踮地走到公社的时候，才下午一点钟。他又不是第一次来，熟人熟道就去了后院。范主任屋里传来的叫骂声，他误以为是上访的山民与主任打架，这才急急闯进来拦架。没成想撞上眼前的一幕，让这位还不知男女情爱之事的于毛子不知所措。
多亏了范主任的一声怒吼，他才如梦初醒，撒腿就往外跑，边跑边喊：“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雨过天晴。范主任一路上对于毛子安抚有加，不时地讨好着这位曾被他称为苏修小特务的二毛子。于毛子受宠若惊，只用一句话回答：“我什么也没看见，那不是我们屯的王香香。”
于毛子胸前佩戴了一朵纸剪的大红花，他在范天宝主任的陪同下，受到了影剧院门前李卫江主任的接见。李主任好像是专门在这里等候，他挥了一下手，县革委会的委员们簇拥着这位黄头发，高鼻梁的劳动模范步入了会场。
会场的劳模和代表们都站了起来鼓掌，李卫江主任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声中，把于毛子让到了第一排。
大会开始了，于毛子早已忘记那件害眼的事情，他的身心完全沉浸在人生最幸福的时光里。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列由上海开往嫩江的知青专列，停靠在北大荒这片蛮荒之地。五女四男的知青小分队来到了中苏边境上的桦皮屯，保卫边疆的神圣让他们狂热。初恋的爱情、虚荣让于毛子和钱爱娣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扭曲的幸福和痛苦之中。
混沌迷蒙的天空终于停止了宣泄，淅淅的秋雨把黑土地搅拌成一片大酱缸似的烂泥塘，太阳的光线被雨水洗得清新明亮。嫩江火车站站台上又恢复了喧闹，锣鼓点响成一片，红旗也被微风吹干，又重新舞动起来。
桦皮屯的胶轮“二八”拖拉机满身泥泞，阳光下脱落掉一块块晒干的泥巴。于金子坐在拖拉机驾驶员的车座上，摆弄着那杆双筒猎枪。支部书记白二爷和民兵排长于毛子站在拖拉机的后拖斗里，手擎一条鲜艳的横幅，在湛蓝色的天空中光彩夺目，横幅上 书写着“瑷珲县临江公社桦皮屯生产队知青点”。他们在迎候已经晚点三个小时的知青专列。
一辆绿色的长龙被黑乎乎冒着黑烟的蒸汽机车牵引着，从南边缓缓驶进了站台。于毛子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火车，他激动万分，眼睛不听使唤，左右上下张望打量。只见一溜整齐划一打开的窗口里，伸出了无数相同的绿色的胳膊，手中全都握着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本在有节奏的挥动。“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的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压垮了站台上疲倦的锣鼓。
车厢门被打开，绿色的潮水像浪头一般将欢迎的人群冲散，瞬间又搅拌在一起，拥挤着寻找自己的伙伴。
一个扎着把刷子高挑的上海女青年在招呼着自己的队伍，五个女的四个男的迅速地就集中在一块了。他们四处张望和叫喊，很快就发现了自己即将落户的新家，桦皮屯贫下中农来迎接的拖拉机。村支书白二爷在向他们招手。
“快上车，上了车再介绍，免得在下面挨挤。”于毛子边喊边接过知青们的行李，然后又一个一个地将他们拽上车。
扎把刷的是知青们的头，她将介绍信递给了年纪大的白二爷，相互通报了姓名和职务。女青年叫钱爱娣，是小分队的负责人。她不解地望着高大的于毛子，眼神里略有一些愤怒和敌意，她问白书记：“为什么叫一个苏联人来迎接我们？”
“知青们，请不要误会，这位长得和苏联人一样的小伙子是中国人，是我们，不，应该说是咱们桦皮屯民兵排的排长，他叫于毛子，县劳动模范。今后你们都要编入他的民兵排，还要由他来负责你们的劳动生产和后勤生活呢！”白士良的话语刚一落地，大家一片啧啧声。
钱爱娣说话了：“我们是来边疆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他这个不伦不类的模样，到底是个什么人？说不清楚，我们向知青办请求，转插到别的生产队。”
于毛子火了，他“啪”地将卷好的标语摔在拖车里，冲着钱爱娣吼叫起来：“我于毛子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祖宗三代的贫雇农，本人既是民兵排长又是劳动模范，白二爷说的不错，听明白了吗？要说我的模样，那只好请你们去问我妈，那是俺家的私事。如果愿意转插到别村，那就随你们的便，别说俺们桦皮屯不欢迎你们！”
钱爱娣被于毛子强硬地顶了回来，有点下不了台。另外一个梳短发的胖姑娘连忙说：“民兵排长同志，谁让你长得和苏修一个样，我们也是例行公事，搞点政审，桦皮屯我们去定了，多么浪漫的名字。”
钱爱娣憋红了脸没有作声。白二爷踢了毛子一脚，于毛子马上把话又拉了回来，他一边码行李一边笑着说：“今后审查的机会还多着呢，金子开车吧，这里离你们的新家还有一百二十公里呢。”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离开了人声鼎沸的火车站。
桦皮屯为这些大城市的小青年盖了一排整齐的红砖房，房后面就是宽阔的黑龙江，洗衣做饭十分方便。于毛子领着民兵们为知青点劈好了一冬的木半子，预备好白面豆油。他还特意发挥了那条特殊的渠道的支口，找县粮食科批了些大米，让这九个上海知青安全度过了最难熬的第一冬。
春暖花开，大江解冻。于毛子信步走到一冬没有登门的知青点。
院里冒着黑烟，咳嗽声连续不断地飞出墙外，还不到中午，这帮小青年不知在捉什么妖。他走到院门口往里一探，钱爱娣和另外两个女青年正在劈半子做午饭。于毛子用刀锯锯成一尺多长一段，劈成一寸多厚的黄花松木料码好的一面墙不见了，一冬天都让他们给烧完了，剩下的歪捌节包的柞木半子都没有截开，火点不着，三个人在院里干转悠没法子。
于毛子偷笑了起来，要上轿了才想起扎耳朵眼儿，我就等着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少爷小姐们，求俺这位模样不怎么样的民兵排长呢。
钱爱娣拎起院东墙的一把斧子，左脚踏住七扭八歪的柞木，费劲地举起劈斧，用力地劈下去，谁知斧头落到木头上便被弹了回来，就跟小孩子们闹着玩弹脑门儿一样，第二斧劈下去，斧子竟然脱手而出，跑出了好远。
两位旁边助威的女知青一下子大笑起来，梳短发的胖学生说：“钱爱娣同志，别撑着了，咱们有困难就去找那个长得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