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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血儿话别，徐血儿请他慎重防备，他还是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显然，危险已经紧紧跟随宋教仁身后，而宋教仁确实不是个有心计的人，对自己的危险全然不顾。而且，正因为宋教仁搞政治锋芒太露，党内党外都树敌太多，招忌太甚，纵是一般国人、党人，对他也不太心悦诚服。宋教仁是一位爱国者，一位有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气盛，精力过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个性倔强，毫无顾忌。特别是他做起演说来，听众总是掌声如潮，欢声雷动，在政敌听来，就更感到威胁了。
1913年3月20日晚上，上海火车站依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一片混乱。10点45分，广播喇叭里播出通知：“11点钟开往南京的沪宁快车就要开车了，请旅客们赶快上车。”这时，从车站贵宾休息室里走出六七个人。走在中间的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陪同他的是黄兴、于右任、廖仲恺、吴颂华等人。这几个人既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的领袖人物，又是当前坚持制定共和宪法、实行民主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边走边谈话，眼看就要走进检票口了，宋教仁背后突然闪出一个人，拔出手枪对准宋教仁连开三弹。第一枪射中宋教仁的右肋，斜入腹部；第二枪从黄兴身边掠过，第三枪从吴颂华胯下而过。宋教仁身子一晃，踉跄了几步，便趴倒在一张椅子上。
车站里顿时大乱，有的人吓得钻到椅子下面，有的人拼命向门外奔跑。黄兴、廖仲恺等人也慌了手脚，连忙扶住宋教仁，问他怎么了。鲜血从宋教仁的腰部直涌出来。于右任赶紧跑到车站外拦住了一辆汽车，把宋教仁送到了离车站最近的沪宁铁路医院抢救。
宋教仁被送到医院，已是半夜12点，直到第二天凌晨，德国医生才取出了宋教仁身上的子弹。子弹是从后背射入体内的，伤口离心脏很近，使宋教仁疼痛难忍，但他当时神志还很清楚。他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喘息地说：“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班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又授意黄克强代拟致袁世凯的电报一件。电文说：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宋教仁。哿。”
手术之后，宋教仁的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不断呕吐，大小便中出血严重。医生被迫进行第二次手术。21日下午，宋教仁再次被送进手术室，为防止意外，于右任亲自在手术室内监视手术进行。
一群新闻记者始终坚守在门外，直到手术完成。可是，做手术的医生很悲观，只说：“我们已经做了一切努力，其余的……要看上帝的安排了。”3月22日凌晨3时左右，宋教仁伤势转重，到4时48分终于逝世。这一年，他才32岁。
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人悲痛地告别了自己的战友。陈其美一边哭一边用拳头捶打床沿喊叫：“此事决不甘心！决不甘心！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宋教仁遇刺的消息。报童们在大街小巷叫喊着：“宋教仁遇害，凶手不明！”
3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上海支部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移灵仪式，将他的遗体从医院移往法租界内的湖南会馆停放。送殡的队伍长达十几里，加入送葬行列的人越来越多，许多人痛哭失声，围观的人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宋教仁的遗体被盛放在楠木灵柩中，安放在扎满花圈的马车上，在浩浩荡荡的人流护送下，到达了挂满挽联的湖南会馆。
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直到现在，这依然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
事后经过各方追查发现，与本案有关的几个关键人物分别是：凶手武士英，失业军人；联系人应桂馨，江苏驻沪巡查长；上级联系人洪述祖，北京政府内务部秘书。除此之外，牵涉其中的还有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以及大总统袁世凯。
应桂馨是近代上海流氓帮会头子，名夔丞。他早年混迹江湖，在上海结帮坑骗。1911年11月由于参与上海会党军警起义，因此上海光复后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长。孙中山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应桂馨随孙中山赴南京担任总统府庶务科长。后来因为他恶习不改，横蛮不法，被撤职回到上海。
赵秉钧，字智庵，河南汝州人，1859生。1878年考秀没考中，就投入左宗棠楚军效力，随军进驻新疆。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赵秉钧曾随习军政，专攻侦探、警察两门，与袁世凯有一定的渊源；加之他在巡防营时，镇压京津一带义和团运动有功，也颇为袁世凯所赏识。因此1901年袁世凯委以创办巡警的重任，第二年命他担任保定巡警局总办。1903年，赵秉钧将天津、保定两处的巡警学堂合并为北洋巡警学堂，后来又在各州县设立巡警传习所，建立全省巡警网。他在天津经营警务，深得袁世凯的欢心。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赵秉钧便出任内务总长，并于1912年8月，任代理国务总理。9月25日，赵秉钧又由代理改为实任国务总理。
洪述祖，字荫之，江苏常州人。1893年经由父亲推荐到刘铭传手下任中军参谋。辛亥革命爆发后，洪述祖得知世交赵秉钧与手握北洋军权的袁世凯打得火热，就投靠袁世凯，并为袁世凯献上先“以南压北”再“以北压南”之计，得到袁世凯的赏识。袁世凯得到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委任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并授予三等嘉禾勋章，洪述祖成为袁世凯嫡系。
宋教仁在长江一带旅行讲演风头正健时，袁世凯致电召宋教仁来北京磋商要政。袁世凯的本意或许就是试试“重用之”，如果不成功，再除之。可袁世凯手下的这群党羽早已坐立不安。主子皱一个眉头，他们心里可能已经翻江倒海。
据章士钊后来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在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出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惹得章士钊愤然辞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时，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赵秉钧的反应是一种表演，还是真的只是一场意外？
直接凶手武士英只是一个兵痞，指使者应桂馨也只是上海流氓头子，真正的幕后凶手到到底会是谁呢？一直以来，宋教仁的死因有几种猜测：
赵秉钧单谋说：赵秉钧出身寒微，累迁要职，终于在袁世凯手下成为国务总理。因为嫉妒宋教仁的声望，以及为了保住自己的总理之位，便与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合谋，买凶杀宋教仁。
袁世凯的参谋说：在北京，宋教仁与赵秉钧有过多次深谈，二人颇有“虚君实相”之议，策划共同架空袁氏。袁世凯得知后，曾与人云，一面捣乱尚且应付不了，何况两面乎？所以要逐步除掉这两个人。
洪述祖单谋说：袁世凯、赵秉钧皆不知情。袁世凯有杀宋教仁的想法，但仍在“用之”与“除之”之间犹豫不决。洪述祖过度揣摩领导意图，自作主张，杀了宋教仁。
除此之外还有宋教仁死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说法。由于当时宋教仁声誉太盛，威胁到了党内其他“长辈”的地位，招致嫉恨，导致杀身之祸。
但是，照袁士凯及其手下一干人后来的表现和结局来看，此案确实是袁氏集团所犯。
“半生事业垂千古”的宋教仁，是卓有声望的民国元勋，他的被刺引起全国轰动，激起各界共愤，一致呼吁缉拿凶手，彻查背景。黄兴、陈其美代表国民党总部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拿获正凶，彻清全案，准备赏银一万，以为酬劳。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3月23日午后，一个身着长袍的老头，来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求见总巡长卜罗斯。他开门见山：“鄙人王阿发，以兜售字画碑帖为生。今见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不知是否拿获了凶手？”
卜罗斯照实答道：“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到。”
“鄙人愿提供线索。”王阿发喜形于色。
“欢迎，欢迎。”卜罗斯赶紧招呼书记官记录。
王阿发点燃一支香烟，细细道来。
事情应先从王阿发认识的应桂馨说起。应桂馨算是上海滩上的一个角色，表面挂着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和江苏省驻沪巡长的两个头衔，实际上是帮会的头目。王阿发知道他是地方一霸，为了求得他的保护，便投其所好，凡得到有价值的古董，都先送到他处，价钱由他定，这样一来两人渐渐近乎起来。十天前，王阿发得到郑板桥的一幅真迹，照例又送到应桂馨家里。交易结束后，王阿发起身告辞，却被应桂馨喊住：“阿发，你看我待你怎么样？”“好，好得很！”王阿发慌忙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没有应先生您的关照，我哪有今日？”“阿发倒也没有忘记我的好处。”应桂馨呷了口龙井，慢条斯理地说，“我现在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凡有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