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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局中局-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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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到这里,一拳砸在桌子上,酒盅掉在地上,摔成了五六片,显然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了几十年。老太太闻声走进来,把碎片收走,又给他拿了一个新的。

这番话让我呆在了原地。听付贵的意思,许一城竟是自投罗网,主动承认了罪名。这在道理上完全说不通啊。药不然见我沉默不语,抢先问道:“那个木户有三,你打过交道么?”

付贵听完却十分为难,他默默拿起酒杯又啜了一口:“我跟木户有三不是特别熟悉。我也只是跟他吃过两次饭,还是跟许一城一起。我对日本鬼子没好感,不过这个人,倒不是什么坏人。我做探长这么多年,什么人我一眼就能看透。木户有三这人,就是个书呆子,高度近视,不擅言辞,没事就捧着本书看,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吃的那两顿饭,其实一共也没说上几句话,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和许一城聊天,他陪在旁边,一脸呆滞,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若不是后来因为他而导致许一城入狱,我还真以为他是个好朋友呢——所以你们说我能解开木户笔记的密码,实在有点勉强,我跟他,真没什么交集。”

“审讯许一城的时候,木户在吗?”

“怎么可能,那家伙要敢来北平,我一枪崩了他!”

“他有一本笔记,当时被当做证物收走了,还是你签的字。你有没有印象?”

付贵歪着头沉思了一阵:“好像是有这么一本东西……不对,是一摞,一共有三本。”

我们三个一听,都是一惊。那种牛皮镶银笔记我手里有一本,木户加奈手里有一本,居然还有第三本?

“笔记本里写的什么内容你知道么?”

“不知道,里面用的是密码。我估计大概是考古笔记之类的东西吧——不过许一城自己已经承认,所以检控方对这些笔记也没什么太大兴趣,当成二类证据,没费心思去破译。”

果然这第三本笔记,也被加密过了。只是不知道它用的密码是和《素鼎录》一样,还是跟木户笔记相同,抑或有自己专属的密码。

“后来这些笔记本的下落呢?”我问。

“日本领事馆来了一个叫姊小路永德的外交官,说这是日本政府的财产,给收走了。”

“全收了?”

“啊,那当然,三本全拿走了。”

木户有三笔记的来源搞清楚了,可是新的疑问重新发现:如果日本政府当时把笔记本收走,那么我家里那本笔记,到底是从何得来的呢?还有,第三本笔记,下落又在何处呢?

我又细细追问,也亏得付贵对当年那件事印象太深,许多细节都还记得。我问了一圈下来,发现付贵这个人只是凭着对朋友的义气,想要帮帮许一城罢了,他只是个小探长,对于盗卖佛头这件事本身,知道的恐怕还不如黄克武多。

综合黄克武、付贵和木户加奈的故事,许一城的形象逐渐丰满了,但他与木户有三在1931年7月到8月之间的经历,却还是一片空白。

我问道:“我爷爷,到死也没再说什么?”付贵摇摇头道:“没有。你爷爷许一城是个茶壶煮饺子的性子,他不想说的,你一个字也别想撬出来。他临刑前夜,我带了点酒菜去送行,劝他再好好想想,只要他说一句话,我就有把握把这案子拖下去。可他什么都没说。等我把酒菜盘子端出监狱,发现案底粘了一张纸条。纸条上说他与我相识一场,总要留点东西做纪念。纸条指点我去南城一处偏僻的冰窖里,从那里拿到一件唐代的海兽葡萄青铜镜。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咱们以镜结识,就以镜结束好了。”

他说到这里,深吸一口气,闭上眼睛。

“我想找他的遗孀,可她那时候已经抱着刚出生的孩子失踪了。后来抗战爆发,日本人占了北平,我没跑,稀里糊涂当了伪警察。抗战胜利以后,我勉强避过了汉奸的风头,还抱上了北平警备司令的大腿。可惜抱得太紧,等到了北平和平解放,我想松开都难了。后面的事你们都知道了,我在监狱里待了小半辈子,出来以后也干不了警察,就靠当年跟许一城混的时候学到的一鳞半爪,在天津当个拉纤的。”

“不对……”我喃喃自语。桌上其他三个人都听到了。付贵眉头一皱:“你说什么不对?”

我抬起头:“我说您收的那样古董不对。”

“你是说你爷爷给了我的是赝品?哼,你太不了解他了!”付贵不悦道。

“不,不,不是说这枚青铜镜是赝品,而是……”我飞快地组织着语言,“而是你拿到那枚青铜镜的地点,有问题。您刚才说,这东西是搁在一个冰窖里的?”

“对,就在城南的一个小村子里头,以前是给宫里专门存冰用的。”

“这就奇怪了。我爷爷是白字门的大行家,五脉掌门。他绝不可能做出这种没常识的事来。”

我的话立刻吸引了其他人的注意。我扳着指头解释道:“青铜镜的合金配方是锡加铜,而锡这种东西,在低温下会变成黄色粉末。青铜器如果放置环境不对,其中的锡成分就会形成粉蚀,还会迅速传染到附近的区域——所谓‘锡疫’。所以青铜器的保管,低温是一个绝对的大忌。”

冰窖,顾名思义,是存放冰块的地窖。古人没有冰箱,只能挖一个很深的地窖,在冬天把冰块放进去,利用低温存放到夏季使用。所以冰窖里的温度,是非常低的。把青铜器搁在里头,不出一个礼拜,就会得上锡疫。

许一城是青铜器专家,他又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把送给朋友留念的青铜器放在冰窖里?

“可他确实是那么放的呀。”付贵辩解道。

我注视着他的双眼:“那么只有一个可能。他是通过这个铜镜,想传递什么信息,但又不想被其他人知道,所以才会用这种看似不合理的放置办法,来做出暗示。而这个暗示只有铜镜发生锡疫后,才能被发现。”

“咳!他何必跟我绕这么大圈子?有啥话不能直说。”

“佛头这件事,牵扯太广,多少方势力都在暗中窥视。我爷爷那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您后来拿到铜镜以后,可记得上面有什么东西?”

付贵道:“从冰窖起出来以后,就一直搁在家里。青铜器我不太懂,也就没怎么仔细看过。”

黄烟烟忍不住问:“那枚青铜镜现在在何处?”

说到这里,付贵面露羞赧,拍了拍脑袋,这才说道:“呃……已经不在我手里了。前两年老婆子要看病,我把它给卖了。可看病的钱还是不够,所以我才想跟孙掌柜联手,搞一回大的,就带老婆子回家乡养病。没成想倒让你们找上门来了。”

原来他是急着给老婆看病,才定下这么一个坑人的计谋。不过仔细想想,他是刑满释放人员,也缺少专业技能,做拉纤本身又赚不到什么钱,生活窘迫可想而知。

药不然耐不住性子,抢着问道:“卖给谁了?”

付贵说:“一个安阳的老板。他说需要一枚古镜镇宅,从我这里收购走的。唉,说实在的,如果不是为了给老婆看病,我也不想把一城的东西给卖喽。”

我们三个人对视一眼,看来这趟旅途还没结束,少不得要跑一趟安阳了。我找付贵要了那个安阳老板的地址,仔细抄录下来。那老板叫郑国渠,名字挺有意思,估计他爹是秦始皇的拥趸。

我拿起桌上的酒盅,双手举起,恭恭敬敬道:“付爷。我这第一杯酒,是为今天的鲁莽道歉。”然后一口喝光,又倒了一杯:“我这第二杯酒,是替我爷爷许一城敬您这位好朋友,这么多年,还一直惦记着他。”我再次一饮而尽。

我本来不大擅长喝酒,到这时候脑袋已经有点晕了,可我还是坚持倒了第三杯:“这第三杯,是谢谢您给我指出一条线索。这对我爷爷,对我们许家的名誉,至关重要。”

付贵缓缓站起身来,用双手握住我的酒杯,老泪纵流:“当年我未能帮上一城的忙,一直遗憾得很。今天这份心愿,总算能了却一点。”他把酒盅里的酒喝完,眼神变得灼灼有神:“小许,我告诉你,你爷爷许一城,绝对不是盗卖佛头的人。当年到底有什么隐情,我没查出来,真相究竟如何,就落在你身上了。”

说完他转身进了阳台,从阳台里翻腾半天,翻出一本相册,相册上满是尘土。付贵拍了拍土,咳嗽了几声,把册子翻开,取出一张已经残旧的老照片:“这是我手里唯一的一张许一城的照片,是当时审讯许一城时我偷偷留下的。现在也算物归原主,给你留个纪念吧。”

我们看到照片后,面色顿时大变。

这张照片,我们前几天已经在木户加奈那里看到过,是在考古学报上发表的木户有三那张摄于考察途中的单人照,脚踏丘陵,背靠城墙,景物、构图、人物姿势、光线都毫无二致。

但这张照片和学报上的那张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

这张照片上多了一个人,在木户有三的旁边,还站着一个人。

那人一袭短衫,正是许一城。

照片修改术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早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有了。当时的人们利用修补、剪裁和重新曝光等暗房技术,对照片可以实现天衣无缝的修改。比较著名的有1920年列宁在莫斯科发表演说的照片,旁边本来站着托洛茨基,但斯大林上台以后,就利用这种技术把托洛茨基抹去了。蒋介石也干过类似的事,把自己和其他两名军官与孙中山的合影做了处理,两名军官被涂改掉,变成他与孙中山单独合影,以证明自己受国父赏识。

我之所以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认识一个新华社的摄影师。他在“文革”期间经常接到类似任务,把被打倒的老帅和官员从毛主席的身边去掉,或者修改被遮挡的标语、语录什么的。

我把这些常识告诉药不然与黄烟烟,两个人表情都显得很震惊。他们赝品古董见得多了,却没想到照片这种东西也有做伪的手段。药不然抓抓头皮,感叹道:“我操,还有这种手段。哎,那摄影师你还有联系么?哥们儿有几张和前女友的合影想处理一下……”

我把双手插在裤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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