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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低了声音开始播放。扬声器里传出画外音：“女孩分别为11岁和14岁，因杀害一位老邻居而被捕。”“男孩6岁，因虐待婴儿被拘留。”“家庭保安，被控强奸。11岁的女孩过于早熟了……”胶片还在依次播放，快镜头闪过：两个面带笑容的女孩，露着不洁的牙齿；一位警官的副手带着一个在押的弱小的身影走出一座破旧的公寓楼；一个衣冠不整、头发蓬松的女人，手指间夹了一支无过滤嘴的香烟，在咒骂着那些带走她儿子的人和好不容易出了这口恶气的邻居们……
会议桌上，阿洛把他的椅子稍稍退后，好让我和吉多看看他带来的一些设备。他身上散发出咖啡、威士忌和汗的味道。
“知道社会保障号码吧？把它敲进去。”电脑屏幕一页一页闪过，阿洛不停地敲着旁边的桌面。“罗纳德·科菲先生的生活和境况。太简单了，我亲爱的玛吉，这些我在哪儿都能做。我需要的只是一个电源插座和电话插座。我并不需要一间办公室。”
“看见了吗？”阿洛厚实的拇指敲着屏幕，“罗纳德·科菲先生在俄勒冈比瓦图市斯布鲁斯大街3号有一座用于抵押借款的房子，他订的《汽车司机》和《花花公子》杂志就寄到这个地址。他从俄勒冈汽车租赁公司租用的一辆旧切诺基的租用凭证上也填了这个地址。”
“大有趣了。”兰娜纤细的手指从椅背上移到了阿洛的背上。
“有趣？”吉多反问道，“简直太可怕了。”
罗纳德·科菲的私生活——包括他那不光彩的历史——一一从屏幕上显示出来。吉多一边看一边拉紧了自己的衣领，仿佛怕有人把他剥光了似的。我也深有同感。
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梦：梦见自己一丝不挂地走在街上，或者只穿着睡衣站在办公室所有正在工作的人面前。看着科菲先生的私生活一览无余地在电脑屏幕上显示出来，我觉得好像那个噩梦已经成为现实了。我们好像真的在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因为我们再也没有任何隐私可言了。
我两手交叉在胸前，读着科菲的个人档案：他的军人生涯；他因不付费停车而遭罚款；作为债务人部分工资停发；以及一张病理化验单：患的是前列腺肿大而非恶性肿瘤。如果我在这计算机时代制作一部反映私人生活的影片，题目定为《剥光》，肯定再合适不过了。
我把鼠标指向他的病历记录：“这是违法的。”
“合法与不合法，那是专为纳税人服务的警察们考虑的问题，不用我去想。我只是个私家侦探。”阿洛不屑一顾他说。他从未提过他是在什么情况下离开费城警署的；可我有种感觉，那可能多少与他不守规矩有关。
他接着说：“对我来说，合法与否的关键在于我以什么方式工作。多数情况下，我总是为那些有理由又有钱请我帮助的人去寻找一些不愿被人发现的人。我怎么工作是我的事，而我保证不会给我的当事人任何多余的信息。我可不想有一天让人带着一张起诉书或一支装了子弹的枪来找我麻烦。”
“债务报告是一回事，而病历报告是另一回事！”我的声音中充满了火药味，“你要了解这些信息，必须经过许可。这样的信息是受保护的。”
“我是经过许可的。我在这儿拿了执照，又在那儿注了册。虽然这一切都来得那么容易可能会让你吃惊，但我做到了。我能得到医务信息是因为我从事收集工作，收集最原始最详细的账目。可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我不需要什么特别帮助。看见这个了吗？”阿洛举起一张光盘，“这里包括了全国的电话号码簿上出现的所有号码，你在任何一家计算机商店都能买得到。”
阿洛把光盘放入驱动器，屏幕上随即出现了罗纳德·科菲在比瓦图的电话和地址。“我敢说这一定特刺激。你一定想找他，玛吉，而且我想你也一定能找到他。你甚至可以打个电话通知他你要来了。”
“被他遗弃的女儿正需要帮助。女儿想杀死她的母亲。”我说，“我怀疑科菲是想躲开她。但是如果他真想逃避，对他来说那也太容易了。”
“那可说不准。”阿洛明目张胆地把兰娜的手从他的肩上移到了他的脖子上。“如果科菲是一个假名，他从不与朋友和家人联系，只使用现金；他不拥有任何东西：租金、工作、电话、邮件、纳税单，甚至不生病，那样就比较困难了。但如果真是那样，恐怕就要诉诸法律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好把所知的任何线索都提供给官方，让他们去工作。”
“与司法部门合作是个好主意。”吉多越过阿洛的肩头敲击键盘，屏幕上出现了包贡和一堆电话号码及地址。“要得到电话号码不成问题，因为这些都是公开的信息。而真正困难的是其他东西。警察若不经许可也不得查看。”
“记录。还有其他诸如有关经济方面的记录，也是需要传票才能搞到手的。至于医务方面的资料，根本就不能查。”
“所以大家愿意雇我嘛！”阿洛摊开两手，“除了那些有点儿歇斯底里的家伙，没人会找我的麻烦的。”
“如果要你调查的人是一个名字极普通，而且只有一张他21岁时签发的侨民身份证的家伙，你怎么办？”我问道。
“没有社会保障号码吗？”
“没有。”
“那就难办了，亲爱的。”
吉多敲了几下键盘，包贡的地址和电话便被打印机打印出来。
阿洛接过来说：“你们要找这个家伙？”
“是。”我回答。
全美国居住着好些个包贡，但没有一个符合我们的条件，如年龄和进入美国的时间。
我问阿洛：“你能查到侨民身份证吗？”
他摇摇头：“除非有社会保障号码或国家税收档案作参照，可是他没有。移民来的人不好办，我调不到有关他们的资料。最有效的办法是到他们的聚居地去打听，用越南语写一张广告。你们只知道一个名字就想办成事，那可没门。”
“只有名字，那怎么找呢？”兰娜第一次张口说话了。
“是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找！”阿洛咯咯地笑了。“必须有人真正认出这个包贡。很多人移民后改了名字，也许他现在的名字叫贝基·萨切尔呢。”
“可问题是怎么去找他。”我说。
吉多盯着对面墙上的电视屏幕：一个优秀的女高中生因杀害了她酗酒的母亲而被定罪，因此被剥夺了上哈佛大学的机会。这种故事太悲惨了——她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没日没夜地学习——但它一样被当做一个电视话题公布于众。整个一盘盒带里全是这些令人痛心的故事。少年犯罪已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吉多转向我，我问：“我说对了吧？”
“是，我的确讨厌这些东西。”吉多把列满了包贡的那张纸折起来，塞进牛仔裤的口袋里。
“玛吉。”兰娜不理会吉多说什么，也不理会其他任何东西，除了她眼前的这个阿洛。“阿洛的这些资料怎么办？”
“让他上电影可不行。”我说，“我们最多只能给他一个坐在计算机前的镜头，不能拍摄屏幕上的东西。那都是些私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
我应该在这个时候向兰娜挑明，其实我根本无意把阿洛拍入影片中。很显然，兰娜的兴趣在于阿洛，而不在于影片的形式和结构本身。为了照顾兰娜的面子而影响我们保质保量地完成影片，真让我感到无可奈何。
兰娜对阿洛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她退后了几步，开始亲手给阿洛设计造形——像一个导演为将要上镜的演员那样。“我要给阿洛一个正面镜头。我们越过计算机的顶部，把镜头向这张漂亮的脸推进。”阿洛的眼睛朝我们骨碌碌地转了几下。
“把该写的标语都写在计算机后面吧，兰娜。”吉多说着用手轻轻捅了我一下，放低声音，“这样我们还能省点钱省得再拍一遍。”
“也许你应该在我脸上贴一些蓝点儿呢。”阿洛突然显得有点不安，“像被肯尼迪诱好的那个女孩一样。”
“是强奸。”吉多纠正道。
“随便什么吧。”阿洛冲我眨眨眼。“我可不想让哪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在电视上认出我来给找麻烦。”
“别担心，阿洛。”兰娜温柔地说，“我相信你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我当然知道。”阿洛有种被驾驭的感觉。我觉得他希望这样。
兰娜伸手揽住他的肩膀：“那我们成交了？”
“成交了。”
兰娜转向我，直截了当他说：“阿洛多先生从哪儿插进去合适？”
我们和阿洛之间已有了一笔交易，兰娜知道这一点。现在，她和他又达成了一笔交易。
在兰娜迷上了这位阿洛之前，拍谁、拍什么、什么时候都是由我决定的，只要我保证不延期、不透支，兰娜是从来不加干涉的。她也从不屈尊来参与制定计划。我觉得她的动机很明显：把这个可怜的家伙“捧”成所谓的三流电视明星，然后让他陪她上床。我心里感到有点别扭，好像是我给她牵了这根线。
我说：“阿洛，我和吉多从蒙特利尔回来后再打电话给你。”
吉多惊讶得差点跳起来，一副被我愚弄了的样子，但最终没有吱声。
“蒙特利尔？”兰娜应声道，“去那儿干吗？”
“去一个拍卖会。有几件在最近一起家庭抢劫案中丢失的东西出现在他们的存货清单中。物主和我都想弄清那些东西怎么会到那儿去的。”我说，“我们需要协助人员和设备，可我们怎么能只通过一个便条就说服加拿大与我们联合并在那建立一个分支机构呢？”我捅了捅吉多，“你知道带全体人员出动很困难，而且，如果我们在那附近买不到所需设备，我们还得把所有东西都带上。”
“不可能有分支机构。”兰娜也显出一副很为难的样子，“那是加拿大，加拿大广播法不会允许我们联合。而且我在那儿也没有熟人。”
“那我们只有大动干戈，自带所有的东西了。吉多，你看我们带谁去，带什么去？”
“越省力越好。”他咬了咬牙齿，“能行吗？”
“不一定。”我扭头问阿洛，“你能查到船只的物品清单吗？”
“我以前从没干过这事，你想查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