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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待着，等着他想好再说。过了一会儿，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在迈克尔和他的女朋友确定关系后，”麦克说话了，语气沉重，“我就开始习惯于这么想：在不久的将来我就可以当爷爷了。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想法——在家里再多一个孩子。但是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我自己又要当父亲了。是我，老麦克·弗林特。我马上就要退休了，而你和我将拥有一个小孩。我还没有弄明白这一切，这个小孩又走了。我真是个婆婆妈妈的男人。”
“比婆婆妈妈还要婆婆妈妈。”我说。
“我脑子在想些什么，我一直无法把它们整理好。”他的声音有些颤抖，“玛吉，我想把它们理清楚。”
我拍打着他的后背，心里无限悲伤，既为自己，又更多地是为了麦克。
“我想让我的副手今天接替佩德罗一案，”他说，“我没有办这种案子的兴趣。我必须听那些小鬼们说话，他们只有13岁、14岁或15岁大。他们跟你说，为了得到一点钱来喝酒、赌博或者四处游荡，他们要走很远很远。同时，他们的小孩就在警察局办公室的地板上爬来爬去。”
“我看着他们，那些小孩是那么的娇小可爱，但是没有人以正常的方式来照看他们。他们什么也不是，只是下一代罪犯的原材料。再过十年，我又会设计骗他们上钩，抓他们到警察局，就像我当初抓他们的父母那样。”
“十年以后，你将不会在这一带抓获任何人了。”
“那倒也是，我真是昏了头。”
“我爱你。”我说。
“我知道。”他抿嘴笑了，声音像是从喉咙深处传出来一样，“在我的有生之年能找出你爱我的原因吗？”
“因为你总是带我去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我们是去吃饭，还是去干别的什么？”
“噢，当然，我们去吃饭。”他抬平了他的肩膀，晃了晃，似乎他刚放下一副重担。“星期五我会申请休息的。这个周末我们要好好享受一下。”
“太好了。”我踮起脚，吻了吻他的下巴，摸了摸那十几个小时以来一直“背叛”我的胡子。“莱尔说在我们决定如何处置之前，他会搬到房子里住。这样可以使它看起来没有被废弃。”
“最好是把它卖了，”麦克说，他已经不止一次这么说了，“我希望这次的买房手续能够合法。”
我们沿着街道向饭店走时，我向他咕哝着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如何混乱。如果买方提出的价钱足够支付抵押款和不值得一提的卖房费用的话，我们将多么幸运。可麦克看起来漠不关心。
我们周围的山特别陡峭。它们显得特别高，即使你登上了山顶，也常常看不清山的那边有些什么。你必须还得走下山去看。这就是那个星期二晚上我的感觉——就像碰到一次毫无目标的突然采访一样。
房子只不过是房子，而且还是一项沉重的负担。毫无疑问，我对它充满感情，因为这所房子使我和凯茜度过了两次灾难——离婚和地震。
这就是我的想法：虽然我很喜欢麦克，但一旦我们之间没有令人满意的结果，我还是可以回到旧金山。卖掉我的房子需要我们在未来共度的岁月里，彼此有着可以信赖的忠诚。
菲利普饭店正处在两城市交界处，是世纪之交建的一个三明治饭店。它在洛杉矶市民中心大楼的正北方，在奥维拉大街和联合火车站之间。这儿没有任何特别高贵之处：长长的桌子，地板上满是锯末，80美分一杯的咖啡，装在法兰西式盘里的原汁原味的热腾腾的牛排。但是，在城市的千变万化之中它却是一道不变的风景。
麦克去柜台买东西时，我在狭长的大厅顶里处找了两个靠窗的座位。生活经验告诉他要把食品包好带走。因为他还没来得及坐下，往咖啡里加点儿牛奶，他的呼机就“嘟嘟”地响了起来。
“你知道吗？”他咕哝着，为了看清显示屏还不得不带上眼镜，“是办公室打来的。我约的那位母亲来了。我必须回去。”
我并不是爱哭的人，也不是依赖性很强的人。但是在呼机“嘟嘟”响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几乎快成了这两种人。我也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感情的潮水来自何处，它让我极度悲伤，甚至于让我不得不忍住就要涌出的泪水。麦克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我走向柜台抓了一把我们并不需要的餐巾纸，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几秒钟的时间控制一下情绪。
麦克在门口等着我。我把餐巾纸塞到他那装三明治的包里，说：“难怪你的办公室里会有老鼠，因为你老是把食物带到那里吃。”
“我会尽快赶回家的，玛吉。”他搂住我的肩膀，我们一起朝外走去。
4
与麦克道别之前我从警署大楼给阮凯打了电话。
“我找到米丹了。”我告诉她，“我还给他录了像。”
“太感激你了。”她说，“我对你的信任从来没错过。你是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他的？”
“挨门挨户地问。”我说，“你给我的照片帮了大忙，有人认出了他。”
“你确信米丹很好？”
“他真的很好，只是没有家。”
“既然他被你们找到了，我希望他能打电话给我。”一阵沉默之后，她问，“你告诉米丹关于包贡的事了吗？”
“是的，但我不知道他信不信。”
“这种事的确让人很难理解。”她的语调变得沉重起来，用充满请求的语气说道：“我能看看你的录像带吗，玛吉？让我亲眼看一看米丹行吗？”
对于刚刚从那场劫难中恢复过来的她，谁又能拒绝呢？萨姆和阮凯的家在繁华的圣玛利诺，我回家时只要绕道10分钟就能到，所以我答应她今晚过去。
我开车进了阮凯家住的那条大街，找着门牌号。很久以前我曾来过这儿，当时也没注意看路标。因为天冷的时候总是我的前夫斯科蒂开车的。
圣玛利诺是一块有钱人的地盘，他们的财富被大铁门和由草地、树木掩饰起来的层层障碍藏了个严严实实，安全措施一般都很严密。但是惟独她的家门口设了个保安站岗放哨。
开车靠近大门之前我犹豫了一下，里面停了好多辆豪华轿车，好像在举行聚会。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会有什么庆祝活动的。但我不想在主人有事的时候闯进去。
对我来说，萨姆和阮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一个在我离婚后，离开我那个满世界跑的丈夫后就不再属于我的世界。现在，在消失了几年以后，我又来了。我穿着一身蓝牛仔服，就是那天下午去恶臭扑鼻的洛杉矶河岸时穿的那套。裤子的左膝下面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污点。
阮家和他们的朋友都是些温文儒雅的绅士。太太们常常身着盛装，满身珠光宝气，聚在一起谈论着她们在哈佛或者牛津的孩子们；男士们则身穿黑色燕尾服，谈论着生意和赛马。
我并不是害羞，但是在他们的房子里，我总觉得自己是个呆头呆脑的局外人，就像一个抹着鼻涕的脏小孩在皇宫门外想偷瞧一眼美丽的王后。
一个保安左手拿一部手提电话，右手拿着一个手电筒朝我走来。他用手电照了照我的小货车拖斗，然后照着我，问：“是麦戈温小姐？”
我点点头，他便为我打开了车门：“我会替你停好车。进去吧，主人在等你呢！”
保安们从篱笆墙外望着我走过长长的走廊来到屋门前。
阮凯为我开了门。
“玛吉。”阮凯手里拿着一个和那个保安一样的手提电话。她没有握我的手，倒是微微鞠了个躬，“你来了真好。”
“要是知道你有客人，我就该改天再来。”
“不是客人。”这次她挽住了我的胳膊，好像要给我点自信，“萨姆在开会。”
阮凯穿着一身家居服站在那儿，等我换完鞋并把它放在门后的鞋架上。上面已经有很多双鞋了，与外面的汽车相比，平均两双鞋一辆车，而且是清一色的男鞋。
阮凯大概50岁出头，脸上一点皱纹都没有。她杏仁眼，高高的颧骨，一个由外科手术做出来的欧化的鼻子，一头如黑岩石一般光滑黑亮的头发。看起来仪态端庄，举止高雅。
走过铺着大理石地板的门厅，我跟着她来到了被布置成暗色调的起居室。房间里有一张茶桌，一张舒服的躺椅和一个大屏幕电视。阮凯关上门，把从另一个房间传来的男人们的声音关在门外。
“我给你拿点吃的和饮料好吗？”
“不用了，谢谢，我得回家。”我把复制好的录像带递给她，“你留着吧！”
“太感谢了。”她把录像带放在一把绿色皮椅的扶手上，“等萨姆开完会，我再看。”
我有点糊涂了——她那么急切地要这盘录像带，却并不急着看。当她伸手把滑下来的头发理向脑后时，我看见她手腕上有青一道紫一道的伤痕——像难看的手镯——我猜那是包贡干的，她的额头中央还有一个青绿色的枪口压的印迹。
“警察有包贡的消息了吗？”我问道。
“没有。”她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警察从我家的保安系统中取走了这盘带子，回头又拿它来向我交待，说这里面有包贡。”
屏幕上一片雪花点过后，出现了一头乌发和头发下面苍白的脸。摄像机是自上而下拍摄到站在门外的这个人的，显得这个人个头矮小，五官变形，根本无法判断他有多高，也看不清他穿什么衣服。如果他不抬头，连他长什么样也看不见，事实上他也的确没抬头。
屏幕上一阵混乱过后，是另一架摄像机从另外一个角度拍下的镜头——是从房子外面拍摄到的——我猜是从前廊的某个地方。
黑暗中，一团白色的影子靠近了阮凯的房子，这个人的身影倏地从树干上闪过，站在月光下。但还是看不清他的模样，因为他把风衣的领子竖得很高，几乎将整个脸都埋在了里面。
另外还有两个人，他们的影子落在篱笆墙上，影影绰绰。一只大手挡住了镜头，屏幕上变得一片黑暗。
“有三个人？”我问。
“我只看见两个。”她伸出两个修长的手指，指甲是经过精心修理的。“我开门的时候只有包贡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