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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在武装卫兵的保护下送至上层，很高的上层。美国的最上层，就是白宫。
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特里·马丁与本·乔利合坐一辆商务轿车。这辆车比他刚才来时所坐的轿车更大更宽敞，前座与后部之间有一块隔板。通过这块隔板玻璃，他们能够看到两个后脑勺：司机和那位年轻的陪同军官。
年长的大个子美国人把烟斗揣进兜里，若有所思地盯着车窗外闪逝而过的风景，田野上满是褐色和金色的秋叶。年轻的英国人则看着另一个方向，也陷入了沉思。
在他的一生中，他真正爱过的只有四个人，但在过去的十个月里，他已经失去了其中的三个。先是年初时他的双亲相继去世，他们只养育了他们兄弟两个，现在都是三十几岁，两位老人都七十多岁了，差不多是同时去世的。前列腺癌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母亲也因为伤心过度不想活下去了，她给两个儿子分别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吞下一整瓶安眠药，永远地睡着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去和你们的爸爸做个伴”。
特里·马丁悲恸欲绝，但幸好有两位坚强的人给他以支持。这两个他深爱的人，是仅有的比他的生命更重要的人。一个是与他相处了十四年的伴侣戈登，一个高大英俊的经纪人，与他共同生活的人。但在三月的一个夜晚，一个醉酒的司机把车开得飞快，一阵金属与人体的剧烈碰撞声之后，戈登便躺在了太平间。在令人尴尬的葬礼上，戈登的双亲顽固地拒绝了他的眼泪。
他一度打定主意要结束自己悲痛的生命，但他的哥哥麦克似乎洞察了他的想法，赶来与他同住了一个星期，开导他渡过了这个危机。
自他们在伊拉克的孩提时代起，他就一直像崇拜英雄般地崇拜着他的哥哥，后来在英国赫特福德镇郊外的海利伯雷公学学习期间也一直如此。
麦克在各个方面都一直比他强。肤色黝黑对比他的苍白，身材精瘦对比他的肥胖，性格坚强对比他的懦弱，反应敏捷对比他的迟缓，做事果决对比他的胆怯。此时此刻，坐在那辆商务轿车里，遥望着窗外美国马里兰州的景色，他的思绪回到了与汤布里奇对抗的那场橄榄球决赛，麦克将就此结束他在海利伯雷五年的学习生活。
当比赛结束两支球队走出赛场时，特里一直站在用绳索分隔的通道旁边微笑着。麦克伸出手捋了捋弟弟的头发。
“嗨，我们赢了，兄弟。”麦克说。
后来，当终于要告诉哥哥他确定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时，特里已经紧张得浑身都没了力气。那时候，哥哥麦克是伞兵部队的一名军官，刚结束马岛战争返回英国。他得知消息后，想了一会儿，然后宽容地微笑着，引用电影《热情似火》＇10＇里的一句经典台词宽慰他：“嗯，谁都不是完美的。”
从那个时刻起，特里就开始无限崇拜他的哥哥。
在美国的马里兰州，太阳正在下山。在同一时区的古巴，太阳也在西沉。位于这个岛国东南部的关塔那摩半岛，一个人铺开他的祈祷毯，面朝东方跪了下来，开始祈祷。在囚室外面，一个美国大兵面无表情地注视着他。这一切，警卫以前都见过，见过很多次了，但他接到的指示是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媒体通常把这里称为“吉塔摩”，即关塔那摩湾的简称。那个祈祷的人已经在这里关押了将近五年了。以前被关在X营，现在转至D营，他已经熬过了早期的折磨和痛苦，从没有发出过一声哭喊和尖叫。他已经忍受了对他的肉体和信仰的多次羞辱，从未吭过一声。每当他盯着施暴者时，对方能看出从他的黑胡子上方那双黑眼睛里射出来的满腔仇恨，于是他遭到了更多的殴打。但他从来没有屈服。
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时代，当局鼓励囚犯去检举揭发其他囚犯换取优待，他始终保持沉默，因此没有获得优惠待遇。鉴于这种情况，其他囚犯纷纷告发他以获取特殊待遇，但这些诬告都是凭空捏造的，所以他从不理会，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档案室里满满当当的囚犯资料案卷，是审讯官的工作业绩。里面关于这个人的资料也不少，但几乎都不是他的口供。几年前有一位审讯官曾以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他彬彬有礼地回答了提问。这才勉强有了一份关于他生平的过得去的记录。
但问题依然存在。没有一个审讯官能听懂他的母语，所以审讯时译员必须寸步不离。但译员也有他们自己的日程安排。他们往往能从一些成功的审讯中得到一些好处，因此就对审讯的翻译工作挑挑拣拣。
四年以后，在做祈祷的这个人被认定是不合作的、顽固不化的。二○○四年，他被转移到了海湾对面的E营。这是一座终年与世隔绝的地牢。这里的牢房更小，四周只有白色的墙壁，放风只能在夜间进行。整整一年，那个人没有见过阳光。
没有家人为给他争取自由而四处奔走，没有任何政府打听他的消息，没有任何律师要为他申报上诉。同牢房的囚犯们被他搞得精神错乱，只能被转移出去接受治疗。他还是默默地待着，默诵他的《古兰经》。这一天傍晚，正当他在祈祷时，囚室外面的卫兵换岗了。
“该死的阿拉伯人。”下班的那个卫兵说。
上岗的卫兵摇摇头说：“不是阿拉伯人，他是一个阿富汗人。”
“你怎么看待我们刚才的那个问题，特里？”本·乔利从遐想中回过神来，凝视着坐在商务车后座里的马丁，问道。
“似乎有点棘手，不是吗？”特里·马丁回答，“你留意过我们那两位密探朋友的脸色吗？他们觉得我们只是确认了他们的怀疑，但现在我们就这样离开他们肯定很不满意。”
“可是也没有其他结论了。他们只能自己去发掘这个‘伊斯拉’行动的详情。”
“怎么发掘呢？”马丁问道。
“嗯，我和他们打交道已经很长时间了。自‘六日战争’＇11＇以来，我一直在尽力为他们提供关于中东事务的咨询。他们有许多途径，内部情报来源、投诚的特工、窃听、密码破译和空中侦察，而且电脑能提供很多帮助，过去需要几周时间才能完成的数据交叉核查，现在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了。我猜想他们会调查清楚这件事，并能够阻止它。请别忘了，一九六○年加里·鲍尔斯的侦察机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还有一九六二年我们的U2飞机拍摄到了古巴导弹的照片，自那以后我们已经有了不少的长进。那时候你还没有出生吧？”
他因自己的年长而自负地笑了起来。特里·马丁点点头。
“也许他们在‘基地’组织内部有人。”马丁提示道。
“我很怀疑，”年长的乔利说，“如果在内部高层有人，那么这会儿他早就把‘基地’组织领导层所在的方位报告给我们了，而我们则已经用精确制导炸弹把他们的老窝端掉了。”
“嗯，也许他们会派一个人渗透到‘基地’组织内部，摸清情况后报告回来。”
老人又摇摇头，这一次很坚决。
“算了吧，特里，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个土生土长的阿拉伯人很容易变节，背叛我们。至于一个非阿拉伯人，那就更别提了。我们都知道所有的阿拉伯人都来自庞大复杂的家庭、家族和部落。只要询问一下家庭或家族的情况，这个渗透者就会露馅，就会暴露。”
“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份完美的履历。此外，他还必须看上去像他们，说他们的语言，而且最重要的是能完全混同他们。在祈祷时，只要有一个词发音不准，那些狂热分子马上就能听出来。他们一天祈祷五次，从来没有漏过一个节拍。”
“那倒也是，”马丁说，他知道他的提议已经没有指望了，但他还是沉浸在想象中，“不过可以找一个人学习《古兰经》，并编造出一个无法追查的家庭。”
“算了吧，特里。没有一个西方人可以混迹在阿拉伯人中而不被发现。”
“可我的哥哥就可以。”马丁博士说。这话一出口，他就追悔莫及。还好，没事。乔利博士哼了一声，抛开这个话题，去看窗外华盛顿郊区的景色了。在玻璃隔板前面，驾驶座和副驾驶座上的那两个脑袋都没有动静。马丁宽慰地松了一口气。汽车里的录音话筒应该没有打开。
但是他错了。
根据古兰经委员会的咨询意见仔细撰写的米德堡报告在周六黎明时分就完成了，它扰乱了好几个人的周末度假计划。其中一个是中情局主管行动的副局长马雷克·古米尼。他星期六夜晚在老亚历山大的家中接到通知，让他回自己的办公室报到，不要问为什么。
当他抵达办公室时，这个“为什么”已经摆放在他的书桌上了。这时候的华盛顿，天还没亮，但在远处东方的乔治王子镇，朝霞已经映红了山丘。帕塔克森特河就是从那里的山上流下来，汇入切萨皮克河的。
中央情报局总部简称为“兰利”，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马雷克·古米尼的办公室位于其中一栋巨大的椭圆形大楼的六层，也是最顶层。这栋楼最近被称为“老楼”，以区别于自“九一一”以后正在扩张的中情局“新楼”。
在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中，局长往往是政治上的任命，真正干实事的是两位副局长。行动副局长负责情报的收集；情报副局长主管对情报的核对和分析，把粗糙的信息加工成有意义的描述。
在行动和情报两个部门下面，有反情报处（肃清中情局内部的奸细和叛徒）和反恐处（正变得日益重要，因为中情局的工作重点已经从前苏联转移到与来自中东的新威胁作斗争）。
自从一九四五年冷战开始以来，中情局的副局长一直是苏联问题专家担任，而苏联处和东欧处一直是情报官员发展职业生涯的最吃香的处室。马雷克·古米尼是第一个被任命为副局长的阿拉伯问题专家。作为一名年轻的特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