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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时务的阴谋家--刘邦(实体精校版)-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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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就产生了一个诡异的问题,同样是屠城,而且是刘邦和项羽一起屠城。但屠来屠去,项羽落得个残暴不仁的坏声名,而刘邦却被尊奉为仁慈的长者,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疑心这是修史者的瞎掰,不敢言明刘邦其实也是和项羽一样残暴,并因此得出结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胜利者屠城,就是仁慈厚道,失败者哪怕不屠城,也照样是残暴邪恶。民国大家胡适更认为历史是个小姑娘,谁想在姑娘脸上抹几把谁就来抹,抹得姑娘面目全非。

但实际上,至少在屠城这个问题上,不是这样子的。

想明确这件事情上的分野,就必须要先弄清楚秦汉时代的屠城是怎么回事。

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秦汉之前是春秋战国,春秋是从公元前722年开始,到公元前481年结束,总计是二百四十二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大黄金时代,而后进入战国时代。战国是从公元前480年开始,到公元前221年结束,总计是二百六十年。而我们的主角刘邦,他三十四岁之前,是在战国时代度过的,三十四岁到四十八岁,是在大秦一统时代度过的。四十八岁以后,秦政崩盘,天下大乱,刘邦的人生才终于开始。

我们现在要问的是,春秋和战国,有何区别?为什么历史要这样划分?

史学家听到这个问题,会立即兴奋得两眼放光,马上会写无数本书,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胡言乱语。但实际上,春秋与战国的区别,不过就是社会规则的不同而已。

怎么个不同法?

春秋和战国的区别,最大的不同体现在战争态势上。

春秋之前的战争,不叫战争,叫观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看打架。比如说,商汤灭夏,叫鸣条之战。双方都把兵力集中到鸣条这个地方,大杀一场,商汤打赢了,就夺得天下。而周武王灭商,则是牧野之战,同样是双方将兵力集中在牧野,大战一场,周武王打赢了,于是夺得天下。

仔细想想,就会顿生疑窦,咦,你商汤的主力去了鸣条,我不正好去端你老窝吗?为什么要跟你硬拼?

这么想的,就是战国的战争规则了,春秋时不能这么玩。围魏救赵是战国的游戏规则,如果有谁在春秋年间这么玩,就会被大家鄙视,就没法混了。所以虽说是春秋无义战,但这种无义,是指战争的目的缺乏正义性。但手段上,大家都要讲规矩,不讲规矩就会出局。

但等到了战国,战争规则变了,围魏救赵成为战争的常态。这时候你如果再将兵力集中到鸣条或是牧野,那就犯傻了,人家正好避实就虚,去抄你的后路,端你的老巢。所以战国年代的战争,远比春秋年间更血腥——春秋也不乏不守规矩、悍然攻城的情况,但这种事照例会受到国际公法的谴责。但同样的事情,在战国却具有了合法性。

而秦国能够成为战国时代的赢家,是因为秦国把战争的规则向着极端态势又推进了一步,让战争变得更残酷,更血腥。列国比不过秦国狠辣,所以输惨灭国了。

日本作家学者酒见贤一认为,秦国之所以将战争态势再向残暴推进,有可能是因为墨家的战术最终在秦国落地了。墨家只讲守而不讲攻,而这个守,是极限之防守,意味着要将民众转型为战争零部件。

简单说来就是,春秋时代的战争,百姓虽然饱受兵火荼毒,但战争本身与百姓并无关系。权贵打权贵的,老百姓过自己的日子,捎带旁观。而到了战国,百姓就被强行押到城池之上,充当防守的兵卒。而秦始皇建立郡县制,将百姓关入笼子之后,百姓就彻底丧失了自由,沦为暴君战争的工具。

与人们想象的不同,当刘邦项羽攻城的时候,面对的守城者,并非是城里的守将,而是百姓。

就拿被刘邦项羽联手血屠的城阳来说,当刘邦和项羽打来时,城里的秦军就立即拿来户口本,命令每户百姓出动壮劳力,登上城墙守城,与刘项作战。守军并不与刘项拼打,只是负责监督城里的百姓,如果有哪个百姓不跟刘项开打,守军就杀掉这名百姓的家人。这就是商鞅替秦国政改之后的最大成果,从此百姓沦为人质,为避免家人被处死,只能替暴君攻城略地。

所以,于守城的百姓而言,此城并不为自己所守。秦军在城里,自己就得替秦军守城。倘刘邦项羽攻进城来,自己仍然还得替刘邦项羽守城。谁输谁赢,都跟自己没有半点关系。谁来了,老百姓就得替谁干,户籍管理与居住地的固定,就让老百姓丧失了选择的自由。

所以刘邦和项羽就认为,既然这座城池与你百姓毫无关系,你就没必要非拼老命不可。象征性的,意思意思,能够糊弄过城里的秦兵,别让秦兵杀掉你的家人,就算是交差了。总之你完全没必要跟城外的人拼命。

但是城阳的百姓显然很敬业、很认真,他们既然站在城上,就跟刘邦项羽死磕起来,全然忘了自己跟城外的人无仇,忘了自己跟这座城无关。

百姓太认真,给刘邦项羽造成了较大的杀伤,这完全是没必要的事情。

刘邦和项羽联手血屠城阳,就是为了警诫其他地方的百姓。我来打时,你别太较真,太较真会有麻烦的。

所以,虽然刘邦和项羽都有屠城的记录,但屠城和屠城也有区别。刘邦屠城,是因为城里的百姓对抗太认真、太激烈,这不符合百姓的利益,所以刘邦屠城。而项羽屠城,却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管你较真不较真,先杀光了再说。

刘邦的屠城,是杀其对抗者。而项羽的屠城,则是滥杀无辜。这就是二者的区别。

总之,替暴君干活,千万不要太认真,太认真会死得很难看。


李斯是只大老鼠

正值起义形势一片大好之际,又出了说不明白的糗事。

糗事出在齐国。前者,齐王田儋援魏,被章邯杀掉,只有田荣收拾残部逃回。回来后惊见齐国又有个齐王,是由田角和弟弟田间哥俩立的齐王假。田荣大怒,于是立即攻击新王假,新王假招架不住,就跑到了楚国,而田角和田间兄弟,去援救赵国,听说这事后,就留在赵国不敢回来了。

这时候项梁信心爆棚,他拥有一支最强大的武装,急切需要齐国配合出兵,牵制秦兵,也好让他一举打掉章邯。于是项梁要求田荣出兵,不料田荣却说:“除非楚国杀了齐王假,赵国杀掉田角和田间兄弟,否则我就不出兵。”

楚国不可能杀齐王假,赵国也没理由杀田角田间,结果大家就僵在这里,让章邯趁机休养生息,很快又恢复了战斗力。

节骨眼上,秦二世身边的宦官赵高,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就提了个合理化建议,杀掉李斯如何?

“为什么要杀掉李斯呢?”秦二世问。

“因为李斯谋反呀。”赵高回答。

“你说李斯谋反,有证据没有?”秦二世再问。

“证据这事好办,”赵高充满信心地说,“咱们秦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证据。”

于是赵高下令把李斯抓起来,严刑拷打。

说起秦国的丞相李斯,他乃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老鼠哲学”大师。他是楚国上蔡人——实际上是蔡国的亡民。曾经有一次,他去厕所,发现厕所里的老鼠又瘦又小,见人来了就惊慌失措地逃跑。然后他又去米仓,发现米仓里的老鼠,巨肥巨胖,见到来人也无动于衷。此事让李斯恍然觉醒:你有多大本事,有多少能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处在什么位置上。

同样一只老鼠,落在厕所里,就吃不饱,饿得没个鼠样,还要担惊受怕。落在米仓里,就胡吃海喝,大腹便便。同样一个人,落在利益分配的高点上,就吃喝不尽,尊荣体面。落在底层,就会累死累活,也未必能够吃饱穿暖。

所以李斯发誓要做一只米仓鼠,他选择了秦国这个大米仓,幸福地吃了好多年。事实上,秦灭六国计划,就是由他策划并实际执行的。因为秦始皇亲政后,下令驱逐列国客卿,李斯舍不得离开这个大米仓,就苦心孤诣,经营盘算,以灭六国计划为代价,要求继续在秦国吃。

而且李斯这个人,是出了名的嫉贤妒能。他早年和韩非同时受业于荀子门下,算是同门师兄弟。荀子是著名的性恶论大师,认为人性本恶。李斯和韩非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学说,双双成为法家刑民思想的领军人物。但诡异的是,荀子的两名弟子虽然是法家,但荀子本人,却坚持认为自己是儒家,是地地道道的孔子的传人,视孟子为蔑如也。

现在李斯要退场了,趁这机会简单介绍一下儒法两家的思想:

不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其思想的源头,都来自孔子。但孔子却非常狡猾,拒绝在人性上正面表态。这就导致了战国时代荀子与孟子之间的两军对峙。孟子是人性本善派,认为人类的本性是趋善的,是有自我尊严的,是积极、向上的。而荀子则是人性本恶派,认为人类的天性是邪恶的,是消极、落后而无耻的。

于是从孟子的性本善论,走出了后世儒家思想的脉系。该学术流派认为,人性是正面的、光明的、趋善的,所以统治者应当以仁治天下。

而从荀子的性本恶论,走出了以李斯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刑民思想派系。该学术流派认为,人性是负面的、黑暗的、邪恶的,所以统治者不必跟老百姓客气,尽管以严刑酷法修理老百姓就是了。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是穿着儒家的衣服,打着儒家的旗号,却是法家的信徒,干着法家的勾当。后世的史学家脑壳进水,看到儒家的衣服旗号,就狂批儒家,把法家的脏事一股脑地扣到了儒家的头上。但实际上,自从中央集权体制发明以来,儒家的思想从未在中国实行过,也不可能实行。实行了还怎么集权?

所以,从秦王嬴政时起,统治者就对法家的人力资源充满了渴望,所谓人才难求是也。盖因要让一个学者对百姓充满仇恨,无端帮助统治者出损招祸害百姓,这与学者的良知形成对冲,是违背基本人性的事。所以历史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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